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共富｜专访李实：共同富裕需要发展与共享兼容的发展模式

【编者按】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怎么答好促进共同富裕这道难题？澎湃新闻就此推出“求解共富”系列学者专访。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解决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和收入差距等发展不平衡问题？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通过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不过，李实也指出，共同富裕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实现的过程将较为曲折，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经济较发达的浙江被选取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也被明确为浙江示范区建设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

李实表示，从长远来看，在浙江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最终是为在全国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路。他也表示，浙江与其他地域面临的问题不同，发展基础不同，要注重研究改革推动所依赖的条件，发现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形成全国层面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将得到修正

澎湃新闻：中央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共同富裕目标？

李实：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央提出了一些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比如说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都是一些中远期目标。当然，对于老百姓来说，更关心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未来的发展机会和愿景。因此，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一部分，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是密切联系的。

另外，消除了绝对贫困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新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时点，中国也面临着一些发展上的难题，主要是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三个方面。这三大差距成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通过推进共同富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澎湃新闻：此次会议提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怎么理解这一转变？

李实：全社会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要对中国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进行必要的修正。通过更多地强调公平与共享，来进一步促进发展。通过促进共同富裕，也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使得发展与共享能够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这样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整个经济发展当中的不平衡问题，以及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另外，从一些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过去不太注重发展成果的共享。例如，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发展程度可能已经很高了，但是它的共享程度不高，贫富悬殊问题突出，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撕裂，也带来了社会的动乱，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进程。这也是中国应该要尽力去避免的问题。

总的来说，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中远期发展目标、通过促进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解决当前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和困难。

澎湃新闻：既然共同富裕是既定目标，设立浙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的目的和意义何在？

李实：共同富裕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它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实现的过程将比较曲折和艰难。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去面对和解决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等等。很多问题是我们事先很难预测到的。为了使得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能够更加稳妥，能够扎实推进，一方面要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另外一方面要采取实验或试点的方式。这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或推行大的发展战略时，先在一部分地区采取实验或者示范的方式。

之所以选择浙江作为示范区，首先是因为浙江有比较好的条件：浙江的发展程度比较高，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处在全国的前列；其次，浙江的共享程度也比较高，城乡差距是全国所有省份当中可能是最低的。综合这两点来看，浙江就有比较好的基础，所以选择浙江作为示范区，让浙江先行先试，看看在浙江推进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浙江在解决困难方面能不能积累一些经验，这也是为下一步在全国推进中能够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因此，概括地说，之所以选择浙江作为示范区，既是履行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行先试的做法，也是一种慎重之举——中央考虑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还是要先在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看能否为其他地区能够提供一些可以参照的经验。

澎湃新闻：中小微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强，而浙江这方面最具有独特优势，所以它的均富程度更高？

李实：这两者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浙江能提前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所在。另外，浙江从省、市、县、乡镇都特别重视就业和创业，重视产业发展与升级，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一方面，浙江各级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就业和创业上，‌‌同时由于就业和创业做得比较好，‌‌浙江的财政收入‌‌能够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以此政府可以有财力推行各类社会福利项目和公共服务。

在这个意义上，浙江的发展模式和其他一些省份发展模式不太一样，浙江更多的‌‌是依赖于这种中小企业，‌‌在于民间资本带动‌‌创业和就业，这可能是浙江值得其他地方学习的地方。所以一个‌‌地区选择何种发展模式，是非常‌‌更重要的。

澎湃新闻：浙江在中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是欠发达的。共同富裕目标和东北振兴等地区的经济平衡战略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李实：中央在不同的地区，根据他们自身的一些条件做不同的试点，是想能够通过这个地区的一些发展经验，解决某些方面的问题。东北的问题和浙江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东北的问题是整体的发展和体制创新的问题，要解决的是如何能够实现振兴的问题；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更多地关注民生的发展，如怎么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怎么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还能够进一步提高共享程度，怎么能够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怎么能够去建立共建共享的发展机制等等。

不同的试验区，要解决的问题不太一样，它们之间有一些经验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但是有一些经验可能与各自的条件有关。比如东北振兴的一些新的创新机制，可能对于其他地区并没有多少意义，特别对浙江来说可能没有，因为浙江所面临的问题和东北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不同地区的试验之间当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当然对于区域发展来说，每一个地区如果都能够实现全面的发展或是更高的发展速度，能够尽快实现现代化过程，这样对于全国来说，也是一个缩小地域差距的很重要的方面。

税收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要手段

澎湃新闻：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存在哪些问题？

李实：基于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数据估算出的中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二是，采取国际上常用的相对标准，当前中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仍是偏低的。而且，城乡差异非常明显，在使用相同标准下，2018年城镇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比农村高出8-9倍。三是，从国际视角看，虽然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高，但绝对人数已相当可观。

澎湃新闻：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还是要看接下来具体怎么做。税收政策调整会不会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

李实：实现共同富裕涉及的内容很多。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城乡差距，这里指的还不是简单的城乡收入差距，而是更广义的城乡发展差距——城市和农村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别，涉及到方方面面。其次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差异应该怎么进一步缩小，这也是和老百姓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还有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就与税收相关。税收是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税收处于收入分配的第二阶段，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确实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包括其他直接税和间接税等，对调节收入分配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税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有更大的力度，税收制度与政策就需要进一步改革。例如，税收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直接税比重太低，间接税比重太高，要缩小收入差距、通过税收能够更加有力度地调节收入分配，就需要改变当前的税收结构，增加直接税比重，特别是提高直接税的累进性。

因此，只能说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税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是就现在的作用不大而言。因而，在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中，以税收为主要的手段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

澎湃新闻：应该如何正确理解三次分配？

李实：中央过去也多次提第三次分配，但不像这一次强调力度这么大。很多人担忧，猜不准中央的第三次分配具体做什么，对富人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应该说中央强调第三次分配，主要还是考虑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收入分配基础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将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看作一个整体的基础性的制度框架。这次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三次分配，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基础制度框架能更加清晰化。

实际上，这次中央财经委会议关于三次分配的措辞与过去一些相关文件中的提法（如十九届五中全会）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放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来提，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澎湃新闻：在分配制度改革上，浙江可以做哪些先行先试？

李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行动方案。但接下来浙江作为示范区到底得到多少授权，在制度创新上能够得到多大的自主权，目前不是很明确。进一步的授权对于浙江下一步的改革至关重要。如果中央只是给浙江很少的授权，那么浙江能做，能够创新的地方就非常有限。所以说浙江到底要做什么、怎么做，还不是很清晰，之所以不清晰就在于中央到底给浙江在共同富裕方面有多大的授权，允许浙江对中央的某些政策做出一些的改变。当然，浙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和目标是清楚，实现路径也是清晰的。

澎湃新闻：你觉得哪一些浙江经验是可以推广到全国？

李实：第一，浙江是民营经济占主导。在浙江整个经济结构当中，民企经济是占主要的，国企比重比较低。大部分的民企都是中小企业，甚至是小微企业。这些民营经济非常有活力、有创新能力，而且和海外市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浙江在民营经济的带动下能够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活力。同时民营企业还会带动就业，对拉动就业产生很大的积极的效应。我认为这个是浙江的一个主要特点。

第二，浙江的文化一定程度上具有很浓厚的经商文化。人人都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这种文化本身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基因。

第三，浙江人很务实，有合作精神，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

所以从以上三点来看，浙江的很多经验都是市场经济的做法，市场经济的成分也比其他地区要多一些。这也是浙江发展比其他地方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既有文化上的支撑，市场本身也相对较为完善，从而持续迸发很强的发展活力。这是浙江发展之所以能够保持一个长久高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推动共同富裕可使得国内大循环更畅通

澎湃新闻：从中国收入差距的结构上看，数据显示，近十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下降趋势；而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这背后有哪些主要因素？

李实：城乡收入差距会有所缩小有两个因素。第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率，特别2008年之后，农民的收入增长率要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高出2-3个百分点。

农民收入增长率比较高，‌‌应该说与2003年以后，中央在农村，实行的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包括对农村发展的各种支持政策有很大关系。比如精准扶贫和扶贫攻坚政策，明显能看到中央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或者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断的增加，加上其他的优惠政策，包括农业税减免，农民的各种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再加上扶贫攻坚，应该说近十多年‌‌中央在农村的投入，远远高于过去的投入。‌另外一个‌‌原因是城乡的一体化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更便利的外出就业机会。具体来看，农民收入增长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工资性收入增长，农民外出就业获得的劳动报酬，对于其家庭收入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这几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收入增长率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与此同时，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扩大。主要还是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所谓人群之间如高学历和低学历人之间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加上城市中一些新兴产业的出现，‌‌人工智能，数字金融，等等，‌‌这些行业包括金融业的快速扩张，都是高收入行业，新的高收入行业吸引了大批高学历人群，收入增长远远超过了其他传统行业。一些相传统的行业，包括低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工资增长率相对慢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

还有，高收入人群和高财富人群在不断增加，而且增加速度很快。他们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都在扩大，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不是“靠人挣钱”，而是“靠钱赚钱”。这在城市居民收入结构也可以看到，这几年财产性收入占比不断上升，而且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和高财富人群。

澎湃新闻：在双循环的大经济格局下，共同富裕对国内经济格局的意义何在？

李实：过去中国经济更加偏重于外需，也就是国际大循环，对国内的循环的重视不够。比如说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因为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就会更加依赖于外部市场，更多去依赖于投资。

内循环一个主要的障碍可能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社会差距过大——收入差距过大在中国的情况往往是，穷人没有钱消费，富人有钱不想消费，从而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共同富裕目标一方面要缩小收入差距，另外一方面也要给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能够更快一点提高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让他们能够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这会对促进消费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内需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更加通畅，不断扩大内循环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