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公平：共同富裕的目标、路线与愿景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两个15年的战略安排，对在两个阶段中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利于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共同富裕”一词在中国去年宣布成功减贫实现“全面小康”之后开始广泛出现，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对共同富裕的特征属性、内涵外延和实现途径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也为中国下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目标指引。

收入分配的类型：时代演进中的权重因子

在经济学概念中，“分配”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按一定的方式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割，形成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财产分配格局。

按照收入分配的具体类型，收入分配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其中，初次分配是按照市场要素贡献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体现效率原则；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进行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再分配，体现公平原则；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等非强制力量的作用下，通过自愿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为等方式而进行的分配，是对前两种分配方式的有效补充。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具备一定的时序连接性，而第三次分配并非是指前述两次分配之后的另次分配，而是指在分配原则和价值取向上具有鲜明特点的社会引导型的分配模式，强调向善、为公和乐施等社会理念。第三次分配可以与初次分配同时发生，比如志愿劳动等；也可以与再分配同时进行或发生在再分配之前，比如社会捐赠等。从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功能来看，初次分配从生产要素的贡献出发体现收入的市场化形成，再分配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通过政府调节适度缩小收入差距并体现尽可能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三次分配则是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释放社会力量在共同富裕中的参与作用。

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了“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立足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明确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共同富裕的政策语境下，分配问题是重中之重，是解决关键问题的核心抓手。实现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共同富裕，需要高度重视三次分配之间的协调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的实际情况，来对收入分配机制做有效的法律保障和必要的政策引导。

在中国语境下，完善初次分配制度，主要是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特别是加强按劳分配的保障机制，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完善再分配制度，需要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机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优质化水平和均等化效能。相较而言，第三次分配体现社会成员济困扶弱、回报社会的更高精神追求，在新的历史时期，规范、引导和有效激励第三次分配并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建立更为温暖、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市场氛围和社会环境。

社会发展与制度构建：共同富裕的蛋糕分配模式

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物质基础是否丰厚决定着可供全民共享的潜在份额；二是分配机制是否合理决定着全民共享的公正程度。简而言之，共同富裕的真谛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切好蛋糕”。“做大蛋糕”要靠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切好蛋糕”则要靠科学合理的制度性安排。

就“做大蛋糕”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尽可能“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投资主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阶段，则是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总量和财富规模的持续积累，并维持较高质量的社会公共服务。

就“切好蛋糕”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指导方针是“效率优化，兼顾公平”，加持“发展就是硬道理”，并同时提出“先富带动、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原则愿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阶段，则是要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充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体制和实施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加快民生福祉和社会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构建，需要注重高质量发展、公平和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创造环境。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在教育公平、住房与社会保障、竞争公平、机会公平等方面持续发力，保障基层劳动者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

二是鼓励创富。要在“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理念指导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特别是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依法有效保护创业创新者和各种类别市场主体的物质产权和知识产权。

三是量力而行。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渐补齐软环境、软实力建设的短板。

四是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浙江省等条件成熟的地方，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再在全国逐步推开。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在国际上和历史阶段上都没有先例，需要稳妥规划、稳步推进。

共同富裕的愿景：近期、中期与远期规划

经过数十年的“量速齐增”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进入了战略转型期，政府推动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思维正从“单一追求增长速度优先”转向“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

按照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定位，到203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争取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度更高，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加优化。那么，该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愿景的实现呢？

首先，要通过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来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注重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更有力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其次，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再次，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以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城乡有序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最后，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特别是对加强对第三次分配的宣导、规范和激励，制定务实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内外形势下，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愿景，可以从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来进行有效规划。

就近期而言，需要完善和优化现行分配制度政策措施。在收入保障方面，要通过政府力量的必要干预使得社会的分配机制向勤劳致富的劳动者适当倾斜，比如传统业态中的普通基层劳动者、中低层管理人员和新兴业态中的外卖送餐员、滴滴司机等灵活用工群体，同时减少普通家庭社会成本性支出压力，改革现行基础教育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医疗养老制度等。同时，尽快推动房地产税的立法进程，加快社保全国统筹的进度，强化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持续实施面向创新创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普惠性优惠政策，优化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对慈善事业、公益性捐赠等第三次分配实施更为优惠的财税政策，等等。

就中期而言，需要在高质量发展取得相当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更大幅度、更加从容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并保持其稳定性。同时，进一步研究促进和保障城乡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社会阶层流动更加畅通、三种分配制度更加协调、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协同富足的政策制度。

就长期而言，制度建设需要聚焦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社会公平以及更高品质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并适时推进符合中国特点的遗产赠与税等特定税制和更加稳定的慈善乐施事业管理体制机制。共同富裕的社会是欣欣向荣的社会，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其富足的社会，每一个人只要尽其所能，都应该可以充分享受到社会繁荣。

（作者王桦宇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改革及其法治化、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