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年人忽视的“鬼灭热”，恰恰暗藏中国新生代的心理剧变

✪ 斯牧 | 特约撰稿人

【导读】近年来，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青年思潮之变，已经引发各界关注。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年轻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这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20年以来，从日本到我们国内，一股“鬼灭热”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一部名为《鬼灭之刃》的动漫剧不仅风靡日本、斩获日本影史冠军，而且也在国内知名视频平台上创下播放量最高记录，影响力已超出“二次元文化”所能解释的范围。为什么一部动漫剧能如此火爆？年轻观众在评价这部剧时反复提及的“三观正”，究竟折射出新生代思想的何种变化？

本文指出，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动漫剧经历了代际转换，《鬼灭之刃》的出现，折射出从个人英雄“拯救世界”到普通人物“回归家庭”的主题变化，反映了在个人主义“自由”被祛魅的情况下，年轻人对回归社会共同体的诉求日益迫切。随着重建社会机制的呼声响起，比社会更小的单位——家，也开始重归青年视野。然而，融入什么样的共同体，重塑什么样的家庭，对年轻人来说仍然是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对相互协作与相互依赖的理想共同体生活，有了更多渴望；“回归家庭”，也是年轻人重新思考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出发点。《鬼灭之刃》恰好在此处呈现了一些微妙的可能性：年轻人基于爱与责任，乐于担当和奉献，因而在大家庭中收获了成长和友情。这一点获得很多年轻人的认同，他们并非社会所批评的“自我”和“利己”，而是担心否认个人的主体性，仅仅要求个人为集体做牺牲。如果担当和奉献成为个人选择，承担责任反而不是问题。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青年观察”专栏特稿，由作者授权原创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受疫情危机影响，全球影视业在2020年遭遇“冰风暴”，各大主要电影市场票房规模普遍暴跌六成以上。寒冬之中，一部日本动漫电影《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篇》却逆势而上，以约32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0亿元）的票房，打破了《千与千寻》保持18年的日本影史纪录。整个日本随之兴起一股“鬼灭热”，乃至日本首相在某次国会答辩时都借用《鬼灭之刃》的特有招式，称“我将‘全集中呼吸’式地回答问题”。前不久刚落幕的东京奥运会，也选用《鬼灭之刃》主题曲《红莲花》作为闭幕式配乐。这股“鬼灭热”也迅速传入国内，以知名视频平台Bilibili为例，《鬼灭之刃》系列作品播放量高达8.2亿次（以单集播放数累计），是B站迄今为止播放量最高的一部动漫，而在知乎、豆瓣等知识共享和社交类平台上，年轻人有关《鬼灭之刃》的讨论也持续高热。众所周知，多年来日本动漫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有广泛影响力，但由《鬼灭之刃》引发的新一轮热潮，却有着非同以往的特殊意味。

▍代际转换中的动漫文化：从价值离散到“三观”回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欧美、日本动漫作品被大规模引进国内，融入中国70后、80后、90后的成长记忆之中。从《哆啦A梦》、《七龙珠》、《灌篮高手》到《数码宝贝》，从《钢之炼金术师》、《海贼王》、《火影忍者》到最新的《鬼灭之刃》，这些“少年漫”、“热血漫”接连火热，并呈现出鲜明的代际转换特征。而宫崎骏、大友克洋、押井守、今敏、庵野秀明、新海诚等一代代著名导演，也被国内动漫爱好者如数家珍——哪怕这些曾经的“青葱少年”如今已变成“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大叔大婶”，提到那些年追过的动漫人物或故事时，他们的眼里依然放光。

日本动漫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从动漫本身来说，日本动漫已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大众文化产业，不仅可以满足细分领域的爱好者需求，也具备打造“破圈”爆款的生产能力，它在日本脱颖而出，吸纳了大量具有深度思想能力和创作能力的文艺工作者，使得动漫本身突破了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局限，转化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和跨文化吸引力的文化产品。从社会条件来说，率先兴起的日本动漫，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在迈向相对发达的工业化、都市化生活之后，大众消费文化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曾经，欧美市民文化一度被视为“现代文化”或“现代生活”的标准模板，随着日本、韩国、中国等东亚国家纷纷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新的可能性出现了。东亚社会在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社会伦理上的相似性，为日本动漫、韩国影视以及正在成长壮大中的某种中国文化产品（例如网文）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基于东亚社会的相似性，炭治郎对于家庭的强烈责任感，容易引发观众共鸣）

但这些条件并不必然导向动漫作品的成功。回归到作品本身，“价值观”历来是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动漫背后的价值观流变，不仅与代际人群的转换相关，也受到国际局势乃至人类普遍性认知的变化的影响。宫崎骏、大友克洋等老一辈动漫人之所以广受欢迎，不只是专业能力突出，更在于其具备反思批判精神，能够正视日本历史上对亚洲各国的伤害，思考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这种推己及人的“普遍性”，拒绝价值“双标”。在押井守、今敏、庵野秀明等“平成一代”动漫人身上，这种精神仍得以部分延续乃至发展。

然而，大约从2010年以来，日本动漫发展逐渐转向题材先行，不再传递对重大问题的价值关怀。这部分是由于过度竞争带来了流量压力，创作者致力于用更炫丽的打斗、更紧凑的剧情留住观众，但在价值上却显得颇为离散和稀薄，缺乏与时代共振的能力，反而加剧了动漫向快消性产品的蜕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鬼灭之刃》的特殊性得以显现。它讲述了一个“打怪升级”的励志故事：一位名叫炭治郎的少年，因家人被鬼杀害、妹妹变鬼而走上为家人复仇和救治妹妹的冒险之路。尽管动漫圈内的一些资深二次元爱好者认为《鬼灭之刃》情节俗套、模仿痕迹重——“向一群几近审美疲劳的读者讲述一个他们早已失去新鲜感的少年王道故事”，很多动漫圈外人却给《鬼灭之刃》打出不少好评，理由是“容易共情”、“三观正”。《鬼灭之刃》为何体现了一种“价值回归”？要理解这样一部看起来与现实并不直接相关的作品，为何能引发众多青少年乃至上班族的共鸣，就必须对当今青年的所思所想作切近的审视。

（一些年轻观众对《鬼灭之刃》的评价）

▍当代青年的社会观：从“拯救世界”到“回归家庭”

过去多数经典动漫剧，故事内核都是少年离家后进入陌生世界，带着恐惧和希望，经历挫折和痛苦、信任与背叛，最终从平凡少年成长为英雄。这种“热血漫”的主旨，契合工业化扩张时代的社会经济逻辑，体现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对困难的无畏感以及对成就的渴望。随着经济扩张周期消退，社会经济危机演变为一种“钝刀割肉”的社会形态，以至于出现了颓废迷茫的“平成废宅”一代。新一代日本年轻人似乎不再喜好“热血漫”的老套路，而是在逃避现实的心路旅程中，迷上了各种小众动漫、圈层动漫和猎奇动漫。然而，逃避也只是暂时的。逃避之后，又向何处去？《鬼灭之刃》给出了一个新时代的答案：回家。

初看起来，《鬼灭之刃》并没有摆脱“迷茫年代”的色调，也没有重复英雄成长式的传统逻辑。主角炭治郎被无形又强大的“命运之力”推着往前走，既非天赋异禀，也无出人头地的野心。若非鬼杀害他的家人，他大概会在深山卖炭直至老去。如果说他有主角光环，那仅仅是“幸运”二字。不少比他能力强的人早早告别人世，他之所以走到最后，是因为恰巧没有被鬼杀害。

但是，这种故事线索却因为炭治郎融入“集体”——鬼杀队而发生了改变。鬼杀队采取“上级庇护下级”的组织模式，能力强的上级以自己生命为代价，为炭治郎及其同伴赢得一条生路，而后者为了不辜负前者所托，又快速成长。虽然炭治郎最终承担了斩杀鬼王的使命，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才能。如鬼杀队的主公产屋敷所说，“人的意志是不灭的”，炭治郎一步步接近成功，靠的正是“后浪推前浪”的集体意志。

（被强者庇护的炭治郎）

一部能够“破圈“的作品，往往反映一种时代的集体无意识。《鬼灭之刃》的集体主义色彩，或许放在影片上映时的现实背景中，更容易解释。在恶鬼横行（新冠肆虐）的世界里，鬼杀队（医护工作者）奔赴前线，靠血肉之躯守护亲人乃至世界。剧情与现实的耦合之处，也成为诸多观众追剧的某种动因。《鬼灭之刃》宣示了个人所能取得的最高价值，也就是个人对于共同体的价值。换句话说，当低烈度的内卷问题、颓废问题，碰上新冠疫情这种高烈度的世界性危机，原本离散的、自我的、虚无的个人，也需要重新回归集体，通过共同体的高强度互助合作来维持生存并获得情感支撑。

剧作者在把主角炭治郎塑造为一个奉献集体的草根模范的同时，也把超级英雄安排到了正义的反面，即奉行“强者至上”的现代竞争法则的鬼的世界。鬼拥有接近无限的生命，可以尽情修炼武道，将“自我实现”推至极致。然而，尽管鬼十分强大，其死去时体会到的，却是数百年的修炼毫无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弱肉强食法则本身的不义，更因为变成鬼，就意味着斩断了与亲人、与生前社会的联系。在极端原子化的鬼的世界，他人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鬼王与其他鬼之间的“相互利用”，实为剥削与被剥削，这让支撑鬼去修炼的那种“自我实现”感，也沦为鬼王的一种蛊惑。

在自发性过劳随处可见的今天，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现实隐喻。个人主义所宣称的自由已然祛魅，回归社会共同体的诉求日益迫切。当每个人的学习、工作乃至娱乐空间都被市场经济逻辑支配，当个人本位的竞争关系全面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时，青年人对共同体的想象，只能从家庭这一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开始。因而在剧作者笔下，社会和职场都是家庭的延伸。鬼杀队的前辈将炭治郎护在身后，那场景与炭治郎的长弟护住幼弟，何其相似。而以武士制度为蓝本的主从关系，也被改写成类似传统家庭的形态：主公产屋敷称鬼杀队成员为“我的孩子”，而失去家人的鬼杀队成员与其说对主公效忠，不如说是敬爱。更耐人寻味的是，奉行个人至上的鬼在死前褪去戾气，也是从重新记起家人、博得家人原谅的忏悔开始的。

▍余思：年轻人想回归什么样的家庭？

从“拯救世界”到“回归家庭”，《鬼灭之刃》所隐含的青年社会观之变，不仅指涉日本青年，事实上也折射出当下中国年轻人的某种心理变化。家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曾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但在现代中国，家的内涵也发生了许多实质性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原有的社会机制（例如单位、公社等）开始瓦解，“社会”在很大程度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层次，这使得“家庭”这一日常生活的核心，更具重要性。这种回溯在1990年代达到顶峰，以至于讲述市民生活的剧作《渴望》，火遍了大街小巷。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个人命运升沉起浮，家成为个人奋斗的最后堡垒，父母对子女成长成材的重视，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与长辈们不同，在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价值观也悄然改变，代际冲突由此成为一个问题。

当今青年“回归家庭”的诉求，就暗含“被置于家庭之外”的潜台词。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被置于家庭之外”很大程度是年轻人的自我选择。社会的高度流动和扩招带来的教育普及，为年轻人树立了自信，个人成功仿佛只是时间问题。而父辈因自身学识和经历所限，其所倡导的家庭伦理也被年轻人看作是自我实现的压制和约束。为避免代际矛盾，家的经济功能和伦理意义被剥离开来，亲代和子代的关系一定程度演变为经济责任与义务。

而当青年进入社会中，他们进入的却不是真正的共同体，更像是人与人的松散集合。一方面，这个集合无法给予个人有效支持，更无法抵御日益激烈的竞争给人带来的碎片感。当“虚无”被越来越多的人挂至嘴边，重建社会机制的呼声也随之响起。遗憾的是，各种中间性的社会组织，尚无法促进社会的多元化交流和多层次流动，有时反而会制造新的隔膜。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工作中难以获得更多的个人成就感，作为替代品的消费，无形中成为自我实现的手段。当自由也沦为商品的“代言广告词”，个人英雄主义叙事也令人生疑。于是，昔日被忽视的共同体及其价值，反而显现出重要性；比社会更小的单位——家，也开始重归大众视野。然而，融入什么样的共同体，重塑什么样的家庭，对年轻人来说仍然是个问题。事实上，现在的年轻人对相互协作与相互依赖的理想共同体生活，有了更多渴望，例如青年观众对《家有儿女》中的开明父母倍加赞赏，又如自嘲为“打工人”的新一代青年，却对企业管理文化、国家责任和民族使命表现出更高的期待。在此背景下，重新建构丰富的家庭伦理功能，也成为当务之急。

“回归家庭”，是年轻人重新寻找安身立命价值的个人宣言，也是重新思考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出发点。当重建家庭伦理的需求日益迫切，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由此凸显。尽管近年来各种传统文化热持续不断，对宗族文化、礼仪文化的正面讨论也日益增多，但是，“返回传统”几无可能。中国的家庭结构已经与过去明显不同，由3-5名家庭成员构成的核心家庭模式已经成为主流，而且中国家庭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型为现代工商业形态，而且是日益融入全国市场、甚至部分融入全球市场的工商业形态。这意味着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虽有特殊性，但也和日韩、欧美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的市民家庭生活，具备越来越多的相似性。

因此，“回归家庭”进一步要求的，是在新技术条件和新经济基础之上，重建一种良性的家庭伦理形态。家庭本身作为一种共同体，必然要与市场经济的交易逻辑形成一定的距离，形成一种保护壁垒。但是，现代个体所具有的独立意识，又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不可能重复旧时的权威结构（被广泛批评的所谓“父权制”结构）。就此而言，家庭伦理的重塑颇为困难。其中最难的一点是，创造性地转化家庭制度的内核精神——爱与责任，基于责任的权威和基于爱的奉献。

（负伤的炭治郎保护妹妹祢豆子）

《鬼灭之刃》恰好在此处呈现了一些微妙的可能性：家庭权责的不清晰，正是家的温情所在。身为长子的炭治郎乐于担当和奉献，因而在鬼杀队这个大家庭中收获了成长和友情。炭治郎的家庭观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支持，他们的价值所向，并未局限于以往社会刻板印象中的“自我”和“利己”。或许就如阎云翔先生在《当代青年是否缺乏理想主义》一文中所述：年轻人真正怕的是，否认个人的主体性，仅仅要求个人为集体做牺牲。当这种担当和奉献成为个人选择，承担责任反而不是问题。在这里留出一个游刃有余的进退空间，也是为良善社会的出现提供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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