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海阿姨这么牛？

上海阿姨再次成为新闻焦点。

上海阿姨特指年龄在35岁到65岁之间，伶牙俐齿、头脑灵活、腿脚麻利、做事泼辣、特立独行的上海妇女。

“我倪夏莲，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现年58岁，出生于上海杨浦区控江地区的上海阿姨倪夏莲，第五次出战奥运赛场。虽然这位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队员，现卢森堡乒乓球国家队种子选手、前混双世界冠军倪夏莲阿姨输了，但是她的经历让人致敬。

从小学开始，倪夏莲就勇于选择自己的人生。她被学校选中打乒乓球，由于坚信“自己能赢球”便要求教练让她打乒乓球。于是，倪夏莲一路从少体校打到市队又到国家队，又成为兵乓球世界冠军。1986年，22岁的倪夏莲再次规划自己的人生，离开了国家队去大学读书。1989年，倪夏莲成为最早一批中国乒乓球海外兵团成员，前往德国、卢森堡打球，五次代表卢森堡出战奥运会。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她也是本届奥运会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

可以说，上海阿姨倪夏莲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她是一个事业独立、经济自主、不拘世俗羁绊、不向他人乞求命运、敢于自主选择人生的上海职业女性。而上述这些品质，在很多上海阿姨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也是她们之所以牛逼的原因。

01 从家谱上的“记号”到家谱中的“一女”

在上海1845年开埠前后，上海地区的妇女几乎没有社会地位。

在上海各县区的地方志中，除了“烈女”“贞妇”“守节”“殉节”等极少数妇女的“行状”被记载入史册外。妇女几乎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妇女的地位就犹如一些家谱中的“记号”：“某人生一女，嫁松江府上海县北门某某某，生一子一女。”这位妇女从姑娘到成为孩子他妈，连个名字也留不下来。比如我的曾祖母，她出生在晚清光绪年，名字叫“李陈氏”，常用的名字是“李某某的妈”，没有人知道她的闺名其实叫“陈小妹”。

随着西风东渐，近代城市的上海逐步形成，也慢慢打开上海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视野，唤醒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在1890年前后反映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石斋》《图画日报》画报上，首先出现了上海女性打破“谨守闺门”的传统，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形象。在这些“图画新闻”中，穿着精致服装的上海妇女出现在戏园、茶馆、赛马场、桌球馆、保龄球馆里，甚至出现在茶馆麻将牌局中与男子对局。最为摩登的还有——6个三寸金莲的上海妇女骑着自行车，大胆展示当时的“时尚”。如上海竹枝调中所唱：“吴娃华貌最清华，露出双翘坐小车。生怕郎来看仔细，含羞故整鬓边花。”当时，阅读《点石斋画报》“图画新闻”急于“看世界”的读者，很多就是上海阿姨。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上海淮海路上的一处公寓内，见到一位当时已经九十多岁的上海老太，用放大镜读《参考消息》并大声念上面的国际新闻。

如研究者朱丽娥在《晚清上海女性休闲娱乐生活掠影》一文中所总结的：“上海开埠以来，在都市化、社会化和商业化生活方式的冲击下，上海女性的日常生活已经更多地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她们开始迈出家门，进入公共空间。虽然仍会受到传统士人的非议，但她们这种表现自我、挑战传统的勇敢举动，卓有成效地拓展了自身的活动空间。“在晚清上海新兴市民阶层在生活方式的变动下，已经开始滋生了男女平等的新意识。

上海阿姨和姑娘们也终于成家谱中的“一女”，堂堂正正地以近代都市女性形象出现在活生生的社会中，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和“群体”。

02 女人天生不是公主，就做后天的女王

在1920年到1940年的20年中，上海女性从中国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的转型已基本成型。在1935年上海江湾体育场举办的旧中国第六届全运会上，上海代表队获得400米接力赛冠军。其中，4位穿着短袖、短裤田径服的上海田径队姑娘特别引人注意。她们在赛场上健康、阳光、自信的英姿，一改了中国女性千百年来的传统形象，与当时英美法苏等现代女性的阳光形象并驾齐驱。

在当时留下的新闻影像和照片报道中，上海女性敢于在社会大众前表露出自己的自信面貌和现代精神。如《上海画报》中爽朗大笑的沈能毅夫人、自信妩媚的歌舞家黎莉莉、纯净谦和的交际花胡觉、放松远眺的运动员张宝瑾、舒展肢体的歌舞家陈佩英、在阳光下草地上半坐的高云影、身穿条纹运动衫手握网球拍的胡蝶……

上海籍香港演员潘迪华在《阿飞正传》《花样年华》中扮演过优雅、时尚、生活精致、仔细精明的“上海太太”，她说：“女人要活得好嘛，要先做好自己。”

在1949年解放以前，上海女性虽然较之传统妇女在追求个性独立、接受教育、参与公共活动、接受西方文明几个层次觉醒较早。但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当时上海人家庭中重男轻女、女性生存依赖婚姻与男性、女性职业化程度较低等问题仍旧比较严峻。例如老一辈人口中对女孩人生未来的定义：“女孩子不用多读书，读书也是主要是为了让自己能嫁个好老公。”

此一时期，上海女性除了“生活要更好”的要求之外，也出现了城市女权运动的先声。如从上海“滚地龙”窝棚里走出来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所说：“女人天生不是公主，就做后天的女王。”

这句话从潘迪华自己身上也体现了出来。她18岁瞒着父亲考上了上海的电影公司，但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而后，由于父亲又在外面讨了一房姨太太，潘迪华母亲果断和自己的“花插插”丈夫离婚，带着潘迪华离开上海远赴香港打拼人生。如果没有这段母女闯香港的经历，也就没有这位香港第一个与英国EMI签约的歌手，也就不会有后来展现自己精彩人生的“上海太太”潘迪华。

如研究者孙晓晴在《上海画报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的现代性建构》一文总结的：“随着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男女平等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民众，而经济社会变革又催生了众多新兴行业，为女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机会。在此背景下，女性被剥夺的经济、政治等诸多权利开始慢慢恢复，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社会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突破传统社会的道德教条和伦理框架，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她们或走入职场，或消遣娱乐周旋于各种社交场合，或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断拓展个人的活动空间、升华自己的人生价值。”

如董竹君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在封面上提了这几句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弃信念。”

03 给上海女性们画个像，她们就是这么牛

上海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1949年解放后。

上海女性的解放和独立意识，在晚清民国时期还仅仅停留在一些少数的知识女性、中产家庭女性。她们并不能代表占中国90%以上的中下层劳动妇女的解放。例如茅盾笔下的纱厂童工“芦柴棒”“小福子”。沪剧《阿必大回娘家》中，许帼华扮演的受尽凌辱的上海农村妇女阿必大。还有在解放前夕被反动军警活活打死的申九棉纺厂朱云仙、蒋贞新、王慕媚三位罢工女工。

没有强力推动下的彻底的社会革命，很难铲除各种各样的压制了中国女性几千年的封建余孽。这件大事，必须由一个现代国家的力量来推动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首先做的是发动和解放上海的妇女。特别是广大城市中下层的劳动妇女、家庭妇女。例如，在1949到1978年间，人民政府为解放和保护妇女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首先，从法律上保障男女平等。宣传新中国制定的婚姻法、选举法。强制取消了一夫多妻，讨“大小老婆”等封建陋习。允许妇女使用法律武器脱离不合理的封建婚姻。给予妇女与男性一样的政治权利和同工统筹的权利。其次，大规模的在工厂、街道开设扫盲班，为妇女进行文化扫盲。鼓励家庭妇女走出家庭走上社会自食其力就业。为上海妇女在政治、就业、教育、家庭地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释放出活力，争取到权益。

在文化、制度、法律强力推动下，上海妇女越来越独立。

解放后的70多年间，上海出现了一大批女劳模、女干部、女科学家以及代表各行各业的女英模。仅仅以上海市杨浦区定海街道为例，定海街道就出现了几位著名的上海女性，如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从纱厂女工成长为全国劳模的黄宝妹；不畏困难敢于揭发四人帮的居委会干部余凤珍、为服务居民鞠躬尽瘁的居委干部马荷琴；勇敢拼搏踢进世界杯的上海女足运动员蒲苇；为“嫦娥三号” “火星探测器” “天宫”空间实验室设计配套电机的上海“21所”的女工程师张艳丽……

‍‍‍‍‍‍‍‍‍‍‍‍‍‍‍‍‍‍这些现代上海阿姨的代表，用自己的行动和品德给上海女性群体进行了“画像”：

1 上海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上海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女生26.93万人，占全部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的53.1%，高出全国1个百分点。

2 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意识强烈。

3 由于经济独立，上海女性对各类消费品、艺术品、艺术和教育培训的需求旺盛。

4 自我幸福感强烈。经济独立、婚姻稳定成为上海女性幸福的两大支撑。

5 敢于展现自己的潜力和才华。女性经营管理人才比重为39.1%,高校中从事研究与发展的女性占总数的34.1%。

6 女性创业者多。2019年，上海女性创业者调查显示，女性创业者选择“实现自我价值”的占73.2%。

如在今年召开的上海市第十五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市委书记李强在讲话指出：“全市广大妇女要积极投身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新实践，坚定理想信念、勇于建功立业、培育文明风尚，充分发挥优势特长，积极贡献智慧力量，在与时代同行中赢得出彩人生。”

所以，经过了百年现代女性改造的上海阿姨们，能不厉害嘛？她们就是这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