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遗书：发动自杀式袭击的日本特攻队员，究竟怎么想？

所谓“特攻”，指的是以士兵生命为代价的、特殊的攻击方式，即自杀式袭击。日本南九州市知览町是二战期间日本陆军航空兵特攻队的主要基地。2015年，位于南九州的“知览特攻和平会馆”曾收集大量的特攻队员遗物，并试图申遗，引起各界关注。“知览会馆”相关人士声称他们“申遗”是为了“单纯向世人传递战争的惨烈，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在特攻队员的遗物中，手札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将以特攻队员佐佐木八郎的日记为例，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

所谓“志愿”，是真的自愿吗？

“特攻队”（とっこうたい）即“特别攻击队”（とくべつこうげきたい）的简称，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旅顺港闭塞作战，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特别攻击”（とくべつこうげき）发展为一种普遍化的作战形式。

1943年末，甲标搭乘员黒木博司大尉与仁科关夫中尉提出了“人间鱼雷”（にんげんぎょらい）的构想，他们主张由人直接操纵装有推进器的鱼雷袭击对方军舰，是为水中特攻之始。1944年10月中旬，“日本航空队之父”、时任海军中将的大西泷次郎在菲律宾战场组织了一支“驾机撞舰”的特别攻击队，飞机座舱前装有大量烈性炸药，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向敌舰，此即广为人知的“神风特攻队”。1945年2月6日至6月22日，日本陆海军实施了代号为“菊水作战”的10次“特攻”，“全军特攻化”就此展开。

这些“特攻”，与太平洋战场日军的节节败退有关。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日军损失惨重，美军得到了太平洋战区的主动权。1943年，随着山本五十六战死与阿图岛战役失利，东条内阁动用“学徒出阵”（がくとしゅつじん），大量20岁以上的高等教育机关文科系学生被征入伍。学者大贯惠美子曾在《被扭曲的樱花》一书中指出：“特攻作战名义上是自愿参加的，但在大西等人提出‘特攻作战’这个方案时，陆海军军官学校出身的职业军人中竟没有一人志愿参加。”于是这些“学徒兵”便成为了“特攻”的主体力量。

在征求特攻队员时，都是先命令全体集合，然后长官讲话鼓吹“爱国”是一种如何重要的美德，最后命令“志愿”进入特攻队的人出列或是举手——但这真的是一种“志愿”吗？

显然不是。首先，这些进入到特攻基地的生徒兵在一开始便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曾被征召为“学徒兵”的色川大吉回忆道：“从一开始便被教导绝对不可以被生擒，进入部队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枪自杀。”其次，所谓“表达志愿”也只是流于形式，就算有人有足够的勇气拒绝加入，等待他们的要么是地狱般的折磨，要么是被强行编入到特攻队之中。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宣传中，这些参与特攻的生徒兵却清一色地被塑造成了“自愿为国牺牲的义士”。

青春的遗书：特攻队员及其手札

战后，伴随着内部资料的逐渐公开、以及诸多死难者家属的活动，针对他们的史料编纂与相关研究才逐渐展开。

1947年，由东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战殁学生手记编集委员会主编的《遥向山河》（《はるかなる山河に : 東大戦歿学生の手記》）出版，全书收录了37位东大出身的、阵亡学生的日记、信件、诗歌以及遗书。1949年，此书的续篇、由日本战殁学生手记编集委员会编纂的《海神之声》（《きけわだつみのこえ:日本戦歿学生の手記》）出版，其中包括了各大学阵亡学生总计七十六人的手札。学者保阪正康指出，这两部文集，在战后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战后日本所出版的阵亡学生文集还有许多，比如海军飞行予备学生第十四期会主编、由每日新闻社于1966年出版的《啊！同期之樱》（《あゝ同期の桜・帰らざる青春の手記》），北川卫主编、由日本文華社于1970年出版的《啊！神风特攻队》（《あ丶神風特攻隊:還らざる青春の遺書集》）等等。

《青春的遗书》（《青春の遺書：生命に代えてこの日記·愛》）于1981年由昭和出版社发行。全书收集了特攻队员佐佐木八郎1939年到1945年之间的日记、信件、随笔等总计四百余页，日记部分是从1939年3月16日至1943年12月8日，他在基地的日记（1944年12月9日至1945年4月14日）则部分地收录于书的最后、并散见于前文提到的其他文集中。

佐佐木八郎生于1923年。1944年12月，他接受征召成为一名“学徒兵”，1945年2月20日志愿成为特攻队员，4月14日在特攻任务中战死，时年仅23岁。面对战争与死亡，年轻的特攻队员佐佐木八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曾将马克思主义描述的社会视为理想

根据学者星野芳郎的研究，佐佐木八郎的家庭处于中产阶级的上游，可谓衣食无忧。他与双亲的感情也极为亲密。在他通过旧制一高的入学考试后，母亲一路跑到二楼他的房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都是因为你这么努力。”与此同时，怀抱理想、厌恶资本主义的佐佐木八郎虽然“对父亲的事业抱有一种否定的态度”，但当父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后，他“思及（父亲）一生都在为家庭辛劳”，“多么希望留在他的身边照料”。然而最终，他还是觉得“尽管如此，我依然必须出征”。

在佐佐木八郎的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这与他的阅读、思考息息相关，学者中野绫子在《阵亡学生·佐佐木八郎的阅读体验》一文将其分为“教养层面的读书”、“理解社会的读书”等几个方面。佐佐木八郎精通德文与英文，纵观《青春的遗书》，既有柏拉图、卢梭、康德、拜伦、歌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兰克、韦伯、穆勒等西方大师，也有诸如内村鉴三、阿部能成、森鸥外、樋口一叶、谷崎润一郎、宫泽贤治、山本有三这样的日本名宿。他将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种劳动为德、人人相安的世界视为社会最为理想的状态，甚至在日记中写道“《资本论》十分隐晦...但令人受益匪浅”，“真希望日本有朝一日出现（列宁、斯大林）这样的人物”。

怀抱着这种理想，他厌恶资本主义与非人道的战争——这是许多“学徒兵”心中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家为了战胜的新闻欢呼雀跃，但我没办法像他们一样”，“军队对拒绝接受征兵的人进行拷问，这难道不是不人道的吗？”在他的日记里，甚至出现了“军部里面就是一群大混蛋”这样的话语。

但是，佐佐木八郎又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批判日本的同时，也对“理想化的日本”怀有热切的期盼。他的好友、后来成为东大教授以及激进派代表人物的大内力坚决反对他参战，认为战争只是为了当权者，并不是为了一般民众，但佐佐木认为，应当“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绝不可以让日本屈居于赤发碧眼的洋人的脚下”。

曾疑惑日本的未来，但最终被帝国怪物吞噬

正如学者岡田裕之指出的那样，反对国家与爱国并存，这成为了佐佐木“苦恼的根源”，他一方面决意“要为了全新的日本奉献自我”，另一方面又在疑惑“日本究竟会走向何处”。在最终出击的前一天，他留下了一封信给父亲，其中写道：

“父亲：再见了，我明明还未对您尽孝，但就是在明天，我便要为日本赴死了……我从未向您表达心中的爱恋。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请让我说出来吧。我非常的爱您。”

在佐佐木八郎的精神世界里，对于父亲与对于日本的情感几乎如出一辙——他理性上厌恶父亲资本家的身份，但在情感上无比爱戴他，他理性上反对日本军事主义的倾向，但在情感上甘愿为其赴死。而他最终投身于战场，也有着复杂的原因。

首先是佐佐木自身的选择，在他的文字中，反复提到年青人的社会责任，那便是爱国心，要“为创造全新的日本牺牲”。在最后一次参加一高同学会时（1943年11月10日），佐佐木留下了《“爱”与“战”与“死”》一文，其中写道：“我并不知道我们赢了这场战争好不好……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战斗。”在加入海军前夕，他在日记中写道：“终于在十二月一日决定入伍了……以己身为盾牌，守护国家那悠久的生命。”在最后一次执行特攻任务之前，他的挚友平泽还在劝告他不要舍弃生命，哪怕忍受屈辱也要活着回来，但他剪下了一缕头发送给友人——作为最后的道别。

其次是时代的裹挟。学者大贯惠美子指出，日本政府极力宣传的政治民族主义，使得“爱国”成为了一种不需要思考的、不证自明的道德准则，她在书中写道：“‘牺牲之壮美’与‘爱国主义’的召唤，太容易蛊惑人心了。”

二战的硝烟已然散尽，但我们的思考却不可以停止，重新审视那段可怕的岁月便会发现，在饱含血泪的“万岁冲锋”中，在政府舆论的刻意渲染下，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为国民与国家牺牲”的幻想，而这些学徒兵们却最终为日本帝国这只怪物啃食殆尽。

以史为鉴，唯冀这样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