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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会|最好的外交应该像汽车人那样,既正义又强大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张锋
2016-01-08 11:06
来源:澎湃新闻
外交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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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外交学人”的“瀛寰新谭”专栏日前刊出了《130年前中国“失去”缅甸》一文。作者张晓川在缅甸被英国吞并130年之际,旧事重提,揭出儒家“恃德不恃力”的传统对历史上中国外交实践的浸润。认为外交当追求正义、实力、利益三者的平衡。今日刊出的张锋文章与张晓川之文前后相映。他指出最成功的外交一定是道义与实力结合得最好的外交。即“道义现实主义”的外交。中国近期的外交可谓在实力背景的基础上弘扬道义,但如何在道义与实力间取得平衡,仍是未来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近年来的一件可喜可贺之事,是清华路径与道义现实主义的崛起。自2004年起,以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穷十年之力,研读先秦政治思想与历史经验,提出了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新著《世界权力的转移》一书反映了这一研究的最新进展。

我曾在一篇书评中把这一研究取向称为“清华路径”,把其理论成果称为“道义现实主义”。

道义现实主义有不少学术上的创见,是对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国式的丰富与补充,并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视野。

对于当前的中国外交,道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贡献,是在实力背景的基础上重新提倡道义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

有人说,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百年国耻”之故,中国人深切感受到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根本性作用,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都以追求实力为主。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是认识到了实力在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自那时以来中国人追求的国富民强的目标,也即是以实力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

但这种对近代中国外交的看法颇值得商榷。中国外交一直都有道义性的一面,只不过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时强时弱。

清末民初,民族危机深重,民族主义大兴,但当时的中国外交还是继承了一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世界主义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非不可调和。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外交的道义性更加强烈:猛烈抨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就是要把中国塑造成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特殊道德体。

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新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对外政策的原则性而非功利性,即其所作所为代表了平等与公正等普遍价值,而不是简单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原则性就是道义的一种体现。建国后外交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无私援助,都能用道义驱动来解释。

近代中国外交不缺道义。我们之所以很多时候忽视了这一道义层面,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国富民强的目标太紧迫,另一方面恐怕也有一种对外交道义的怀疑与轻视。这种怀疑与轻视也有历史原因。

有人说,晚清就是因为同西方列强讲仁义而受尽只讲利益的列强欺凌,因此讲仁义道德的外交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外交必须讲实力、讲利益。他们认为传统中国外交的道义性太强,利益性太弱。

但这种对古代中国外交的理解也有失偏颇。实际上,传统中国外交也是道义与实力的交织体,只不过这两者的比重会因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

曾研究过明朝初期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外交战略,发现工具性的实力外交占了79%的比重,剩下的21%是道义外交。

最成功的外交是道义与实力结合得最好的外交,古代东亚朝贡体制的全盛期就是中国外交找到道义与实力黄金搭配的时期。

其实,这一道义与实力两者不可偏废的道理与历史经验,不仅适用于中国外交,也普遍适用于大国外交,包括美国外交。

美国外交出现问题,要么是滥用实力,要么是道德主义泛滥。而实力的滥用与道德主义的泛滥一旦结合,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最近的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秩序的崩溃。

基辛格对这一美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深有体会。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他提出了实力与合法性的平衡问题,而合法性即是道义外交追求的一个核心目标。

他写道:在实力与合法性之间取得平衡,是政治才能的精髓所在。没有道义支撑的实力外交只会把每一个争端都变成检验实力强弱的机会,纯粹的实力外交只会导致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锱铢必较与睚眦必报。另一方面,不考虑实力背景的道义外交则往往觊觎于“圣战”式的无法企及的政策目标。这两个极端都能导致外交的失败和国际秩序的失衡。

道义与实力,是中国外交的两端;如何取其中而张弛有度,是中国外交的挑战。道义必须驾驭实力,以防实力的滥用;实力必须克制道义的冲动,以防极端理想主义的盛行。

历史上的中国外交既不缺道义思维也不缺实力思维,但道义与实力的黄金搭配始终是个难题。本届政府明确提出“新义利观”的概念,与道义现实主义不谋而合。

但如何在实践中做到“弘义融利、以义为先”,却是不小的挑战。中国实力越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呼声越响,这其实就是要求中国外交发展更多的国际道义。但道义与实力的目标时有矛盾,如何两端取其中而平衡之,是未来中国外交的一大课题。

(作者:张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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