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者”到“暴君”：乔治三世在北美殖民地的形象蜕变

从即位登基到独立战争爆发，英王乔治三世在北美殖民地的形象一落千丈。1763年，殖民地居民们为国王乔治三世致祝辞，称颂其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保护者”。到了1776年，殖民地居民却认为“英国国王是个暴君，许多人相信英国政府正密谋要控制他们”。乔治三世的形象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逆转？北美殖民地人民对乔治三世的指责究竟符不符合事实？报纸、小册子等印刷品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美国奠基时代的了解。

革命前夕的北美印刷品

除去1690年创刊和停刊的一小张单面印刷的《社会时事》，各殖民地第一份正规报纸是1704年创办的四页双栏折叠式的《波士顿时事通讯》。不久，纽约、马里兰、南卡罗来纳、罗德岛和弗吉尼亚都有了当地的报纸。在乔治三世登基前几年，新闻业出现了第二次飞跃。1755年，纽黑文创办了《新闻报》。10年间，北卡罗莱纳、新罕布什尔、佐治亚都有了从事提供国内外新闻、小品文和杂谈的印刷商。在1765年有关印花税法存废的争论如火如荼之际，各殖民地出版的报达23种，除特拉华和新泽西以外，每个殖民地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报纸。 到1775年，在大陆的各殖民地发行的报纸总计有38种之多，在这些报纸上辟有刊登以书信、政府文件、发言摘要，以及布道文等形式出现的观点与反驳的专栏，带有猛烈抨击性的言论——“不但经常刊登在独版的大字体布告栏目中，有时也用三号或四号的小字号来发表长达数千字的评论。”

随着报纸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其中不乏有鼓动革命、支持独立的声音，这显然不是伦敦希望看到的局面。1770年，英国殖民大臣抱怨殖民地政府未能惩处“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马萨诸塞的总督参事会答复说，它在宪法范围内实际上已比英国的上院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为什么不责备英国上院……在国内不禁止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呢？如果我们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英国和我们这儿是50：1。”

独立战争前的北美报纸

与报刊相比，更具殖民地特色的印刷品是小册子。与之前的英国革命和之后的法国革命不同，在美国革命开始前没有出现洛克《政府论》或狄德罗《百科全书》那样的纲领性理论巨著，也没有雅克·卢梭那样掷地有声的反抗呼声，殖民地很多政治诉求的表达是通过小册子进行的。

梳理一下小册子的思想渊源和作者名录，能整理出一份熠熠生辉的思想名单，17、18世纪大西洋两岸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几乎都囊括在内，诸如英国的弥尔顿、哈利法克斯、洛克、斯威夫特、笛福、柏林布鲁克、埃迪森。此外，奥蒂斯、亚当斯父子、迪金森、汉密尔顿、杰斐逊和其他主张反抗的理论家也致力于埋头写小册子和信札。

报刊和小册子并非两个互不交集的平行空间。事实上，在革命爆发前，很多小册子上的文章正是通过报纸转载而名扬一时的。例如，在1767年《汤森法》颁布后，约翰·迪金森发表了题为“一位宾夕法尼亚农场主的来信”的小册子，阐明了殖民地在宗主国关系上的根本立场。从12月2日开始，殖民地的报纸陆续对其进行了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事后统计，北美报纸中仅有四家没有转载这些信札。

北美战争前的“农场主的来信”

从殖民地报刊到小册子，一个殖民地公共舆论空间逐渐开始形成，并且将按照自己的逻辑对包括国王在内的政治人物给与不同的评价。

印刷品“构建”的国王

从1760年即位到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的15年间，以1768年为界，乔治三世在北美殖民地印刷品的形象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段中，尽管已经出现了对于英国君主形象不恭的描绘，但极少有直接针对乔治三世本人的攻击；在后半段中，国王的形象急转直下，出现了大量直接针对其本人的批评。随之而来的是，伴随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分离情绪的滋生，作为母国的英国逐渐成为无诚信而言、蔑视宗教、腐败横行、贪财忘义的国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殖民地则是欣欣向荣、富足安全、热爱自由、充满希望的代名词。

先从第一个阶段看起，早在乔治三世登基之前，乔纳森·梅休在18世纪50至60年代发表了几种小册子，用很不恭敬的笔调描绘君主形象，诸如：斯图亚特王朝的四位君主乃是“十分骄傲而虚荣、说话办事恣意任性、既缺乏智慧谋略，也无决断”的人。乔治即位后，殖民地的报纸和小册子对其的评价称得上恭敬，大部分报纸在提到其名讳时都冠以“尊敬的”（honorable）或“光荣的”（gracious），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印花税法》的出台。废除印花税甚至为国王赢得了好声誉，1766年1月16日，《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文章为国王辩护，“压迫你们的并不是你们的母国，也不是你们的国王，而是一批坏大臣，是他们把事情弄到这个田地，以至引起公愤。”有报纸将行为激进的“自由之子”称作“英王陛下的忠实臣民”和“英国宪法的真正朋友”。

北美独立战争前夕的乔治三世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768年前后，舆论风头一转，越来越多的殖民地人民通过报纸或者小册子得知，英国政府——至少部分仇恨自由的派别——正密谋“奴役”他们。这在英国已有先例，他们已经通过种种阴谋破坏了议会和法庭的独立，而这些大臣们试图通过《汤森法案》之类的措施在美洲达到同一目的。1769年12月，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麦克杜格尔的重要人物在纽约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描绘了一幅“母国和殖民地中专制政治和暴政的走狗”对捍卫自由者进行总攻击的场景。在罗德岛，沃德派和霍普金斯派均试图胜过对方，取得反对英国措施的领导权，《普罗维登斯报》转载了一封英国来信，断言内阁通过审慎地分配官职而支配了议会，这是对下议院的收买。

在殖民地出版的小册子中甚至勾勒出来自英国的这股势力奴役他们的路线图：首先是征税，随后是派遣官员进驻北美，然后借助军事力量，将北美殖民地居民变成奴隶。随着殖民地政府中的职位急剧增多，大批英国人被派赴殖民地就任，1768年英军四个团又被部署到波士顿，这种“阴谋论”越来越有被坐实的可能。而任命官员、派遣军队都必须得到英王的许可，因此乔治三世也在不知不觉中卷入到这场阴谋之中。在关于阴谋的猜想中，一份名叫《马萨诸塞观察报》的小报出尽风头，该报通常以刊登读者来信的形式，借他人之口对乔治三世提出批评，而批评的落脚点集中在英国国内的党争、国王的用人之策，以及派遣军队这三方面。1772年2月1日，该报刊载了一篇“苏格兰人第三号”的文章，作者将矛头指向了国王的用人之策：

“我不得不说，一个‘好的国王’将尽可能选择所有他认为合理的方式来取悦自己人民并最终赢得他们的爱戴，而过去11年间，我们不幸经历了恰恰相反历程，选中的都是声名狼藉并且招人讨厌的大臣……这样的后果必然是引来社会不同等级大多数人要求改变的诉求，每个国王都该给这些大臣们应有惩罚，如果国王不这样做，必然失去人民的爱戴，招致叛乱，并最终以内战的形式结束。”

半年后，该报又刊登了一篇名为“来自北不列颠的信”，文章以问答形式展开，作者T. M自称来自英国。文章写道：

“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伟大的人民变成奴隶？回答：我之前读过罗马历史，就我的判断而言，（将人民变成奴隶）的方式是党派斗争、腐败和军队弹压。”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暗示，犹如古罗马时代的暴君一样，乔治三世正通过党派斗争、腐败以及派遣军队的方式，一步步将殖民地人民变为奴隶。相比而言，一些影响较大的报纸对英国权威的挑战尚有分寸。他们更多地将乔治三世的行为归因于受人蒙蔽，尤其是殖民地官员的欺瞒。1773年7月1日，《纽约报》发表了文章，披露了哈钦森与英国大员的来信内容，将殖民地的矛盾归结为哈钦森制造阴谋、挑拨国王与殖民地的关系：

“这批信件具有天然的、明显的倾向性，其目的就是离间和打断我们至为光荣的君主——乔治三世国王对他忠诚的、挚爱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爱，毁坏大英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相互建立起来的和谐、良好的意愿，毁灭我们的代表和朋友们通过合理的代表制度来表达观点的努力；阻隔我们的愚见上达天听的通道；并且采取种种措施来毁坏我们为建设家园所做的努力，并且这种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大。”

但在随后的一年里，风口急转直下。从1774年开始，对多数消息灵通的殖民地人士而言，由政治与社会腐败引发并形成最终宪法危机已非常明显。散播类似观点的报纸、小册子像洪水一般涌来，从母国再三传来的报告显示，英国已彻底、完全背离了真正的自由原则。这些报告大多出自英国激进派手笔，其载体通常是一系列愈来愈尖刻的小册子和书信，“而这些小册子和书信在北美殖民地却不断被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散布、刊印和再版。”

1774年11月24日，同样是《纽约报》，在一篇《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邮包》文章中，殖民地官员已不再是罪魁，国王才是造成目前局面的祸首：

“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上帝，只是通过特定的手段赋予人民或者国王，世上‘公正’的总督是否将所有的权力、智慧、公正和慈悲敬献给国王一人，却拒绝将其中的一部分留给不同阶层的人民？让历史来决定这样的问题吧。国王的历史只不过是一部蠢人和堕落人性的历史。除了这些，别无其他！”

半年后，美国独立战争打响，其后半年，托马斯·潘恩发表《常识》，其中的论调和此文如出一辙，国王不再是万民敬仰的楷模，而成为“皇家禽兽”，其生存目的“往往不外乎是挑起战争和卖官鬻爵，使国家陷入贫穷和制造纷争，对于社会，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

从1768至1775七年间，乔治三世在北美印刷品中的形象已一落千丈。

历史学家眼中的“乔治三世”

在后世历史学家的建构中，乔治三世绝谈不上是暴君或昏君，更不是潘恩笔下的“皇家野兽”。他生于1738年，1760年登基，1760年至1820年在位。他是自1547年爱德华六世以来登上王位最年轻的君主，也是英国历史上除了他孙女维多利亚女王和伊丽莎白二世之外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

乔治三世的画像

后世历史学家大多公认，乔治三世具有复杂多变的个性。克莱顿·罗伯茨评价他“有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但又有清教徒般的决心。乔治的这两种性格势必造成紧张心态，他情绪多变，有时惰性十足，漠不关心；有时性格孤僻，心情忧郁；有时兴高采烈，精力旺盛”。

乔治三世也呈现两面性特点。私生活方面，乔治三世似乎无可指摘。克莱顿·罗伯茨说他“具有很深的宗教和道德情感，是一个贞洁自持、忠心不二的丈夫，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堪称全国楷模”。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将其原因归结为乔治三世自小所受的严格家教。他的母亲是一位个性坚强的德意志公主，从小就经常训诫他：“乔治，要像一个国王！”在这样家教下，“乔治的私生活无可指责，嗜好单纯，甚至喜欢从事农活和乡间娱乐。他富有强烈的责任感，酷爱工作”。然而，在政治家眼中，乔治三世“有点吹毛求疵，有点自命不凡。他不是一个时尚的人，而是一个强健、清醒和笃信上帝的英国人”。尽管乔治三世勤奋努力，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是他很早就显示出来有一种病，会产生幻觉和抑郁症”，还有历史学家说他有时“暂时处于神经错乱的状态”。

在美国革命爆发前夕，国王的声誉已每况愈下，后世不少历史学家却不以为意。他们指出，在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三个重大历史事件：1764年的《糖税法》、1765年《印花税法》和1767年《汤森法案》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乔治三世所起的作用至为有限。罗伯茨兄弟在《英国史》中这样写道：“在18世纪60年代的财政和关税政策、措施制定上，乔治三世很少插手，他在私人信札中甚至未曾提及《印花税法》，在那段时间里，他对北美殖民地比对他的大臣们更宽大仁慈。”对于其在北美革命和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如是评价道：“乔治三世负有重大责任，但他并不是决定性作用的角色”，“历史上的神话几乎没有比乔治三世的暴政酿成北美革命的神话更大的了”。

提出《汤森法案》的英国财政大臣查理·汤森

比尔曼在此问题上的见解与之类似，他认为，在开征印花税问题上，乔治三世“是无辜的”，“那时候，他暂时处于神经错乱状态，法案是由一位摄政王批准的”。而对于《汤森法案》法案的推出，比尔曼夫妇相信，这并非完全出于国王的本意：“说什么乔治三世想出了这一大套限制措施并强行使之在议会通过这样的神话，应当看作幼稚的无稽之谈而不予理会；那些法令是英国的地主和商业资本家本身或别人替他们起草的，他们通常将北美看作可以为了伦敦的利益而加以剥削的地区，毫无疑问，英王乔治赞成这些漂亮的计划，并在美洲民众突然起来大胆反抗法律和秩序时感到悲痛，但他并不是那项把在美洲的英帝国事业搞垮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塞缪尔·莫里森则提醒读者，在对待殖民地问题上，乔治三世抱有妥协态度的初衷，他先是暗示议会中的朋友，投票赞成废除《印花税法》，随后，当希尔斯巴勋爵曾建议用更换特许状的方法来惩罚马萨诸塞，国王拒绝了他的建议。

当然，在处理北美殖民地问题上，乔治三世并非白璧无瑕。他即位时，英国国内政局动荡，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换，内阁更迭频繁。1761年皮特辞职后，接下来的首相任期都不长：比尤特伯爵11个月，格伦维尔不足两年半，罗金厄姆不足一年，皮特重新执政两年，格拉夫顿公爵一年，直到诺斯上台，内阁才获得10年左右的稳定。政局变幻不定，导致殖民地政策失去了连续性。例如：印花税问题上，格伦维尔要求强行推行，而皮特主张废除，前后不一，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历史学家事后回首也不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18世纪60至70年代，英国一贯地进行更为强有力的统治，或者始终如一地保持进一步的安抚策略，或许（英美）分离之事在18世纪可能不会发生。”

结论

革命的爆发兼具必然性和偶然性。而造成偶然性一个重要因素是贯穿其中的诸多误会和误读。其实，这并不需要等到革命结束后再检讨与反思。早在美国革命爆发前，伯克就预见到革命结果就是迈向灾难性僵局的不信任不断“升级”。对此，他曾感慨：“美利坚人已经编造了一个发现，或者说认为他们已经编造了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我们英国人要压迫他们：我们也编造了一个发现，或者想当然认为我们已经编造了一个发现，就是美利坚人打算发动叛乱对抗我们......我们不知道如何前进；他们不知道如何后退……但是，最后有一方要屈服。”

在美国革命中，双方都曾出现对彼此的误读。其中，乔治三世显然是被误解了。由于相隔遥远、通讯不畅，很多本可以厘清的事实变成了阴谋的片断，而殖民地的印刷媒介则加重了这种阴谋论的传播，在对人物进行污名化的同时，也加速了历史事件的进程。但从长远看，如果说美国的独立势在必行，那么与母国的分离也就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英王这一维系双方的纽带迟早也会被割断。在这一过程中，乔治三世只是不巧成为了事件中的一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