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40周年︱翻译周斌：在总理身边见证中日建交

2016年1月6日，上海日本研究中心、上海市日本学会共同举办“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特别演讲会”，邀请曾经担任周总理翻译人员的周斌先生讲述“在总理身边的日子”。

周斌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部日语专业，先后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外交部新闻司、东京大学等单位任职，为多位中国领导人担任过日语口译。他曾见证中日外交谈判的关键时刻，亲历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

在演讲会上，周斌回忆了在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完成的两次最重要的翻译，都与中日建交有关，一次是民间交往，一次是政府谈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部分口述内容与读者分享。

民间外交：与日本乒乓球队员的情谊

1964年10月，日本乒乓球著名女将松崎君代到北京参加邀请赛，周总理特别邀请她到家里做客，一同受邀的还有日本乒乓男队主将荻村伊智朗、领队长谷川喜代太郎、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以及中国乒乓球、体育界人士，加上作为翻译的我共11人。

当时松崎君代已经退役，她是周总理特别喜欢的乒乓球选手。早在1961年于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松崎偶然失利，败给匈牙利选手高基安，但她仍微笑与对方握手、与两旁观众握手，总理说她“小小年纪、大将风度，胜不骄、败不馁”，非常欣赏。

外宾来后，总理亲自上前去迎接。一落座，邓颖超妈妈就问：松崎小姐，交男朋友了吗？那时松崎君代26岁，脸刷地就红了。她没有回答，只是笑。邓妈妈就说，大概所有的女孩子都不好意思谈自己的心上人，我放弃这个提问，我们自在些。

接着邓妈妈从抽屉里拿出两块大红被面，说这是我事先送给你的礼物，大红意味着吉祥、幸福，我祝愿你将来有一天能作为嫁妆使用。

总理又拿出一瓶茅台酒，对松崎说：“松崎小姐，我听说你是四国小岛上的农村人家出身，你父亲在农村的酒厂里忙碌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了。请你把这中国第一美酒带给他尝尝，请他将来有机会来中国看看。你们日本的清酒十七八度，我们这种酒将近六十度，但这种酒不伤脑子。”

这时松崎已经感动得流泪，她说：“总理，总理夫人，谢谢你们，我是农村里长大的无名小卒，即便是为日本拿过5次世界冠军，日本首相也只是和我们握握手，说一声辛苦啦。可您是外国总理啊，不但关心我，还关心我的家庭，关心我的婚事。”

当时连我这个当翻译的也被感动了——做翻译是最忌讳动感情的，是要影响工作的嘛。日本乒乓男队主将狄村伊智朗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就站出来调节气氛。狄村说：“总理，记得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打败了我们，您为了安慰我们给我们每人送了一瓶茅台酒。这酒我放在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我就向他们介绍，结果有一次，几个人争着要喝，打翻了这茅台，正好洒在我的球拍上！可惜啊，但我后来拿着这个球拍参加比赛，一到关键时刻就闻闻拍子上的酒味，仿佛是总理您在跟我说‘狄村加油’！我就常常反败为胜啊！”

周总理就回过头来小声问我：“小周，是不是26届世锦赛结束以后你们或者体委用我的名义给他们送过酒？”我说这事我从来没做过，体委的人要做的话也得通过我这个翻译啊，也没听说。

总理听了，没提这事，回头对狄村伊智朗说：“狄村先生啊，你不但球打得好，而且外交才能也好！你不要急，另外一瓶茅台酒已经准备好了，待会就送给你。但是呢，希望你别再打破酒瓶了，不要再把酒洒在球拍上。要是这样就可以常常反败为胜哪，我们中国的乒乓球就不用练啦，小将们的球拍上都洒点酒就行了！”

周总理说得没错，狄村确实是外交人才，后来当了世界乒联的主席，而且还在关键时刻帮过中国队的忙。

1971年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就是搞乒乓外交的那一次。男队决赛，又是中日相搏，我也在现场。我们派出的第一个选手是广西出来的梁戈亮，19岁。日本的主裁判说梁戈亮的发球违反规则，要求改正，否则不能开始比赛。原来梁戈亮发球时有一个跺脚的动作，裁判认为这个声音会干扰对方，但梁戈亮说：“我从小就是这样练的，现在要改不是强人所难吗？”

其实我偷偷问过梁戈亮：“到底是为了干扰对方还是真的从小就这样练的？”他说了句大实话：“兼而有之。”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作为副总裁判长的荻村在询问情况了：“比赛怎么还不开始？”

我想荻村是老朋友，就对他说：“您认识梁戈亮，您来证明吧，他一直是这样发球的啊。”只见狄村找来日本裁判说：“这小伙子，他10岁的时候我就看他这样练球的！比赛开始！”

我想，朋友派上用场了吧，这是那瓶茅台管事了。

总理事事考虑周全，那天家宴结束时他还对日乒领队长谷川喜代太郎说：“长谷川先生啊，今天松崎小姐是主宾，疏忽了您，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长谷川也是个倔老头，他说总理啊，我非常替松崎感谢您，感谢您对日本乒乓球的关心，关心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中国人民有你这样的总理真是太幸福了。至于我，我还是重复三年半前，26届世乒赛时我和你说的话，一定要打翻身仗，不打败中国队，拿回世界冠军，我死不瞑目。周总理称赞他，说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应该有这口气，不甘落后、不甘失败。

那天真是把民间外交、结交朋友的工作做到家了。最后送走客人之前，周总理特别向松崎交代，说今天你们到家里来做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不发消息。第一，因为现在在北京有十几个国家的乒乓球队，为什么你中国总理只见日本人，不见其他人呢？我不好交代。第二，更重要的是，现在日本国内还有许多反华势力，报道出来可能对你将来的工作、婚姻带来不便，这是为你考虑啊。最后，你以后再想来，给我直接写信也可以，给体委的负责人写信也可以，我随时欢迎你。我不但欢迎你，也欢迎你未来的丈夫。周总理说到做到，后来他在繁忙的事务中还专程把松崎夫妇请来做客。

中日建交谈判僵局

1972年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相关事宜完全是周总理一手操办。

周总理最早注意到田中角荣这个人，还是在佐藤内阁时期，田中角荣以通商产业大臣身份出访拉美时，曾经在讲话中提到，说如果将来执政，一定要妥善解决和中国的关系。我们搞日本工作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总理注意到了。他马上召集我们，要求重视起来，随即对田中的讲话表示欢迎。这就释放了积极的信号，田中知道中国是欢迎他的，就做了一系列准备。

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日本，唐家璇带队。《人民日报》刊发头版新闻——东京首演成功，长文报道了前去观看演出的几十个友好人士，最后附了一句，说日本政府的文化厅也派人来了。周总理就火了，说这几十个老朋友，你不报道，他也不会有意见，但文化厅是代表日本政府来的，说明政府打算和中国接触了，这是个新形势啊，你们为什么不报道？懂不懂得中央的决策！连夜把《人民日报》编辑叫来开会。

后来又有一次，为了田中角荣来华前的准备工作，新华社驻东京的记者写来一份内部报告《田中角荣其人》，大约三四千字，介绍他颇有话题的私生活。总理看后大为光火！他说，我今年七十几岁了，东京来的东西我一定要看，但这些内容，田中有几个小老婆，和我们接待他访华有什么关系啊！幸好我还看过，没有直接送到主席那里去！

到了真正建交谈判的时候，波折更多。

田中角荣在我们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我代表日本政府，对多年来给中国人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多少年的侵略，用“添了麻烦”一语带过，会场上原本热烈的气氛一下变了，在场的中方人员觉得难以接受。

周总理当时只是对田中角荣讲，我们都关心历史问题，这几十年的历史究竟怎么回事，明天我们详述。

第二天首脑谈判，周总理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中国人民接受不了日本方面轻飘飘的态度。会谈便进入了僵局。

次日的日程是游览万里长城，准备了三辆车：第一辆车上是外交部长姬鹏飞陪同田中角荣，第二辆是北京市委—革委会主任吴德陪同大平正芳，第三辆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日方发言人二阶堂进。当时到八达岭都是难走的山路，要40分钟时间。大平正芳就提出，要和姬鹏飞外长在车上交换意见，希望换车位。于是大平正芳、姬鹏飞、一个警卫员和作为中方翻译人员的我，四个人就坐上了一辆车。我平时有晕车的毛病，但那天因为高度紧张，完全没感觉。

后来许多电视台采访过我，到底这次起扭转作用的会谈是如何进行的？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一字不漏地把我记得的内容告诉你们：

大平正芳说，姬部长，我们同岁，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我是日本的外务大臣，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奋斗，争吵不休。但我想来想去，觉得这次会谈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中日历史问题如何表达。我个人完全赞成中国的意见。我从一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日本大藏省（财政部），我曾经受大藏省委托到河北张家口考察过三次，正是日中战争最激烈的18个月的那段时间。就我所见，这场战争明明白白的是日本侵略，不存在辩解的余地。其实那时田中角荣也被征兵了，他到了中国的牡丹江。但是他没有拿过枪，只是在步军医院服役。他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我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代表的是日本国家，考虑到日本今天的处境，考虑到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很难完全按照中国的要求来表述。请你转告周恩来总理，只能找个折衷的办法，否则我们只能打道回府了。

姬部长回来以后便去向周总理汇报，当然具体如何汇报我不得而知。

第二天外长会谈，讨论《联合声明》的文本，29日上午10点就要签署。但是对于历史问题如何表示，直到29日凌晨一点钟还没有达成一致。外文印刷厂的排版工人已经在等，一旦确定文本就印刷。

这时大平正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姬部长，这是我方最后的方案。如果中方不能接受，我们只能打包行李回去了。”日方翻译人员就翻。姬鹏飞外长又把大平的原稿要来给我看，我说，姬部长，翻译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怎么写的呢？就是现在《联合声明》的文本：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就这么二十来个字，一个字不差。我印象太深刻了。

姬部长有个特点，平时不太喜欢说话，这时就沉默。我想你得表态啊，人家说不行就要打道回府了，我着急，心想这怎么办呢？我又不能催你。我就想起周总理的教导来了——最好的翻译，还要当好参谋。因为战争是打仗，外交也是打仗，好翻译必定是好参谋。想起这个教导，我就轻轻地说了一句：“姬部长，我看可以的。”

没想到姬部长反应空前激烈，非常严厉：“你说什么！少废话！”

我吓坏了，马上承认错误：“我说的不算数不算数，只是供您参考。”

但是三分钟过去了，中方还是没有回答。这时大平外相建议：休会十分钟。他说，我提出来给你的这个稿子啊，老爷子还没看——他指的是田中角荣。在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管自己的领导叫老爷子。其实田中是全权交给他处理的。

这时姬外长出门了，我没跟着去。十分钟后他回来，宣布：中方决定同意大平先生的提议，就这样写进《联合声明》。

现场没有香槟，大家就拿咖啡碰杯庆祝，都洒出来了。那天会谈到深夜，大家都靠咖啡提神，我记得当时已经上了第三次咖啡。

第二天早晨七点吃早饭，姬鹏飞也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我就找到他鞠个躬，说：“姬部长，昨晚太冒失了，您批评我少废话，我记住了。”

他问我：“小周啊，你到外交部几年了？“我说，已经第十三年了。他说：“十三年了你都不懂外交的基本规矩啊？连我这个外交部长都无权决定的事，你说可以！这可是要载入史册的！你这也太过分了，哪里像是在外交部工作过十三四年的？”

我想，哎，以后绝对不再犯，认了错就准备出门。大概他老人家看我们这些小孩觉得可爱，又把我叫回去。我心想，还要训啊。姬部长说：“实事求是地讲啊，你这个意见本身是对的，但错就错在，你说了你不该说的话。这就是教训。”

后来我才知道，他出去十分钟，是向在另一栋别墅里的周总理汇报。决定权在周总理那里。当时我不知道啊。其实事后，外交部有同志认为日方的表述里“战争”前没有加“侵略”二字，不能同意。最后是周总理说：“既然他们承认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也痛感责任，他们要深刻反省，这不就是承认‘侵略战争’吗？为什么一定要加这几个字呢？现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们有困难，我们不应该为难这些准备解决问题的朋友们。”

所以整个中日建交的过程，没有周总理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