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激进化城市？观第六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第六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2015年12月4日在深圳蛇口原大成面粉厂开幕，展览将持续到2016年2月28日。

开幕式期间，澎湃新闻采访了策展人阿尔弗雷多•布林伯格和胡博特•克伦普纳（Alfredo Brillembourg and Hubert Klumpner），这两位“城市智库”（Urban-Think Tank）的合伙人认为：双年展不是“节日”，应该是一个批判性的场所。15世纪时，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呼吸自由的空气（City air makes you free）。到了21世纪，城市和建筑不再是柯布西耶式的“一个人指点江山”，而是很多人一起共同创造，我们记住的不是这些人的名字，而是他们做的事情。

第六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策展人，城市智库的两位合伙人，图片来自冯婧

阿尔弗雷多出生在委内瑞拉，他说：“1950年代，委内瑞拉是南美的瑞士，有很多原油储备，所有美国的建筑公司都会来到这里赚钱，国家飞速发展了30年。现在的委内瑞拉，GDP也在增长，财富在聚集，但贫穷也在聚集，首都加拉加斯，绝对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城市之一，富有、发展、贫穷和暴力同时存在于这个城市。”说到暴力，阿尔弗雷多挽起袖子，展示胳膊上的刀疤，他说，自己肚子上还有弾痕，这些都是加拉加斯这座城市的痕迹。

说到深圳，城市智库抛出了一个问题，深圳为什么要拷贝美国城市的发展模式？胡博特说，在深圳看到的这些摩天大楼、广告牌、公园等空间，都是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件件产品，而不是生长出来的。城市智库认为，城市不光是由建筑师、规划师建造，而是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创造出来的，比如研究者、社会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等。所以，他们带来了名为“激进城市化”（Radical Urbanism）的展览。

在今天，激进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城市智库认为，激进城市主义类型有以下三种：

一、如果认同现代主义理念，即应对现代生活的现实，意味着要借助城市进行工作，那么，城市和建筑就要超越形式和美学，超越现有的社会结构，用文化批判的形式介入社会和政治行动领域，比如尤纳•弗莱德曼的“空中城市”、康斯坦特•纽文华的“新巴比伦”、建筑电讯的“插入式城市”、丹下健三的“新陈代谢理论”等等；

二、建筑师不止做设计，要与使用者和社区，甚至政府产生更多互动。这个类型不同于现代主义运动的英雄式构想，而是更注重尺度和时间，尊重当地环境，从创作者（author）变成转变的促成者（enabler），比如约翰•哈布郎肯的“灵活开放建筑”、 约翰•特纳的“自建和自我管理”理论等等；

三、尽管“在绘图板上改良社会”受到批判，但这种由内而外的、从机构内部结合革新式城市治理的方法，也许是最激进的类型。顺应政策变化，寻找另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比如西扎参与葡萄牙革命后开展的“当地流动服务支持”（SAAL）住房计划、1960年代中期穿插在秘鲁军事独裁期间推行的“住房专家体验”（PREVI）等等。

对于观众来说，什么是激进城市化？城市智库认为，简单说来，就是城市的另类选择（Alternative）。在展厅中，观众可以看到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另类城市化模式，我们在此挑选讲述几个有趣的案例。

西撒哈拉国家馆展厅，图中右一为Manuel Herz，图片来自UAAB

1.西撒哈拉国家馆（获此次双年展最高奖项金龙奖）

Manuel Herz建筑师事务所

“西撒哈拉是一个位于非洲大陆西部边缘的国家，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1975年起被摩洛哥占领，随着摩洛哥游击战争爆发，西撒哈拉的大部分人口穿越边境进入阿尔及利亚，在难民营定居下来。难民营没有被视为困顿之境，而是成为一个‘城市实验室’。”

对中国的读者来说，西撒哈拉并不是陌生的地方，台湾作家三毛曾写过很多关于西撒哈拉的故事，三毛的故居就是西撒哈拉首都阿尤恩，现在仍有不少游客去探访三毛的遗迹。

这次展览所研究的，是在阿尔及利亚西南边境存在了40多年的难民营。如今，难民营里住着大约16万萨拉威人（Sahrawis）。这个难民国的首都叫拉布尼，1987年成为流亡政府的行政中心，这里还有一套自治体制，除了居住建筑，还有不同行政功能的建筑，包括建设部、卫生部、文化部、国防部、教育部、青少年和体育部、国际事务部、司法和宗教事务部、信息部、国家档案馆和国会等。

西撒哈拉国家馆展厅，难民国首都空间分析，图片来自冯婧

双年展的介绍手册中写道：“这些难民营的发展，对传统的规划学科提出了质疑，比如，难民营里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如果土地不能私有，那么个人将如何使用土地，于是就出现了新的方法，比如协商权衡的技巧（techniques of negotiation）和公共性的元素（elements of commonality）。建筑物的建造，都要在临时性和永久性之间权衡，比如帐篷仍是住宅的主要类型，一方面由当地环境和文化决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种政治诉求，期待能回归祖国。近期，难民营里也开始出现经过设计的建筑，这些建筑不仅表达出居民对舒适生活空间的向往，也许还显示出设计不是中立的，经过设计的建筑，也成为居民接受长期难民营生活的象征。对于观众来说，也会体会到，在这个特殊的场所，永久性和临时性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表达政治困境的新方法。”

西撒哈拉国家馆展厅，墙上挂着各种与难民营相关的研究、论文和数据资料，图片来自UAAB

这个单元的策展者Manuel Herz说：“西撒哈拉是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地方，这些难民创造了自己的环境，基本上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可以创造自己的空间。从政治角度上讲，不是说你属于哪一派，而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空间，这也是很启发我的主题。建筑师和规划师不再属于机构，而变成一种社区性的角色，有能力帮助人们创造出生活的空间。因为建筑师有专业优势，有空间分析的工具，可以理解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可以理解更深层的空间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建筑学是政治性的。”

全球城市化描图展厅，图片来自UAAB

2.全球城市化描图

哈佛设计研究生院“城市理论实验室”

“如果说因为全球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那么我们就生活在‘城市化的时代’中，这样的想法是对Henri Lefebvre‘城市革命’的误解。城市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根植于更广泛的城市化进程中，包括陆地、水体、海洋和大气中的建成空间和未建空间。”

这个展厅是一个圆形的空间，地面上是世界地图。三个展览中最有趣的来自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城市理论实验室”， 这是一个很容易错过的、信息量很大的研究。参与研究的Vineet Diwadkar说，这个展览是“城市理论实验室”四十多位研究者、历时三年的研究成果的初步展现。“城市理论实验室”由Neil Brenner教授负责，他2014年出版了与研究相关的书《Implosions / Explosions: 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未来他们会陆续出版研究成果。

全球城市化描图展厅，Vineet Diwadkar参与的喜马拉雅水利系统研究，图片来自冯婧

“城市理论实验室”的研究，以地球为尺度，跨越国家的边界。包括：西伯利亚是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重工业地区，被私有和跨国企业占据；喜马拉雅的水利建设与城市的工业活动息息相关，如水坝和各种河道管线；戈壁沙漠是亚洲最重要的矿产资源开采地之一，过度开采已带来诸多环境问题，如沙漠化和空气污染等；太平洋水域一直是港口城市的运输航道，现在更是成了资源开采和垃圾堆放的空间；地球上空600-3500千米的大气层已被各种卫星占据，同样在地面上，也有一个发射卫星的空间系统；亚马逊雨林曾经是殖民物品供给点，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工程，包括高速公路、水坝、发电厂、农业工业综合体和联运物流中心，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全球都市的战略腹地及通道；等等。

全球网络：高危人群展厅，图片来自UAAB

3.全球网络：高危人群

哥伦比亚大学空间研究中心

“2015年11月，通过Mapbox从‘数字地球’的高分辨率卫星图片上提取了296个核电站，然后从‘世界人口网格分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编制的数据集）中获得人口数据，估算出每个核电站半径30公里、75公里、175公里范围内易遭受核事故的人群。这个展览的成果是哥伦比亚大学空间研究中心正在筹备的‘冲突城市主义’系列项目中的首个项目。”

全球网络：高危人群，展览内容，图片来自冯婧

从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到2011年日本东北地区海啸引起的核事故，核能作为清洁能源的危险性被广泛讨论。这个展览在角落里，并不引人注意，展品只有两面墙，一面是卫星地图，一面是建筑肌理图，每张图上只标了几个简单的数据，却让人不寒而栗。比如，日本仙台，3384兆瓦电力（MWe），30公里范围内人口为21.4万。

城市数据展厅，图片来自UAAB

4.城市数据

法证建筑

“法证建筑是一家创新型的法证机构，由建筑师、艺术家、影片制作人、律师和科学家等组成，采用建筑手段和新型感应技术，检查建筑、废墟、城市、卫星图像，市民也可以把拍摄的图像和视频上传到网上，作为一种证据，监控国家侵犯人权和国际法的行为。”

城市数据展厅，独特的图标，图片来自冯婧

这是一个跨学科团队用城市/建筑研究的方法介入政治冲突和法律的实验室，其方法是整合数据信息，生产出可视化的成果，把行为落实到空间上，用更直接的方式展现给公众。对各种关于商业应用的大数据研究，我们越来越熟悉，而这个展览让我们看到出极少被碰触的领域。

激进的开罗展厅，图片来自UAAB

5.激进的开罗：从土地到开罗的新城市形态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城市设计高级研修班

“大开罗是当下无计划城市生长这一全球现象的真实写照，开罗是非洲最大的城市，现在约有60%的居民生活在所谓非正式居住区/棚户区（informal housing）里。1950年，开罗周边几乎没有棚户区，第一批农业用地开发项目出现在工业化政策后的1960年代。2011年革命之后，首都边缘农业用地上的非法建设活动开始蔓延，这是政权瓦解后权利真空造成的后果。增建和自建已经成为提供住房的半正规方式，虽然这些棚户区缺乏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但却为普通百姓提供了经济实用的住房。研究团队在试图理解这种激进的城市化模式。”

激进的开罗展厅，埃及的棚户区在空间形态上类似城中村，图片来自UAAB

在展厅里，有一个1:20的棚户区模型，空间形态非常类似城中村，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关注。“非正式居住区/棚户区”（informal housing）一直是城市研究关注的话题，一方面，城市都试图把棚户区合法化，另一方面，也引起更本质性的思考，因为它颠覆了传统的所有制结构，质疑了正规规划的有效性，城市学科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法律框架之外的城市化发展。（类似案例：《髀设•展|印度贫民窟改造新模式：达拉维社区土地信托》）

激进化城市主题论坛

双年展开幕式期间举行了关于激进化城市的主题论坛。Justin Mcguirk是现居伦敦的作家和策展人，201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激进城市》（Radical Cities: Across Latin America in Search of a New Architecture）的书。在14小时飞行、3小时过关加1小时车程后，他提着行李箱直接来到双年展会场。

Justin研究了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首先，他解释了“激进”（radical）这个词：“激进”来自拉丁语，它的词根是“根”，也就是说，从根/草根开始建造。他认为，自己研究的激进城市案例并不激进，真正激进的是城市的环境，要在激进的环境中工作，建筑学也不得不激进化。

Justin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拉丁美洲都在试图弥补城市贫民窟的非正式居住形式（informal settlement）和正式居住形式(formal settlement)之间的鸿沟，并采用了很多大胆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所谓非正式(informal)这个术语，出现于1960年代，有位英国城市学家在学习秘鲁城市的发展历程时，意识到政府并不想管本地的贫民窟，于是人们自己搭建居屋的方式，让他们能在城市周边安家，并获得更多力量。

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建筑师成为解决问题的群体。有的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加拉加斯的贫民窟在一座巨大的山上，居民上山要走1小时，而城市智库设计的缆车，把上山时间缩短到10—15分钟。而有的案例是部分介入，建筑师提供一个基本框架，让人们自己建造，以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城市发展过程。比如智利建筑事务所Elemental的廉价住宅项目。

除了建造，还有其他方式的激进城市化。Justin介绍，在1990年代的哥伦比亚，城市政治学如何对城市产生影响。在没有建造预算的情况下，拥有哲学家背景的波哥大市长（Antanas Mockus）用改变市民行为的方式改变城市，市长成了一个行为艺术家。比如，市长印了35万张红牌，告诉市民，如果有人做了不恰当的事情，就给他发一张红牌，让他们感到羞耻。在那里，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同样，被称为“世界谋杀之都”的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在数学教授市长的公共空间策略下，变得焕然一新。市长把图书馆建在贫民窟，让公共空间、教育、市民、政治家和建筑师之间发生互动。在另一座城市圣地亚哥，采用的策略是多样化的使用土地，不浪费土地资源，比如在住所旁搭建做点小生意，加入小型经济空间，使一块土地拥有经济功能等其他用途。

Justin说，激进这个词来自1970年代意大利的“激进化社区”运动。那个时代是想法的激进化。而今天的激进化，是要找到现实的解决方法，更多是去了解现实，用现有的东西解决问题，解决方法不一定是建筑，建筑师可能更像一个连接者，把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身边的城市

身边的城市展厅，图片来自冯婧

对普通观众来说，国外的展览还是有些陌生，尤其是一些地方只有英文解说，人们可能更想知道，和自己相关的城市，在发生着什么。在《身边的城市》展览中，记者遇到了一位观众Kit，她住在蛇口，虽然学建筑，但没有从事建筑相关工作。她和丈夫一起看过2013年的双年展，她说那次的体验治愈了她丈夫长期的失眠症。

Kit停留在白石洲的摄影作品前，和《身边的城市》展览工作人员世杰激动地讨论城中村。她自己就在城中村长大，至今还怀念城中村的生活，不希望城中村被拆掉。让Kit感到激动的摄影作品，来自深圳的本土建筑师段鹏，他拿了白石洲及平山村18栋楼改造的作品参展。段鹏也在城中村生活了很多年，一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城中村。

展示自己摄影作品的段鹏，图片来自冯婧

除了展板上的摄影和研究，段鹏还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建筑改造模型。在不改变建筑结构情况下，他加了电梯和空中连廊系统。设计还修改了户型，为了保证握手楼之间的隐私，可以让面对的两个住宅，一面墙打开，一面墙封闭。除了空间设计，他还提出了产权的共享机制，类似社区土地信托。目前，他在积极联系对这个设计感兴趣的城中村，希望能让设计落地。

段鹏的城中村建筑改造模型，图片来自冯婧

《身边的城市》是深圳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发起、关于深圳自发建造的独立调研项目，在没有任何委托任务和资金的支持下，这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十多所高校的研究者及研究机构。在此次双年展上，共有18个研究项目展出，内容丰富多样，有岗厦和白石洲这些有名的城中村，也包括大鹏古城、都市边缘的新羌村，还从吃货角度讨论了深圳大学附近的桂庙新村食街，以及进入舆论传播场域的深圳湾铁丝网。

观看展览的Kit，图片来自冯婧

Kit说，自己对双年展很有兴趣，但总觉得展品和自己之间有一些距离，想看却看不懂，而看到那些熟悉的城中村照片，就来了兴趣。

她提出，让记者帮她介绍展览，她则分享自己的看展体验。她说，作为普通观众，很难得到展览讲解服务。当她看到爱尔兰国家馆的展览，她说，作为深圳人，第一次知道原来深圳是学习了1980年代的爱尔兰经济特区香农。她还留意到展厅地面上的蒲团坐垫，她说一些国外的展览空间都会提供坐的地方，让她觉得很人性化。

爱尔兰国家馆的展览内容，图片来自冯婧

在记者的导览结束后，Kit说，现在的人太浮躁了，很难用心看这些展览，也就是草草拍些照片，刷刷微信圈罢了。

这让人想起，开幕式一场论坛中曾出现有趣的一幕：嘉宾们坐在会场中讨论时，外面一直存在施工的背景声；主持人一度对着后排工作人员用英文说，可以让外面暂时停一下吗？在双年展里发出这样的声音，当然无法阻止城市快速建设的脚步。换个角度说，双年展到底发出了什么声音？谁会听到这些声音？这些声音会在城市留下多少回响呢？

双年展会场外的建设工地，图片来自冯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