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听懂中国倡议：外交话语需清楚表述中国自身利益

在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筹备初期，虽然中国表示建立亚投行是为了补充既有多边发展机构对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支持不足，但国际社会还是出现种种猜测，担心中国在创造低标准的国际发展融资规则，甚至怀疑中国试图建立与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平行的新的体系。

无独有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导以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虽然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成果，但有的沿线国家还是不断对中国的意图表示疑惑，延缓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推进。

为什么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图发展的倡议无法让一些国家理解或 “领情”呢？

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如何让中国的行为被外界理解和支持，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为了有效传达重大外交倡议中的共同利益，并使之被外界理解，中国的外交语言需要清楚阐述中国自身国家利益。

外交语言“无成本”带来的困境

外交政策意图的传递，往往不仅需要外交语言，还需要政府配合具体行动以确保语言的可信性。外交行动需要能够清晰地让对方看到付出的成本（或代价）。

一般来说，采取行动所需要的成本越高，行动就越能传递真实意图，原因是付出的成本代表了行动决心。但是，一项政策在出台初期，往往需要外交语言先行，以便得到其他国家的呼应。由于外交语言的使用没有明显的成本，是“清谈”，完全可以和真实意图分离，即说而不做。于是，便出现一个外交宣传上的难题，即如何使得“没有成本的”外交语言仍然能够传达真实意图？

国际政治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国家对他国真实意图的不完全了解。如果一个国家的真实意图可以被完全了解，那么很多冲突就可以避免。

为什么真实意图不易被了解，或者不易被传达呢？根本原因是国家之间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而任何国家都有动机利用外交语言来最大程度地服务于自身利益。其结果便是，即使一个国家真实地传达自己的意图，也不容易被外界相信和理解。

中美相互之间的猜疑就是例证。中国已经向世界阐述和平崛起有10多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的猜疑，一直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重大冲击或改变。

“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经久不衰，并不因中国在外交语言上的否认而停止。同样，美国政府不断宣称不会遏制中国发展，不在亚洲领土争议中选边，但是，中国并没有停止怀疑美国通过“亚太再平衡”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

中美外交语言之所以无法让对方信服，原因是双方在全球和亚洲安全问题上客观存在的利益分歧，“和平”的外交语言本身不能消除相互猜疑：美国认为，即便中国有意和美国争夺霸主地位，中国政府恐怕不会直接说出来，以免过早刺激美国的神经；而中国认为，即便美国有意遏制中国，美国政府也不会直接说出来让中国防范。

所以仅从外交语言上，美国不能区分一个不同美国争霸的中国和一个有意取代美国的中国；中国也无法区分一个真正有意维护亚太和平发展的美国和希望遏制中国的美国。

不仅中美之间如此，所述现象也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即各国都用听起来最合理的语言解释自己的意图和将要采取的行动，无论自己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由这个常态带来的另一个常态，便是任何国家的外交语言都不会被其他国家轻易相信，或被“听懂”。

那么，外交语言是不是就根本不能有效传达信息，或一个国家的真实意图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有效外交语言的条件：共同利益

国家之间在某一问题上可能有三种利益关系。

一个极端情形是两个国家之间在某一问题上只有冲突或被“认为”只有冲突，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外交语言基本上不能传达信息。比如在朝鲜战争将要爆发之前，虽然中国多次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出兵，中国将介入，但美国并没有相信中国的警告。原因是美国不出兵有利于中国，因而无论中国是否决心真的介入，都可能对美国提出这样的警告，以阻止美国进一步行动。

另一个极端情形是两国在某一问题上利益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形下，外交语言能够充分表达信息，因为双方没有必要隐瞒真实意图。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和英国长期以来在安全问题上应该说比较接近这类情况。

国家间关系在大多数情形下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既存在利益冲突又存在共同利益。

即便是目前的中美关系，虽然在某些安全问题上处于竞争和冲突的状态，在其他问题上仍存在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包括在打击恐怖活动、维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

在这类最常见的中间情形下，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分歧，但是存在能够部分传达真实意图的可能性，并且共同利益越大，越可能准确传达真实意图。

但是，共同利益的存在仅仅提供了传达有效信息的可能性；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需要通过外交语言的功能，将潜在的共同利益转化成国家间的一种共识。不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不能实现。

那么，在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形下，应该如何构建有效外交语言，使得外界理解一项外交倡议的真实意图呢？

对共同利益的阐述不能脱离对自我利益的阐述

如上所述，在多数国际关系议题领域，单方面利益和共同利益是共存的。一个国家如果要实现一个重大外交倡议，往往需要担当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责任和负担。

如果中国在提出一个外交倡议时，只对外界强调共同利益，对单方面利益不解释，或者不充分解释，可能会引起外界如下的疑问：为什么中国愿意单方面承担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成本，做让其他国家获益的事情？

这种猜度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每个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却对资源有着无限的需求。中国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不去首先照顾中国的国家利益，似乎是比较不寻常的一种做法，因而引起外界疑问。恰恰为了外界更好地理解共同利益，中国外交语言需要清楚表达一项倡议中的中国自身利益。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外交语言在阐述重大外交倡议时需要回答三个外界最容易有疑问的问题：

第一，现阶段出台这一政策如何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这个政策的实现为什么需要其他国家的参与？

第三，其他国家如何通过参与这一进程获益？

第一个问题涉及为什么中国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出台某个重大外交政策；第二个问题坦承中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只有在清楚主动地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表述之后，对共同利益的表述才会带有更高的可信度。

目前，中国的外交语言比较重视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对于前两个问题的解释则显得不够充分。这样，不但会影响外界对共同利益的理解，而且给外界对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的猜测留下了不必要的空间。一旦外界舆论对中国自身利益的某种不正确的猜测变成一种共识，那么再试图去纠正便会十分被动，甚至严重影响到政策的推进和实施。

单方面利益和共同利益都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是任何国家采取一项政策的最容易被理解的出发点。中国的外交语言不应该回避对两者都做出主动阐述。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外交语言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近期提出了两项重大外交倡议，分别是创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建设“一带一路”。这两大外交倡议都是中国将自身比较优势和国家利益与亚洲周边国家发展结合的重要体现。在中国政府提出倡议的初期，外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意图提出了种种猜疑。

面对外界的猜疑，亚投行比较成功地解答了外界疑问，吸引了更多国家加入到亚投行的创建过程。我们基于上面的理论论述做个简单回顾和分析。

为了化解外界对中国建立亚投行意图的误解，一方面，中国强调 “亚投行不是中国的银行，是成员国团体共同的银行，且中国将不刻意追求‘一股独大’”；另一方面，金立群行长多次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向外界讲述亚投行商业化运行原则，即投资的项目必须有一定的回报。亚投行没有软贷款，没有优惠贷款，选择能够创造盈利的项目，向借款国家和亚投行负责。这固然是亚投行借鉴私营机构成功经验的方面，但是也清楚说明了中国倡建这一国际组织的自身利益，大大有助于外界理解中国提出这一倡议的动机。

在此基础上，中国采取了有“成本的”行动，以示追求共同利益的决心，比如，用实际行动向外界证明中国不刻意追求一票否决权的决心。按照《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协议》规定的原则计算，中国以297.804亿美元的认缴股本和26.06%的投票权，微弱占据现阶段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和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

但是，亚投行将继续保持开放性，随着更多国家加入，中国投票权可能逐步降到25%以下。中国政府通过直接阐述中国自身利益以及采取体现共同利益的行动，成功破解了外界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疑问和猜度，最终亚投行按计划时间表成立。对于中国倡建“亚投行”的解释宣传是合理有效利用外交语言传递信息的成功经验。

“一带一路”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目前，该倡议在国际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兴趣，一些国家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或达成对接共识。

但同时，一些沿线国家仍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宗旨和具体内容表示疑惑，外界各种媒体也不断猜测中国的真实意图。

在未来的对外宣传中，中国可以加强对自身利益的阐述，并表述该自身利益如何需要通过和沿线国家合作而取得。在这两个问题得到清楚解答的情况下，相信外界会更能理解共同利益的内涵。

（方松英系美国莱斯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玮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