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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惜分自述：我反对那些把我称为泰斗的人，我只是一个探索者
【编者按】
1月9日凌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喻国明在其认证的新浪微博发布消息称：“新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的奠基者、我敬爱的导师甘惜分教授于昨天（1月8日）晚上22:55分驾鹤西去……仅仅8天前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今天却天人两隔，哀恸之情无以言表！！！愿甘老在天堂安好……”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通过多个信源证实了这一消息。
甘惜分，男，生于1916年，四川邻水人。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
2015年是甘惜分先生的百岁寿辰。当年4月上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甘惜分先生新闻思想研讨会暨百岁寿辰庆典”，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回顾甘惜分先生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与新闻教育生涯。
2009年12月，应校史研究室之约，甘惜分完成了《甘惜分自述》一文，回顾了他投奔革命及从事新闻实务工作和新闻教育工作的不凡历程与体会。以下为《甘惜分自述》全文：
投奔延安，跨对人生第一步
抗日战争前，我并不知道我们那个县的地下党全部被破坏了，我只能依靠从上海邮寄来的进步书报中学点东西，我的思想变化与上海的进步书刊有很大关系。我当教员的工资大部分都汇到上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出版社邮购书刊了。我还利用五哥在县民众教育馆当管理员的机会，多方订阅上海进步书刊。我团结了一些进步小青年，成立秘密读书会，并以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为联络点，开展我们的活动。我读了很多上海出版的、以邹韬奋为首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作家办的报纸书刊，成立了秘密读书会，我出书，大家传阅，然后交流。读书会培养了好多革命同志，这帮年轻人后来起作用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回到邻水，中共邻水县委党史研究室告诉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邻水县的党组织全部破坏，长期无党的组织，1938年我赴延安后，我那个宣传队（读书会）中的青年欧汝钦在成都入了党，省委派他回邻水建立了中共邻水县委。后来欧汝钦被敌特杀害。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许建业就是邻水青年。现在邻水县委资料中写道：甘惜分同志那几年在邻水县的革命活动为后来中共建立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
我还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我表哥熊寿祺，他是一个大人物，在大革命时期便到武汉参加革命，跟着毛泽东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以士兵委员代表的身份参加红四军前委，很得毛主席的信任。1929年他奉命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回苏区时联系线断了，回不去了，就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上学，后来又到日本留学。他在上海、日本的时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他是老革命啊！他经常给我写信，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让我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看人看事。他寄来上海新出版的 《辩证唯物论教程》让我细读。他有一次回邻水时问我：“你想到江西苏区吗？我可以写介绍信给你，我的朋友很多，林彪、陈毅、陈士榘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怕搞不好把你当作奸细，就不好了，还是过些时再说吧。”另外一个朋友是熊复，我俩一起去的延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当过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他中学比我高两届，对我帮助很大。他初中毕业后去上海、成都考大学，眼界比我宽得多，我俩就开始经常通信，痛快淋漓地评论天下事。这些通信都写得很长，使我开阔了眼界，也锻炼了写作水平。
接近共产党，接近进步思想，一个是我自己学习，一个是朋友帮助，我那时思想发生了大变化。1935年，我不在小学教书了，到成都去接受度量衡方面的培训。在那里，我碰到了熊复，那段日子里，我俩经常到成都祠堂街一带的书店里看书。这里的书店卖的大都是上海的进步出版物，正合我们需要。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形势风云突变，华北国土之内竟容不下一张书桌，是可忍孰不可忍。北平学生首先游行示威，立即波及全国。我在成都，正碰上“一二·九”运动，我和熊复都参加了。每次回来，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思想不断提高：家国亡矣！非革命不可！
抗战爆发后，我们的秘密读书会也公开了，改叫抗日移动宣传队。我们就到邻水县城和乡镇上去演出抗日的戏剧，到处贴宣传画。一天，我突然收到熊复写来的一封信，信很简单：“接信后速来我家，同赴延安。”哎哟，当时真是高兴得要死！当时，我手下几十个青年正在外地演出，我怎么能单人独马弃他们而远走高飞啊？但是错过这个时机，我何时才能到达朝思暮想的延安呢？想来想去，走！给我那些战友们留下一封信，说明我内心的痛苦，只能暂别了，待革命胜利后再相见。
我的出走，除了五哥，我的家人谁都不知道。我五哥思想比较进步，也支持我。我大哥把我培养到20岁，他看到我心眼好，没有坏习惯，很用功，想让我光宗耀祖，好好在家里接他的担子。他曾经要我参加国民党，被我拒绝了。他不让我走，可我的思想哪里在邻水？在全国、全世界。我满脑子想的全是革命的大问题。我那时已经是一个革命青年啦！所以我对我的家庭算是叛逃了！我走后，县长发出了通缉令。
第二天清晨，只有我五哥和另一位早年因病脱党的老朋友在西城门相送。当天傍晚，到熊复家中，他高兴之至，带我去和他父亲见面，他父亲支持他。次日赴重庆，途中宿一小店，我俩同睡一床，他告诉我，他入党了，我很为他高兴。在成都，我们去延安要报告四川省委审查批准，所以在成都等了几个月。后来经川陕公路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们用卡车送我们去延安。三天后，1938年2月26日才到延安，这个日子我记得十分确切。多年之后，熊复问我：你怎么把这个日子记得这么准？我说到延安之日，正是1937年2月26日日本军阀政变一周年、近卫内阁上台侵华之日。可见我当时对时局多么关心。这一年，我不到21岁。
到延安以后，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政治教员训练班。不久，这个班转到中央马列学院，我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啃《资本论》。延安只有农业，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工人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哪里能读懂《资本论》？但在马列学院能听到别处无法听到的讲演，如毛泽东、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人的精彩讲话。中央马列学院与中央党校是两个并立的高级党校，专门培养理论干部，我在那里学了一年。我在家乡时读过一些党外进步理论书刊，那是二手货，到延安后读到马列经典著作译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于是潜心研读，收获不少。到延安没几个月我就入党了，介绍人是我们抗大队长尚耀武和区队长陈秉德。我从不忘记入党介绍人。
1939年夏，党中央决定把抗日军政大学和其他多所学校一律移往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减轻延安的米粮负担。我原是抗大来的，所以命令我回到抗大去担任政治教员。我们由抗大校长罗瑞卿率领渡黄河、过山西，到达了河北西部的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彭真领导）。这时正逢贺龙将军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从冀中平原率部来到晋察冀边区休整待命，日寇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跟踪追来，被贺龙的一二〇师包围于陈庄并歼灭之。战后，贺龙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干部大都是长征过来的，有战斗经验而不懂马列理论，经验不能提高到理论。请你们帮忙给我们派两个政治教员，好不好？”罗瑞卿一口答应，派出两个青年教员支援，其中一个就是我，另一个是文山。这是我人生历史上一大转折。
一二〇师司令部在一个小村会口。一进门，一二〇师几位最高领导人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都出来迎接，我们受宠若惊，连忙敬礼，自称我们太年轻，政治水平不高，到延安初学，恐不堪重任。当时关政委说：“我们的干部都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但缺乏理论修养，这是我们的最大弱点。请你们来，是把你们在延安学习的理论和我们的中国革命经验相结合，提高我军的政治水平。”他具体强调：“要把你们在延安学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第四章第二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讲具体一些，使我们的干部懂得马列主义原理。”关政委到底是政治委员，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党中央任职，后被派到湘鄂西与贺龙合作。他小个子、小胡子，我们对他十分敬畏。报到后说干就干，一批团以上干部到师部报到，立即开课。这个班称为高级干部研究班，三个月一期，一共讲了三期。文山同志讲辩证唯物论、讲哲学，我讲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是讲人类社会发展史，从原始社会怎样一步一步向奴隶制社会、封建专制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化，将来又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写了一小节，我要把它讲授几个月，所以要搜集很多资料，花费很多心血来充实。这本书现在看来有很多错误，但那时无人指出。
接着，阎锡山制造了抗战以来首次反共高潮。这时中央急电，命令一二〇师火速赶回晋西北。于是我军日夜兼程，从河北赶回晋西北。我记得我们到达山西岚县之日，正是1940年大年初一，白雪盖满大地。从此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安家，这一地区称为“晋绥地区”。我在山西待了10年，到山西时刚24岁，30多岁在全国解放以后才离开山西，我把全部青春都献给了山西。
在行军之中分散了的高干班在兴县重新集合，并在兴县开课。这个班学员主要有廖汉生、杨秀山等人。三个月毕业后，又办第二期，主要学员有余秋里等人。再办第三期，已是1941年。我差不多认识了一二〇师所有团以上的高级干部。他们毕业后，我去他们部队做客，他们还大写标语欢迎。
1941年后，一二〇师高干班停办了，中共晋西地方党委开办党校，校长是林枫，他顺手向贺、关首长要教员，组织上又把我们派去晋西党校，学员都是县级以上，我给他们讲授马列思想和党史。晋西党校的两期学员毕业后，晋绥军区（即原一二〇师）调我回到军区政治部，在政策研究室做研究员。
1942年，我奉命配合从延安中央来的张闻天同志在兴县农村调查，我在另一处也学习作了半年多的农村调查，并写了一本10多万字的农村调查报告，并就农村阶级关系变化作了分析。日本投降以后，新华社需要我，就调动到新华社的绥蒙总分社做记者。
1949年南下，到重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工作，担任采编部主任，报道了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对集中营进行大屠杀以及成渝铁路从开工到通车的全过程。
1954年，我又从重庆调到北京，在新华社听候分配；9月，中宣部下令让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讲新闻理论。1958年，北京大学的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们也合并过来了。我一到北京大学就是副教授，那时我已经38了，到人大时42岁。从那以后就再没动窝了，一直就在人大，现在快50年了。开始是副教授，后来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是离休干部，离休证上写的1994年，其实我是1998年才离休的，因为那年教完最后一个博士生，我才正式下来，那时候我已经82岁了，我总共带了10个博士，他们现在大多成了知名人物。
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我不是那种解放军打到家门口了才参加革命去的。四川是国民党统治区，那么远，我和熊复一起千里迢迢跑到延安了。这步跨得非常大，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如果我不到延安，就在邻水县或四川，会怎么样呢？如果按我大哥的想法，培养我在地方当一个小官，就是当个县长又能怎么样？我当时那个眼光，对县长都看不上。我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那些人、那个社会，都非常腐败，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啊？所以我把这一步跨出来了，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而且最后当了全国两个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这步跨得很大也很正确。所以好多人都奇怪，从那么一个小地方、穷乡僻壤到了北京——全国的首都，一个初中学生怎么能当名牌大学的教授，而且到现在精神依然不衰？这里就包括了一生的艰苦奋斗。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艰苦自学，才能有成。
涉足新闻实务实际工作曾亲手编发刘胡兰烈士事迹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晋绥地区的战斗部队开到了前方，我们坚守后方机关。因为我在高级干部研究班当过教员，高级干部我都认识。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张平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过中宣部副部长，后来当过湖南省委书记）比较了解我，他让我给政治部和司令部的干部讲当时的形势。于是他把干部集中起来，在村前的树林里作了两次政治报告。大家都说讲得真不错。紧接着派给我一件新工作：每天向中央报告军情。张平化说：“新华社每天都找我们。内战开始了，把晋绥地区军情报告中央，你来干这个工作。”我就从政治部调到司令部去了。军区参谋长陈漫远每天同我看前线的电报，看墙上的大地图，陈漫远（解放后当过广西自治区的第一书记）拿个小旗在地图上摆来摆去。我把电报一看，地图一看，然后写下来，派人送到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去，由总分社转发新华总社。这是我同新华社接触的开始。
此后，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司令部和政治部主要领导都去了前线，认为我在后方机关已无大的作用，让我赶快上绥蒙前线当前线记者。1946年1月，我到达平绥铁路，正逢我军进攻包头不克，全线撤退，与傅作义军相持于平绥铁路。那时国共谈判有执行组，在大同也派了一个执行小组。这年5月，我就跟我们军代表——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一块儿到了大同。那时我的名义是新华社记者。我在大同待了几天，进去就满街逛，观察大同市内动向。执行小组的代表我认识，是我的老学生王赤军同志，抗日时期是团长。我对他说我现在到了大同满街观察，还到了春柳社。他说：“哎哟，那是个特务机关，他们没把你抓起来还不错呢。你怎么乱跑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可以利用名义到处观察。”后来我被阎军特务发现，强制押送我出境。回到丰镇（我军后方），我写了几篇短通讯：《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阎军虐待我战俘作苦役》。我是敌人首次发现的新华社记者。不久之后《晋察冀日报》记者仓夷也是未经事先准许闯入大同，被敌特设计杀害了。我不得不感叹：我好险！我差点成为被敌人暗杀的新华社记者。
当时，中共绥蒙区党委要创办一份《绥蒙日报》，就向军方交涉调我去《绥蒙日报》工作。军方同意，我正式转了我的组织关系。此时《绥蒙日报》筹备正紧，我是创始人之一。我们领导说：“你字写得不错”，就让我写了《绥蒙日报》的报头。写报头不应当由我写，应当由党委书记来写，我推托不过就写了。
1947年新华社调我回到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担任领导。我从新闻外行很快成为内行，关键在于每日钻研，每日总结，我这个人就是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事实上，当记者是我很久远的一个愿望。以邹韬奋为首的进步报刊过去给了我很大鼓舞，我就想做邹韬奋式的人物，当个新闻记者。但是没有办法，在延安不可能，那时我太小。现在有希望了。
当时，新华社晋绥总分社与《晋绥日报》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我们是同命运的。《晋绥日报》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按党章规定：党报必须严格服从党的领导，党委的政治路线对了，报纸的办报路线会正确；党委路线错了，报纸的路线也必然跟着错。执行办报者是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头脑清醒者不多，做到独立思考很难。这时正处于土地改革高潮，头脑发热也是势所必然，《晋绥日报》每日宣传“贫雇农路线”（实际上抛弃了中农）、“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也是排斥中农），对地主已变化阶级成分的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约半年之内，晋绥城乡路断人稀，喊杀震天。我在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工作，总分社的任务是每天把晋绥地区的要闻报到总社，总社再转发全国。把错误路线大为张扬，报纸有错，总分社也有错。此时，新华社还发表了表扬《晋绥日报》的两篇社论，更为错误路线添薪加火。最后还是毛主席在黄河西岸发现了晋绥地区的严重错误，写了一系列指示，才把狂风煞住。他在1948年3月底离开陕北前往河北西柏坡，路经晋绥，谈了两次话，对新闻记者正式讲了一次，把纠正错误也算作一种成绩，这是保护干部的一种新方法。
刘胡兰烈士的事迹也是经我手编发的，前方记者来稿，我删繁就简，发往总社，经毛主席题字，全国大为震动。中共一个小姑娘竟如此英雄！难怪中国共产党打不垮。
1949年，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我们齐集山西临汾待命，准备解放大西北。但中央忽然来电，要从晋绥抽调几十个财经和新闻工作方面的干部前往湖南常德去中共中央西南局报到。我们立即从临汾出发，辗转到了常德，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11月30日解放重庆，晋绥总分社十来个人前往接管原中央社总社，国民党旧人员人去楼空，我们挂起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牌子办公。我担任采编部的主任，一直到1954年离开西南总分社。我报道了蒋介石逃离重庆时下令 屠杀全体政治犯数百人，其中包括杨虎城将军之惨死；还报道了成渝铁路从动工到通车的全过程。几年后我又补写了《会议桌前的邓小平》一文，受到赞扬。当时邓小平为西南局书记，兼财委书记，我作为西南总分社负责人每周前往列席财委会议。他主持会议，先沉默而后发话，果断刚毅，快刀斩乱麻，令人敬佩不已。
初教于北大后随系并至人大从事新闻教育
1954年，我和妻子文家荣带着两个孩子一同调到北京。文家荣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溃退前的大逮捕、大屠杀中险些遭难。
我到北京后，从4月到9月，半年没分配工作。在此闲睱，我写了一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册子交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9月1日，我持中宣部介绍信到北京大学报到。我为何到北大？因为在1952年中国高等院系调整中，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合并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燕京大学原系美国创办，教师和教材均是燕大遗留，北大要求中宣部派来具有党报工作经验的教师。新华社老干部很多，可以派人去。从长远来看，我很感谢新华社这次任用。我这人一生只好读书，不会当官。当时还打算派我去科学院，我说我不懂自然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去了一定不善于团结人，搞不好。人贵有自知之明，结果就到了 北大。从那时起到现在，55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
一进北大校门要填张表，我一直如实填写学历“初中”。让我填表的同志奇怪，怎么初中学生来当大学教授？他说：“你的最高学历是什么？”我说：“延安马列学院。”他高兴了，这是块金字招牌，从那里出来的是好样的。就这样，我踏上了北大的讲坛。我想，我教过八路军高级干部，还怕年轻学生吗？不过我接受的任务是讲授新闻理论，这是新闻系的核心课程，对我是个新问题。
当时没有教材，苏联也没有，苏联高级党校有个薄薄的小册子：《苏维埃新闻的理论和实践》，打开一看，全是讲俄国和苏联各时期报刊的历史，到了最后一页，才讲到苏联报纸的几大原则：党性、思想性、战斗性、真实性、群众性。这五个“性”，也比较合乎我党的办报思想，但也并不完全相同。我翻阅了马恩著作中关于报刊的作用和性质的片断论述，虽是片断，却很中肯。我就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再以党多年办报思想的指示为导向，以我在新华社的十年经验为材料，不断摸索，不断前进，开始了我的新闻理论教学。
很快，“反右派”运动开始，“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我在这次斗争中基本偏左，但我没有发言。我说我对党有意见，应当在党内讲，其实这时我还没有恢复党籍（1943年我因一次事故停了党籍，因战争情况，恢复党籍还待调查），但我严守党纪，仍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学生们认为我讲课全是马列主义。
那几年政治运动不断，“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批右倾思想。这时北大新闻专业的几个老革命干部，包括专业主任、总支书记和我都力求把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是党中央直接办的大学，政治性强，新闻学又是政治性很强的学科，人大新闻系初办，人手也不足。我们认为，两校新闻系合并后，力量必可大大加强。教育部批准了这个建议，北大新闻专业就合并到了人大新闻系。
在“教学检查”中与极左思潮大冲突
1960年，全国都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也在反“右倾”，新闻系也不例外，就是要清查我们国内新闻界，尤其是学术界的“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那时首先挨批的是领导。新闻系的几个领导罗列、孙觉、汪溪，还有几个党员都挨批了，到农村劳动去了，系里还剩鲁西良等几个领导。那时参加运动的人都是年轻的教师和刚毕业的学生，也有老教师。他们都很积极地清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有没有“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就把教师的讲义、讲稿、文章、书一一清查。他们做摘要，清出了800多条。这些老同志都走了，结果我就成了众矢之的。他们开始没有批判我个人，而是批判一些所谓右倾思想。我听后发现，这些青年师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右倾言论，而是以极左思潮来批判正确言论或批判并不错误的言论。我白天开会，晚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第二天作长篇发言反驳，说：你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我把他们的言论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把他们的言论和马克思主义相比较，我说：“你们是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你们就是那种人。”这一下就把大家惹火了，结果我就引火烧身。人家说全国都在反右，甘某人一个人反“左”。非党人士反起“左”来了，像话吗？所以火力集中，非把我打倒不可。我真理在手，无所畏惧，尽管我这时尚未恢复党籍，我想这是学术批判，与党籍无关，就一直坚持到底。直到1961年春天，我看到形势有点变化，就给中央写信，请派一个工作组到中国人民大学来查他们是怎么批判修正主义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着工作组十几个人，查了三四个月，个别谈话、开会。找我单独谈了几次，我就把我的意见全部说了。后来中央说，甘惜分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样党就把我解放了，特别是在我还没有党籍的时候。据说我的报告上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全国十大“左”倾案件之一，不知确否。
“文革”十年，我再次被打倒，竟没有一张大字报为1960年我批极左思潮翻案。那些造反派为什么不向我发起反攻呢？何况中宣部也成了阎王殿，这种安静只有他们心中明白。
这一段也是我一生当中的一大光荣。那样的全国大风浪，敢顶，还顶住了，我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我是个打不倒的老家伙，我没有东倒西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对这件事，好多人说：“老甘啊，你真是大胆啊。”这没胆量是不行的。那时候如搞得不好，自己可能就到监狱去了。是的，我之所以有这么大胆量，是因为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一定要实现的，人类发展的历史道路，将来必然最后要到达共产主义。这些是基本思想、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我坚信。在延安的时候，我20岁刚过，就树立了这个观点。我坚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虽然我暂时没有党籍，但我还是以共产主义者自居。我给学生上课，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非党员，多少年以后才知道，他们说：“甘老师，我们听你讲课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从来不知道你是非党员。”
“文革”后独自担纲完成《新闻理论基础》
我在“文革”中，虽未家败人亡，却也妻离子散，一家五口，分散到四省市，只是没有挨打，可见人心还在。我们天天扫地、扫厕所、打石头，干重活。当时，我50多岁了，已属老年，却是老年中干活最多的。日子久了，我实在想当一个石匠，当体力劳动者，不当“臭老九”。可是积习难改，还是最爱读书。我在“五七”干校时，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中国历史名著，大开眼界。我读书有四个目的，重在“国家兴亡，民族盛衰，思潮起伏，英雄成败”，越看眼睛越亮，越尊敬周总理。周恩来一生无私，人格高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革”十年，我从50岁到60岁，精力浪费了十年，但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少不了这十年。从“四人帮”及其党羽被粉碎之后，我在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三号的住宅内经常高朋满座。十年不见，生死茫茫，今日欢聚，快如何之！加上我的老伴文家荣烧得一手好菜，大家说“甘家的饭好吃”，真是高朋满座。
自从1945年解放战争开始，我进入新闻界，并迅速由外行转为内行；后来慢慢地由新闻第一线（记者、编辑）转为第二线（新闻教育与科研），最后再由新闻科研转为“无业游民”：其中“牛棚”四年，干校三年，1973—1978年曾一度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五年，在“四人帮”严格控制之下，无所事事，幸未堕入“梁效”之列。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又担任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
至1980年，一个新任务摆在我面前。学校为庆祝建校三十周年，要求每个系写一本书，但时间很紧，从4月开始至7月交稿，仅四个月。我们理论教研室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谁当此责。我当时是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考虑有几个人在上课，而且我不愿意与人合作写书，因为几个人合作写书，观点、文风都不一样，讨论大纲恐怕一年未必能成，所以我说我自己写，保证四个月完成，立下军令状。1960年那次所谓学术批判，我是众矢之的。现在我自告奋勇，勇挑重担，教研室内有人未必服气，但他们不敢站出来，只有我站出来担纲。这年4月，我64周岁，可谓老将出征。
我之所以敢于承担这一重任，是心中有数。我是延安马列学院出来的，受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训练，有20年新闻实践锻炼，其他人都没有这些条件。再加上从1960年那次论战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新闻学的根本问题，从未停止。即使在农村劳动中，凡与新闻问题有关的问题，我都在思索。我常说我之所以比较长寿，是由于我只想大事，不想小事，我的事业就是我的大事。我有约100个笔记本，记下看到的、想到的事物和思想，以便随时运用。我这人很笨，记性也不好，只有笨鸟先飞，下些笨功夫。从1954年到1980年，这26年中大多在政治运动中瞎折腾。人一生有几个26年！到了老年才进入角色，悔之晚矣！但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我必须站出来！
1980年上半年我全力写《新闻理论基础》。这是大学新闻学理论的入门书。我翻了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闻学书籍，大多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或抄自外国，我弃之未用。我要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教科书，必须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利用中国新闻界实际经验。我平时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学的论述。他们虽没有留下新闻学专著，但留下了大量关于报刊作用和报刊言论争论的文章和书信，这些代表他们的新闻思想的片言只语是何等宝贵，我要把这些理论与实践组织在我的书中。这本书中我特别注意对“四人帮”的报刊思想路线的痛切批判。我指出，“四人帮”把封建专制主义当作了社会主义而大加吹捧；把个人崇拜吹上天，而把所有比封建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思潮贬入地狱，为“四人帮”这帮政治野心家登上皇帝宝座制造舆论。我把报刊与人民的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人民是党的母亲，没有母亲，哪有共产党。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真是至理名言。我曾说过：“我们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我们可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我们到底给了人民什么？”我们在延安住了12年，我们进大城市以后，到底有几位领导人回延安看过？周恩来总理去了三次，其实抗战八年，周总理大多数时候不在延安，而在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现在延安还是老样子，我们心里不难过？我们的报刊有多少反映人民生活和人民思想的报道和文章？办好一张真正为人民的报纸，是我“文革”之后所有论文的核心。一直到2007年我编辑《甘惜分自选集》，写了一篇《这个老头何所思》，那是我90岁之作，都在为这个核心思想呐喊。
此外，我在《新闻理论基础》这本书中，反对报纸上很多问题不说真话，只讲假话，粉饰太平，带坏作风。我写过一副对联：“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我借这本书表达了我的许多新闻观点，这都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能想到的。
这本书我不是很满意，因为太仓促了，但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还没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来写新闻理论的书，这是第一本。所以尽管它不能说是很好，但起了很大作用，它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新闻现象，提出了过去没人提过的问题，冲破了旧式新闻学的俗套，开拓了一片新天地。这本书开始只是内部参考，印了7000本，结果拿出去之后，一下子就轰动了，重印了好几次，印了20万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此书出版之后，我又写了《新闻学原理纲要》，往前进了一步，但我仍不太满意。可以说，我从来不认为我的任何一本书是令我满意的，从不知足。我反对那些把我称为“泰斗”的人，我只是一个执著的新闻规律的探索者。
我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的其他贡献
我个人势单力薄，对粉碎“四人帮”不可能出大力。鉴于党内几十年来内部斗争的尖锐，我曾想研究党史，也看过一些材料，写过很少文章，但终于发现自己长期无党籍，看不了党史档案，我只能放弃这一愿望，还是老实一点，钻进我的新闻学去吧，到那里去发挥自己所长。从后果看，这个选择还是对的。我的这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初试锋芒之作，立刻引起了各地领导人的注意，当时正值全国新闻界评定新闻工作者的职称，必须经过考试。中央宣传部指定，新闻理论考试全国都以我的 《新闻理论基础》为基础，各省先后请我去作报告和讲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此书组织了讨论会。如果说1960年我在全国反右倾之浪潮中大反极左思潮，打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炮，那么1980年我写出《新闻理论基础》，放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第二炮。《人民日报》曾报道：甘惜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的第一人。
在此以后，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生童兵毕业，导师就是我。这也是中国新闻界的大事，大报都发表了消息。以后我又连续培养了10个博士生，现在他们都成为我国新闻界年青一代领军人物，如童兵、喻国明、刘建民、刘燕南等等。许多人问我有何秘诀，我回答八个字：博览群书，独立思考。
同一时期，我带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舆论研究所。舆论研究的抽样调查是世界潮流，是了解世界民情的最科学的方式，以前毛泽东倡导的那种几个人座谈是一种方式，但范围太小了，只能了解局部情况。当前全世界实行无记名投票，向各界人士散发同一表格，被问情况在表上表示为程度或态度，用×或√符号表示反对或赞成态度即可。这种调查民情方式，大大优于小型座谈方式。我和人大新闻系几个志同道合者，成立了民间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艰苦起家，在无办公室、无专业人员、无经费、无电话“四无”的情况下，向各界要求捐助，破土而出，连续做了多次针对各界代表人士的调查，以了解民情，摸清脉搏，在全国引起了广泛注意，对我国相关部门了解民情起了一定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曾荣获“北京市先进单位奖”。
我曾公开质疑过毛泽东新闻思想。那是1979年新中国建国三十年，在人民日报大楼开会，与会的皆是首都新闻界专家。我发言，认为毛泽东一生关心新闻事业大有建树，但也有错误的新闻观点。我指出：1948年4月2日他对晋绥日报人员谈话有这样一段：“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缺了一句，毛泽东不是精通辩证法吗？这句话应当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把人民的意见、要求和批评等等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样才比较全面，把党性和人民性集中起来了。据我所知道的所有讨论会，我这是第一次向毛泽东新闻思想提出质疑，我在真理面前敢于指出毛泽东有些思想也经不起实践检验，在场的同志却都表示赞成。我今后还将继续研究毛泽东思想。
四十年坚持等到了恢复党籍
我曾经在1943年出过一段大事，是我一生当中遇到的很大的挫折。
1943年，晋绥军区安排了很多工作，军区政治部指示政策研究员每人带一个工作团（几个人）去一个分区作调查研究，回来写一个报告。我去的是绥蒙军区，工作团其余四个人已先派出，我去和他们会合。我带着一匹马和一个饲养员，经保德、河曲等黄河东岸县到达偏关县，当晚同绥蒙军区政治委员高克林同志整夜长谈。第二天，绥蒙军区派一个连护送我到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姚喆要我随司令部行动，了解情况。我这个人呢，不甘寂寞。我说我虽然是八路军，但没扛过枪、打过仗，只是拿笔杆子，想上前线看看。我的目的是亲自参加一下战斗。姚喆同意，他们说可以，不过要注意安全。绥蒙军区全是骑兵，只有一个步兵二营，据说是战斗力最强的步兵部队，我同意去步二营。司令部吩咐步二营营长注意保护我的安全，并派一个排护送我去数十里外的步二营营部。这个地区是游击区，人烟稀少，每天换一个村庄住宿，白天游动。
去后三四天，1943年5月14日，中午我们正在平鲁县东港村午睡，听见山上放哨的“啪”打了一枪，知道敌人来了，大家翻起来就上山。随后枪声越来越密集，我还未走到山顶，营长下令“撤”，大家又掉头下山，我也跟着下山。他们跑得快，我跟在后面进入一个山沟里，战士们一脚就上了土坎，我上不去，马也跑得不知踪影。之前的谈话记录都在我的包里，都是机密，我就赶快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埋在地里。敌人一会儿就上来抓住我，我当了俘虏。
这时候我才发现，同时被俘的还有三四个战士。看到十多具战士的尸体，真是让我心如刀绞。敌人押着我回到据点井坪，第二天又转到了平鲁县，在那里日本鬼子就审问我了。我路上走的时候心里就已打定主意怎么办了。我想起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队伍的特点，是打散了还能逃回来。如果出卖党的机密、出卖同志以保全自己，这是叛徒。我充分估计到当时敌占区没有人认识我，我有个想法：我已经把那些东西都埋起来了，然后我一定要找个机会逃回来。如果敌人不杀我，要我做劳工，我也去，但我还是想千方百计逃回来。我就跟同时被俘的几个人说：“他们如果问我的话，你们就说我刚刚来，对我什么都不了解。”确实我也刚刚去，他们都不知道我姓什么。我说：“你们对我什么都不知道。千万不要说我骑马来的。”我说我姓康，叫康有成，山西人。我是到前线来教战士认字的文化教员，别的不知道。因此我把我的姓名和职务都改了，别的我什么也不讲，就讲捏造的东西和在根据地的人所共知的一些东西，譬如司令员是贺龙等。后来敌人又把我押到朔县，把我一个人关到黑监牢。
抗战后期，日本要“以华治华”。1943年9月，敌人扫荡晋察冀边区，敌人想利用我给他们干事。到了大同，又到了广灵、灵丘。我想逃跑，但鬼子早把我管制住了，大小便都有人跟着。到了广灵县南关，那是个市场，敌人想利用我看看老百姓有什么反应和物价情况。我心里一惊，这不是给敌人干事吗？可转念一想，我正要利用你为我服务。我穿着一件破衣服，先是随便敷衍，然后就随便问：“这里有八路军活动吗？”“有，一到晚上他们就到了城边。他们在城南，你看上山那条路，一到山顶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我把所有的喜悦都藏在心里，回来向鬼子敷衍了几句，仍去扫地、打水，使敌人认为我是个勤杂人员，胸无大志。那些监视我的特务、汉奸每天晚上都出去逛窑子，很晚才回来，回来睡得很晚，早晨起不来。我想，太好了，机会来了！9月24号（距离我被俘4个多月），天刚蒙蒙亮，我起来拿了个西红柿就朝着山上那条石板路奔去。我走到半山，天已大亮，山下打锣放枪，显然是敌人发现我跑了，到处搜捕。我早已打算好了，如果路上碰见鬼子，我就同他们拼了，被大刀砍死，也算值得。但是这一切并未发生，我上了山。山上有个小村子，我就说：“老乡，这里有八路军吗？”他们说这里是八路军游击区。我就高兴啊，疯狂似的大笑啊。哎呀，我真是逃出来了！
我没有出卖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给地方党造成任何损失，最后钻了一个空子，冒着枪林弹雨逃出来，找到了我们的部队。虽然不是我原来的部队，但天下共产党都是一家。逃出来的当天晚上，区政府的人就来了。我讲了我的经历。晚上我就跟那个区干部到游击支队。游击支队的队长大概是个老干部，他就问我晋绥政治部主任是谁、司令员是谁。我答对后，他说：“好吧，把你送到军区，你这个问题只能到军区才能解决。”到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他们说：“我们正在组织一个赴延安干部队，要经过你们晋绥。等我们把干部调集起来一块儿走。”我就在那个小招待所里住了半年多，第二年春天才出发。不过那时，我生活也很充实：到附近的小村子里头去借些旧书来看，还借来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样，第二年（1944年）5月我才回到了晋绥军区，就是我去年出发的那个地方。去年从这里出发北上，恰好一年。同志们看到我还活着都大吃一惊，说：“你的包我们找回来了，就是你埋在战场土堆中的那一个包。”打开一看，一件都不少，谈话的记录、我那个小本也在。他们把包交给我了。我说这是个证明啊，证明我在最危急的时候保存了党的机密。
后来组织上跟我讲：“你刚回来，你的经过，组织一点不了解，党籍问题谈不上了。所以你就安安心心地在这儿接受审查吧，审查有结论的时候再恢复你的党籍。”
我这个人啊，在政治上从来是打不倒的。我在这个时候丝毫没有说是只接受审查，而是比过去更加倍地工作，把过去一年中丢失的时间抓回来。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比别人干的多。
后来，我从部队调到了新华社工作。1947年，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就调我回总分社，我就做领导了。当时，在这之前，绥蒙区党委书记高克林同志曾在绥蒙集宁县好心劝我重新入党，有利于工作，待革命胜利后调查清楚了再恢复党籍。我竟拒绝了他的好意。后来反思，十分歉然。我坚持要以自己的忘我工作和把事实弄清再恢复我的党籍。
解放初期，我在重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担任采编部主任。1950年，西南局为有利于我的工作，批示重新入党。我被迫同意了。我们西南总分社全体同志尽心竭力，工作很有成就。但很快，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又调来了第二野战军新华社总分社的一批人马。他们人多，经常闹矛盾。最后总社把我调回北京。而我到北京之后，突然又宣布撤销我的党籍，凡此种种，至今都令人莫名其妙。几十年里，我没有看到组织部门派人到我的出事地点和逃出地点做过调查，拖拖拉拉，见我工作照常，党籍问题总拖着。
所以，1943年被俘、1944年逃回来后我一直被审查。到晋绥，后来又到重庆，又从重庆调回北京新华总社，又到北大、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到80年代，被审查40年了，我都没党籍，是一个没有恢复党籍的老共产党员。
我一生当中都是工作骨干。到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非把我当作叛徒不可，“叛徒”、“特务”两个帽子戴头上，批斗我。上个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说了几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过去的结论，无论是谁作的，是哪一个组织，错的就是错的，这才把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人民大学奉上级的命令，全部给我解决了，说我这个问题基本查清，恢复1938年入党的党籍。全部党籍到今年是71年。
从1944年开始受审查到80年代初，40年了，这是我在政治上从失败到最大的胜利。我一直很自信，坚持着，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文革”后，有的同志痛心疾首，希望退党，心情灰颓。我却坚信马克思建党学说，尽管党受到一些坏分子的腐蚀，但大多数是好人。人类最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实现。我视党籍为我的生命，我为它从四川投奔延安，在全国奔走，为它而日夜奔忙。
我恢复党籍的事很快传遍了我的朋友和学生，他们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甘老师是一个非党员，因为他从言到行都是共产党员。
九十多岁我仍在思考
我有什么不足？第一个我不懂外语，这是我很大的局限性。我不能看外国的书报，不能和外国人交流，因此很多国际会议我不能参加，眼光就狭窄了，很难吸收当代世界的新的潮流、新的学派等等。还有我从初中开始就不重视数理化，而现在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什么都离不开数理化。我很笨拙，想学已晚。第二是我性格的一个缺陷——太书生气，这几十年我没有变过书生味道。社会交往，我都不用心；人情世故，我都不太关心，一天就专心到书本中去了，眼睛老看到外面，对身边的事情就不太关心。因为这个，我吃了不少亏苦。我是一个孤儿，任人宰割，在家天天挨打，外人看不起，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打死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想：我将来就要有出息给你们看看。从小养成内心反抗、对人忍辱的性格。因为我家里很穷，我大哥抚养我，我是他最小的弟弟。虽然我不会做饭菜，但那些杂事都是我干——洗碗、打扫卫生等等。回到家里，他们讲话，我不讲话，就在旁边坐着，有一种屈辱感。后来长大了，我参加了革命后，才学会直起腰来。被俘逃回，直奔党内，我以为扬眉吐气了，谁知低人一等。1960年，我为党立了大功，但还是审查对象。改革开放以后，我为党为民写了许多很有棱角的文章，好像就自觉地争取平等，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慷慨直言。这是对我长期受辱的反抗。至于对我自己这几十年不幸的遭遇，也是忍过来了，是忍辱负重之心仍在起作用。比如我回到党内这个问题，很多高级领导人都是我的熟人、上级，但我不会找他们帮忙解决，只凭自己的才能和修养，按组织原则解决。当宣布恢复我40年党籍时，我也没说一句话。我这几十年工资待遇还是解放初期的，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忍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既要有忍的一面，也要有挺腰而起的一面。不敢讲话，都是我从小养成的。这是我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当中不妥当的方面——忍辱负重，不该忍辱也忍辱。
现在我对很多东西都带着反抗、逆反的心理。我不仅是对成年的叛逆，也是对幼年的叛逆，对某些领导的叛逆。几十年来我是毛泽东的精神崇拜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觉悟到了他的思想也有错误。周恩来是当代周公，能文能武，能屈能伸，辞世之后，全民同哀，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但是周恩来也有不如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军事智慧的魄力，那可是举世无双啊！我对他这一点也很崇拜。但是他的领导艺术，对人对领导干部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党内的问题，他都存在我难以理解的错误，把自己人当敌人来抓。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怎么会变成这样？值得人们研究。这一点我抵触得很厉害。
人家说我这个老头子九十岁了，但思想上还是年轻人的思想。我每天都在工作，没有星期日。看书、看报、想问题，有时候还写点东西。我关心的主要还是政治历史方面，现在的那些新闻我很少看了，太假。我是研究新闻学的，但是我的思想不被接受，多冤！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要求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我这个自由不是自由化的自由。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世界和平的利益，在这三个利益的前提之下台阶一个一个上。要允许人家讲不同的意见，要允许人独立思考。首先在学术上要有学术自由。我觉得中国人民大学要真正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首先是要进一步思想开放，延揽人才，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有独立见解、肚子里大有货色的学者请来当教授，否则诺贝尔奖是永远无缘的。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延安建立起来的，有时候很保守，这是最大的不足。
对新闻从业人员，我说：“新闻记者不是文字匠，新闻记者是政治观察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记者最大的缺点是他们不是政治观察家。我看很多外国记者的文章，人家比我们的记者写得好，他写一个小事反映了大局，也从一个小事来看中国。我们中国记者呢，能不能通过一些小事来看外国呢？我看这个能力不是都有的。首先要掌握大局，第二是要注意细节。有人说马列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是正确的，但在具体问题上，不是没有缺点。几十年前、百年前的著作，今天看起来当然可能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作为一种世界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一个很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所以我们新闻记者也要认真研读唯物辩证法。我觉得这些年我比较注重学习辩证法。我们现在很多报纸很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报纸上充满娱乐、享乐、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酒色钱财，讲美赛美，明星满天飞，不是说不要，而是不能太滥。有些都市报纸太庸俗了，这才是中宣部真正要管的地方。
我这一生在苦难中度过，幼时在家中受气；参加革命后，又受审查的冤案的气。最后十多年，我也不消沉，还在日夜苦思，忧国忧民，不当小市民。我认为我是20世纪遗留下来的文人，有责任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是躺在床上等待死神召唤。
我这一生并不是完全苦难的一生。我从小参加革命，为中国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血汗，赢得了广大学生和朋友的尊敬，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定了初步基础，我对我生命中的这方面也应该有足够认识。这一生也并不都是苦难的，也是拼搏的。
甘惜分（1916—2016），四川省邻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
甘惜分于1938年2月奔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奉调到八路军一二○师任高级干部研究班政治教员。后担任过前线记者，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签字后转为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是《绥蒙日报》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7年奉调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后随刘邓部队前往解放大西南，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奉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离休。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2009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等职。
甘惜分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40年，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学原理纲要》、《新闻论争三十年》和《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等。《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新闻传播规律及新闻事业性质、特点、功能的专著。1993年，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出版，这部辞典由国内100余位新闻学者和研究者共同编著，是新中国第一部详细、全面的新闻学辞书。此外，他还撰有大量学术论文。他创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专门从事民意测验和调查的学术机构。在他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舆论学原理”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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