国内思想周报｜中国缺乏科学传统么？

中国缺乏科学传统么？

饶毅

1月8日，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隔11年后再次出现空缺。日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在《知识分子》公众号发布了“中国未来与科学隐患”一文，从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中国科学发展历史很短、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四方面阐述了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劣势和面临的挑战，引起广泛关注。

饶毅指出，由于过去智慧主要用于人文领域，中国古代科学传统薄弱，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中华文化在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自然的好奇上存在的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科学技术，也会对社会产生影响。

他接着梳理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认为科学在中国的历程仅100多年，而人们有共识地稳定发展科学不过是最近十几年。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引进科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理科教育引进中国。1949年以前科研条件差、规模小，西南联大和北平协和医学院取得的突出成就在当时是特例。1949年到2000年左右的50年间，由于做官发财的路子行不通，这一时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或许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情况的限制，科研尤其是非军事领域的科研在经费上受到局限，这一年代重要的科研成果有两弹一星、胰岛素研究、袁隆平杂交水稻、屠呦呦参加的青蒿素研究等。

经费的增加一直到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联合清华大学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985”计划和同期中科院提出的“知识创新计划”才得以实现，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2003年以后人们才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

饶毅进一步指出，在科研经费充裕的今天，自然科学能否快速、长期、稳定地发展还受到华人群体中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潮的制约。1950年到2000年间很多人对于科学技术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出于实用主义，因为当时升官发财的通道被堵塞，而现在这些通道重新打开，科学技术人才就越来越少。

文章最后总结道，从世界历史上来看，大国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而中国科学技术在现阶段主要停留在山寨国外成果的程度，原创性的、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按目前的趋势中国的前途存在很大隐患，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使得科学技术能够正面影响中国未来，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何看待儒家传统：“道德中国”还是“专制中国”？

上周，《学术月刊》公众号发布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汪行福“‘道德中国’还是‘专制中国’——对传统中国的黑格尔式反思”一文，为理解当前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热”提供了一种值得深思的角度。

从中国在16-18世纪早期被西方先哲视为“道德中国”到18世纪后被西方主流视为“专制国家”再到20世纪末新一轮“中国热”中的“文明国家”论，中国在西方视野中的形象不断变化。

文章指出，第一波中西文化交流始于明清之际。明末来华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将传教与文化传播相结合，一方面开启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运动，另一方面将儒家和其他流派的文化典籍译介到西方，在西方带来了“中国热”，一时间拜尔、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和魁奈等西方哲学家都对儒家传统下的中国推崇备至。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认为“在大地上，中国人的道德和政治最为杰出”，认为孔子和儒家“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

然而18世纪末开始，西方舆论发生转向。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属于专制国家，证明其道德并非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优越；德国的赫尔德也提出“僵化中国论”，认为儒家道德学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到了黑格尔的时代，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已经从理性国家变成了愚昧国家。

作者指出，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缺少把信仰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自然世界进行区分的能力，因而也无法在信仰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做出区分，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别在于东方缺乏个体性的自由意识。黑格尔认为孔子是智者而非思辨哲学家，《论语》中的道德只是常识。而中国传统国家之所以是专制政体，是由于“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即皇帝）。黑格尔认为国家是自由的伦理共同体，而不是中国的家庭式自然共同体。中国人同时属于家庭和国家，但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不是放大的家庭，不要求人们放弃主观自由和个性，混淆家庭原则和国家原则就会走向家长式专制主义。基于上述理由，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形象是由迷信自然宗教、沉溺习俗道德、崇拜专制君主和自我压抑的犬儒文化构成的。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崛起背景下，“文明国家论”的风行依赖的是成王败寇的成功逻辑，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性的，不具备黑格尔所强调的“思想的普遍性”。尽管黑格尔对中国的具体评论充满着太多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没有看到儒家道德中包含着许多普遍的合理因素，但对中国传统的基本判断需要以黑格尔的古今原则为前提。黑格尔的《法哲学》是讨论中国传统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系，他坚信随着个人主观自由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原则，个人能够反思地对待自己所处的社会时，古代国家必须被现代国家所代替。

作者进一步指出，孔子和儒家学说为那个时代提供了高水平的道德思考，但把儒家的仁学等同于现代的普遍主义伦理，还为时过早。由于儒家没有把人理解为主体，把主体理解为自由的存在，也就没有在道德和法律上确立起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性。无论是主张儒家思想是一种现代性计划的观点，还是把礼治国视为与法治国同等有效的主张，都违背了“古今差异”这一根本的现代性思想原则。

黑格尔对理性国家的理解依赖了现代社会的经验前提，不能以之苛求中国古人。但作为当代人，必须认识到现代国家必须以个人的自由和政治集体的自我决定的实现为最高目的，从这个前提下来考察儒家和传统中国智慧，从而对其真正地扬弃。

快播该不该获得掌声？

上周最大舆论事件当属快播案。1月7日，北京海淀法院公开审理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及其CEO王欣等4名高管被控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庭审中，辩护律师针锋相对的辩词吸引了无数目光，还被编成段子在网上传播，网民中支持辩方的占了绝对优势。

有趣的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1月9日分别发表了相关评论文章，观点却有些微妙的不同：

人民日报评论题为《快播的辩词再精彩，也不配赢得掌声》，称“我们都应该尊重快播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过有句话也应该明白：违法不违法，不看谁更伶牙俐齿，快播的辩护不配赢得掌声”。

新华社文章题为《无论快播是否有罪 都要对“狡辩的权利”报以掌声》，文中指出正方和反方同样值得尊重，“就算快播有罪，也不能剥夺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就算你相信快播有罪，也要为这个团队精彩的辩词报以掌声。”

关于快播是否有罪、技术是否中立的讨论也层出不穷。快播公司使用P2P网络即时流播放技术，使得每个终端用户的电脑通过互联网连接到其他终端用户， 让每个用户都成为一个节点，使很多的影视站不用很多的服务器和带宽就能保证用户的正常使用。

共 识网1月8日发布的署名为“托马斯骆”的“‘快播’案是14年前黄色光碟案的升级版？”一文认为，从法理上，“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若要成立，则需犯罪嫌 疑人主观上知晓具体的犯罪行为，并积极追求该犯罪结果的发生；而且牟利的方式直接关联于淫秽物品。但事实上，快播公司、王欣本人和他的团队，都无法判定每 一次具体的“犯罪行为”是否会发生，更没法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从盈利模式上，快播主要靠广告、引擎和会员费，这些盈利模式都没法与某一段具体的“不 良视频”联系起来。

与之相反，微信公号“长安剑”1月9日发文称，“法、检再表现不佳，也不意味着王欣无罪。”文章认为律师从其他网站同样涉黄 以及技术平台无罪两方面做出的“无罪辩护”皆无效。长安剑认为，我国《刑法》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规定的司法解释中的关键词是“明知”，而全世界都 知道快播公司高速发展的原因，作为公司CEO不可能不知道。他进一步指出互联网最大的误区就是认为互联网站只是技术平台，这成为一些互联网运营者放弃管理责任、甚至抵抗监管的借口和盾牌，而“谁经营，谁负责”，这应该是中国互联网的常识和规矩。

庭审中爆出的“乐视举报”的消息也成为争议焦点，破土 网9日整理发布的“为什么快播得到了大众的支持？”一文则主要从版权竞赛的角度对快播案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在版权竞赛中，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技术 的背后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和权力关系”，看似自由的互联网生活也越来越多的被少数资本巨鳄把控，快播成了版权所有者斗争之下的炮灰。而在版权制度 十分严格的国家，盗版支持者们甚至形成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2006年5月31日瑞典警方对盗版网站“海盗湾”的突袭引发了千人示威游行，还创造了一个名为“盗版党”的瑞典政党。各国盗版党们还联合成立了盗版国际，认为“如美国电影协会及美国唱片工业协会一类的组织动辄控告他人，又不准许他人使用 P2P，更经常呼吁别人捐钱赞助反盗版行为，其实是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择手段，甚至是科技进步及个人自由的最大阻碍”。

1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发言人姜军就“快播”案发表谈话称，“任何在网上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网站、提供淫秽色情信息服务者，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人民日报再 度发文表示，“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人类文明史一再从正反两面说明这一点。技术进步若要真正成为‘福利’，离不开规则和法律的守护，而法律也在不断的挑战 与回应中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