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世界诞生之前的我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有一句名言：“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我想，固然是我在读经典，从经典身上汲取营养；未尝不可以说经典也常常在读我，以检验我是否配得上它释放的营养。每当我拿出一个更新的自我呈献给经典时，经典总是馈赠给我一个更大的惊喜。经典越是有大的馈赠，我就越想有新的呈献。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高而弥仰，坚而弥钻。在相互阅读和无形对话中，经典潜移默化地建构了我的心智，而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复活和丰盈了经典的生命。或者说，经典通过我之阅读而发现经典之自我，我通过阅读经典而创造我之自我。经典就如同一件宝物，经过一代代学者和读书人的擦拭，变得越加晶莹剔透，精光四射；而一代代学者和读书人在擦拭经典的同时，也通过反复的琢磨和体悟充实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也找到了自己的命运和意义。

当我第一次读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气，“引壶觞以自酌”的惬意，“临清流而赋诗”的风流，我忍不住也生出隐逸的遐想，这一份神仙似的逍遥令我无比羡慕。当我进一步阅读，得知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豪情，也有祖上的荣光需要发扬，可是他毅然听从内心的召唤，从浮华的“尘网”中挣脱而出，这一份敢于舍得的智慧令我无限叹赏！当我经历了人世的浮沉，读出陶渊明“戴月荷锄归”背后“晨兴理荒秽”的辛酸，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得的悲凉，饥来驱我去的“乞食”，还有一份家人亲戚朋友的不理解，“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这一份绚烂归于至极的平淡令我无任崇敬！这是不是类似于蒋捷的三重听雨，或者王国维的治学三境呢。

禁不起反复鉴赏的经典就不是经典。经典是需要一再碰撞且必须一再碰撞的。真正的经典就是每一次相遇都是初识，每一次相知都是初恋，每一次相交都是初心。我昨晚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即使对剧情我早已烂熟于胸，甚至某些唱词我亦能脱口成诵，可是看到梁祝“楼台会”时，我的眼泪竟夺眶而出。散场后随着熙攘的人群走回宿舍，我不禁问自己，究竟是什么拨动了我内心深处的琴弦，让我的情感与之共振。《孔雀东南飞》中的诗句飞出我的脑海，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祝英台受了父亲的阻挠，焦仲卿源于母亲的压迫，爱情抗争世俗，道不屈于势，竟要以生命为代价。相互的信任竟以死亡来报答，这已经超越情爱的悲欢离合而上升至心灵的相契相守，现时生命的否定带来的是两颗灵魂的永久相知，所谓知己就是另一个自己。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作蝴蝶双双起舞，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坟上鸳鸯夜夜相鸣。

日光底下无新事。所有的经典都是同一个经典，所有的书都是同一本书，所有的诗歌都是那唯一一首诗歌的摹本，所有的生命都是无限接近于那唯一的生命的一个努力。阅读经典也许就是找到隐藏的自我，就是努力接近那唯一的生命——“我是谁”。希腊德尔菲神庙的诫命是：“认识你自己。”博尔赫斯说：“我在寻找世界诞生之前的我的面庞”。纵然命运漫长复杂，却仅存于大彻大悟“我是谁”的瞬间。当带队追逐逃犯的警官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突然彻悟不能杀害一个勇士时，他反戈一击，和逃犯马丁·费耶罗站在一起同那些追兵作战。当贾宝玉离开贾府出家为僧，在他回望贾府的瞬间，他的命运才最终形成，他生命的意义才得以确立。当哈姆雷特慨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时，他已经注定要走向通往自我的征途，他只能往前走，无法顾及结局的好坏。“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在自沉汨罗江之际找到了自己。对我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还正在通往求索自我的漫漫长路上。

当苏格拉底告诉雅典人，人应该拿自己的自我意识，即思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时，他不仅冒犯了神，而且冒犯了所有相信神的雅典人。“只有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他应当向自身中观看。”[1]在一个普遍信仰神谕的时代，苏格拉底要求雅典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思维；不是相信外在的神谕，而是相信自己内心的判断。他是一只提前鸣叫的公鸡，在神权的时代提倡人的理性，在哲学的暗夜呼唤黎明的光。他从容地喝下毒酒，为自己的哲学付出了最高贵的代价。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哲学家只能“舍生而取义”。苏格拉底之死仿佛是一个隐喻，人既然为思想而生，也应该为思想而死；人既是思想化的人，思想也是生命化的思想。哲学从来不是玄虚的逻辑推演，也不是书斋里的高谈阔论，而是头脑中的革命，现实中的超越，是超世间而即世间的。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位宋代无名氏的诗句道出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子的高度景仰。《论语》中有两个“孔子”，一个是言语上的“明哲保身者”，一个是行动上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当天的威严笼罩整个人的世界，是孔子第一个发现了人的价值，从天之道转向人之道。当所有人还匍匐在天帝神巫的权威下瑟瑟发抖时，孔子作为“人”第一个站起来了。孔子以“道”解释“天”，以“仁”替换“礼”，他不像苏格拉底，不是以自己的话语来传扬真理，孔子说他“述而不作”，其实他是藏“作”于“述”。他用的词还是“天道”、“天命”，但却偷梁换柱，置换了“天道”、“天命”的内涵，所以他的“道”虽然在当时行不通，他自己却没有遭受灭顶之灾。这也是中西方思想演变的差异处。西方常常是断崖式的，而东方常常是渐进式的。庄子在《人间世》中说：“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天子”不再是垄断之特权，余英时认为这句话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石破天惊，“且在‘天’‘人’关系方面也具有划时代的涵义”[2]。可见庄子也为孔子助阵。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然而他“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虽千万人吾往矣”。1818年黑格尔荣膺柏林大学讲席时对听众致辞：“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3]尼采说：“人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在提升人的精神和境界上，东西方哲人殊途同归。钱锺书说，读书是“灵魂之冒险”，“须发心自救”。也许人要脱离禽兽的本能，并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最好的途径即是阅读经典，发心自救。在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时，我们常常能听见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声音：“除了认识你自己，更要超越你自己。”猴群中有一些猴子对自己有要求，它们进化为人。曾参弘毅，成为曾子。孟轲养气，成为孟子。黑格尔要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尼采要超越自己，他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钱锺书发心自救，成为文化昆仑。只有人才会做梦。会做梦的人才能超越眼前的现实，战胜苟且的功利，才会寻找诗与远方，才配得上欣赏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伊人”就是一个永恒的仙子，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念，一个即使无法得到仍要不断追寻的恋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伊人”，她是自己渴望追求的梦想，是百折不回亦不肯放弃的美的象征，是一个不断走近而难以走进的远方。然而有了这份梦想，有了这个象征，有了这个远方，人才成其为人，在不断追寻中，梦想才照进现实，象征才成为本体，远方才具有诗意。东方的《诗经》如此温润平淡却又饱含深情，而希伯来《旧约》中的雅歌却浓烈坚决得令人窒息：“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强烈的愿望可以战胜死亡，而极度的爱的专一也如同地狱一样残忍。这种极限的情感令人惊恐而又渴慕，谁不期待欲仙欲死的沉醉呢？谁不盼望全身心的付出而又得到全身心的回报呢？当诗与思合二为一，爱情即是信仰，诗歌即是哲学。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2]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43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3]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