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百年：它们如何提供游客想象美国的方法？

国家公园的根本目的是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成为美国人。国家公园远不止有休闲、娱乐和经济价值，它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国家公园管理处（National Park Service）

2016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el）将推出“美国国家公园”（America’s National Parks）系列，纪念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签署《国家公园服务法案》（National Park Service Organic Act）100周年。《法案》规定了美国境内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和国家保护区（national monument）的职能和管理权所属，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国家公园并非特权阶层独享的场所，而是由美国公民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共享。当时，全美已建成14个国家公园，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1872）、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1890）、南达科他州的风洞国家公园（Wind Cave National Park，1903）等等。这些国家公园在地理学意义上标注了不同地区自然景观的多样性，也在象征主义的意义上成为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国家”二字不仅在规模和奇绝上把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State Park）区别开来，而且象征着共同体的自然化身，担负着作为国族历史记忆容器的重大责任。

今年一月，美国《国家地理》刊发了一篇题为《国家公园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及指出我们是谁》（How National Parks Tell Our Story – and Show Who We Are）的文章。文章标题“讲述我们的故事”和“指出我们是谁”都表明国家公园起到了界定“美国性”（Americanness）的作用——在那里，自然风光为公民提供民族想象的物理空间和素材。与此同时，诸如登山、游泳、极限运动、探险、烤肉等与国家公园配合出现的活动又被视为美国精神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正如黄石国家公园、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大峡谷国家公园（Grand Canyon）这些美国明信片上的常客，它们向游客提供了想象美国的方法。再如苹果公司以优胜美地和优胜美地中的著名景点酋长岩（El Capitan）为操作系统命名，并将它们的照片作为壁纸兜售到世界各地，也是同样的道理。更典型的例子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国家公园，它们通常不仅是电影拍摄场地那么简单，还和电影文本生成互文性，在全球化的市场中流通。例如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2012》（2009）中的黄石国家公园、哈罗德·雷米斯（Harold Ramis）《假期历险记》（Vacation，1983）中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夺宝奇兵3》（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3，1989）中的拱门国家公园（Arches National Park）……

民族主义同风景结合的历史由来已久，风景在早期浪漫主义者那里就经历了“再发现”的过程。瑞典人类学家奥维·洛夫格伦（Orvar Lofgren）曾在《度假》（On Holiday）中讨论过风景（landscape）在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并提出所谓风景民族主义（Scenic Nationalism）的概念，但这并不是一个偏门的词，例如英国国徽上的动物肖像狮子和独角兽分别来自殖民地和神话传说，而澳大利亚选袋鼠和鸸鹋作为国徽上的肖像完全因为它们是澳洲大陆特有的动物。美国的做法大致综合了英国对动物象征意义的征用和澳大利亚对本土动物的重视。1782年，秃鹰因其威严的容貌和强力的身躯被选作美国的象征。不仅如此，早期殖民者认为秃鹰是美国特有的一种猛禽，它对美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将自然元素和民族国家认同关联起来的一个典型例子。从具有国家象征地位的动植物到广义的风景（landscape），美国人类学家温迪·达比（Wendy Darby）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Landscape and Identity：Geographies and Nation and Class in England）一书中将风景的“再发现”和政治权力、民族主义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研究了自然与近代社会诸多面向的关系。达比认为，文艺复兴以降，一种基于主体－客体二元结构的透视法取代了中世纪观看风景的形而上的宗教眼光，渐渐地被建构起来。

越南裔美籍摄影师丹平（Binh Danh）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很好的注脚。2015年，丹平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用银版摄影术拍摄的一组照片被华盛顿国家艺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展出，吸引了大批参观者。丹平生于越南，儿时随家人移民美国，住在加州圣何塞（San Jose）距离优胜美地仅4小时车程的地方。作为加州被挑选出来的一片自然景观，优胜美地凭借其绝美的风光让生活在此的移民折服。正如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节目《国家公园全纪录》（The National Parks：America’s Best Idea）引用丹平所言：“我对国家公园的特殊感情与我们这个移民国家的特质有关。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都远在他方，但这些国家公园却抓住了我们的心。”然而，优胜美地被规划为国家公园的同时，保留了它隔绝于世的特权。丹平表示，儿时的自己和父母亲都不知道怎么去优胜美地，只是一直听说那是另一个世界。正是这种人为的离世感，使丹平将对优胜美地的幻想保留到成年。对他来说，优胜美地是儿时跟随父母在电视机修理铺的那种生活之外的另一个选项，一个理想主义的想象对象。当丹平使用古老的银版摄影术拍摄优胜美地时，国家公园便有了更深刻的意味。银版摄影术独特的光影效果仿佛暗示优胜美地象征着凝固的时空，一段穿越到当下的旧时光和历史记忆。国家公园被宣传手段伪装成纯自然的、远离尘嚣的所在，却超越自然本身位于主体的对面。正是在一种暧昧的、若即若离的观察模式中，丹平才能从优胜美地的世界中抽身出来，用自身经验、心理状态和摄影术控制、描述和再现所看到的景色。而丹平自身的移民者身份更加强了对国家公园的想象，甚至他眼中的自然奇观带上了神圣的色彩，其象征意味比优胜美地在白人中产者那里强烈得多，而这对汇集作为“大杂烩”（Mélange）的美国社会的凝聚力来说是有益的。

然而，一旦涉及国族历史叙事，就容易受到少数族裔的质疑。大多数批评者指出，美国政府对国家公园的表述中鲜有提及印第安人的历史，尤其是殖民史，而对少数族裔和殖民暴行的选择性目盲似乎反而表明国家公园的起点始于殖民的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公园成为主流历史叙事的附庸。而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声音来自马克·斯宾塞（Mark Spence），他在其代表作《剥夺荒原：印第安迁移政策与国家公园的建立》（Dispossessing the Wilderness：Indian Removal and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arks）中尖锐地将矛头指向1830年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并指出黄石、优胜美地、冰河（Glacier National Park）等国家公园都受惠于这一野蛮的法案。比起那些认为国家公园对生态保护具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斯宾塞认为国家公园的建立对自然环境有不易察觉的破坏性影响，同时挑战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甚至加深了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