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女人：犯罪行为背后的性别

《致命女人2》剧照

《致命女人2》完结已近一月，我仍然难忘Rita一身紫色缎面裹身裙，高腰以下卷起垂坠的波纹，两枚葡萄状的珍珠胸针简简单单地掐出方领；或是那条让Alma摇摇曳曳的金色礼服，桃心领被开到最大，钉珠与亮片从胸口处蔓延，云鬓只轻轻浅浅地插朵白兰；连Dee日常穿着的衬衫裙也值得回味，伞形加收腰，姜黄底植物印花，还要祖母绿长手套和软顶小圆帽做全搭。

《致命女人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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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山穷水尽的复仇故事本身鲜少让我对人物们的心路历程真正好奇。面对轻视，Alma但凡将持筹握算的心事分出一鳞半爪，通过支使她那百依百顺的丈夫，经营宠物医院的家族事业，哪怕任由积年愤懑化作日进斗金的万丈豪情，也能防止阶层下坠，保持内心秩序，降低自己时时想让别人去死的渴望。总之依我看，剧中女主被编织的大部分痛苦，都能靠多挣些钱来纾解。

无论是逞气斗狠还是大杀四方，《致命女人2》对展现女性愤怒的破坏力很投入。正是这种投入，同时带来俏皮话的堆砌，反转情节的重峦叠嶂，故事永远在前，人物永远在后。作恶比不作恶时更心安理得，算计比不算计时更有钱有闲，Alma从未因心绪纷纷烤糊过一个蛋糕，或是忙着美丽反让家里蒙尘。像是云山雾罩地做了许多假动作，依然不能直击进球，黑色幽默过后，最终不痛不痒。

即使最该正视女性凶杀案的犯罪学领域内，她们穷途末路的选择也未必得到基本的了解。Vickie Jensen任教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是犯罪学和司法研究专业的教授，她在检视FBI提供的杀人案年度数据（UCR）时惊讶地发现，2009年以前的犯罪学体系并非众人想象般性别中立。

女性作案率低，容易淹没在泛性别凶杀研究的样本容量里。两性差异反之被消弭，导致通行的犯罪学理论既不能究竟女性凶手为何更少，又没法洞悉女性为何杀人。而诸如经济地位类的传统参数，虽然可以左右命案中性别研究的结论，倘若缺失对被害人-凶手双方交往模式的揣摩，也会弱化凶杀行为和性别平等间的关联。

其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犯罪行为背后的性别特征已持续受到关注，讨论大致不出以下维度：继续轻描淡写保证现有理论的普适性，或简单粗暴地归因于生理差异。身为Jensen的同行，Venessa Garcia对此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说好听点，女性被忽略或否定了；说难听点，这些反思，只是‘加上女性，再和稀泥’。”

看来，任何人类普遍经验的不断发现多是不断取舍，滴水石穿处有，原地踏步处也有。保持对常识的叩问是必要的，理所当然中往往隐藏着真正的偏见。据Jensen所言，传统犯罪学视野内，女性施暴以前遭受过的恶意被长久搁置，尽管死者多为其现任或前任。有意思的是，同居率的提高能有效抑制家庭成员，乃至男性整体凶杀案的上升。家庭在社会学意义上被视作学习统治与服从的场所，包含了全部对抗性的萌芽，我们可以观察到女性如何被不知不觉地边缘化，性别枷锁又是如何禁锢了男女彼此的能量。

女性得到解放的同时，男性也随之被解放，所谓“男子汉气概”让所有人都疲惫。引入性别分层以审视凶杀案的复杂真相，Jensen的先锋性不止于此。她为女性发声，并不偏听偏信，对两性犯罪模式皆有详尽地考察，从而为理解平权提供了范本：性别平等的目标不是相互说服，而是相互认识，不妄下断论，也不为谁代言，保证基本的礼貌友好，哪怕你们从未走进过对方的房间。这无关男人还是女人，关乎人如何定义“人”。

所以，在几乎与Jensen论著同名的美剧中，尽管男性全体沦为工具人，女性越强势越成功，本质上，还是用一种声音压倒另一种声音。Alma由杀手之妻转为连环杀手本人，Rita变得和她丈夫一样以欺侮弄权为乐。Jensen的书出版已近十年，为女性生存处境奔走呼号者渐多，但不是表达越饱满，就代表社会越宽容，也不是过程越壮烈，就代表自己没在重复被推翻者的思维过程。

剧末也大可不必给女主扣上贪慕虚荣、不切实际的帽子，虽然Alma沉湎于虚幻的美貌而忘却现实的顺遂，多少有些《项链》里玛蒂尔达的影子，特别是她张皇着借衣又借物，佯装富有高雅的时候。但谁没有不可以疲倦，又不能够认输的日子呢？有时是心里兵荒马乱不愿与人道，有时是冷暖自知需要挺下去，生命派送的每个角色都得演好，姿势要好看，人人都有必须要撑的体面。

只能说同样是期望美貌对抗平庸，《致命女人2》既没有比《项链》立意更丰富，也没有令人更想去共情，Alma仅仅成为一个悲剧的承担者。或许这个2021年的新编故事更应该探索的是，个体如何与自身欲望相处时保持弹性，如何在社群中渴望密切的联系而非追逐特权。毕竟自由是要誓死捍卫的，情绪是需要稳定的。

编剧Marc Cherry谈及剧情设计时曾说道：“整部剧从一位怀揣着加入高档花园俱乐部梦想的女性展开，那儿聚集着全社区美丽又时尚的女性。我认为这类梦想对某些女性而言，是真实且重要的。……之所以选择战后的美国，是因为那时候的女性就是这样。当丈夫们恢复他们的生活，妇女们，如铆钉女工萝西，也退回到她们的家庭中。”

的确，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和谈并不等于战争的结束，华裳美服才是。经济在四五十年代还未重振，时尚便裹挟着对世俗生活的热望复苏了，一面是Dior在高定圈掀起新浪潮，一面是洋裙在模特外出摆拍时被贫民撕成条。战乱让岁月闪闪发光，前卫同时意味着复古，流行挺括的垫肩和套装，也热衷改良维多利亚式的蓬裙。女人们脱下了工装，又套回了束身衣。

难怪Coco Chanel会感到痛心：“轮廓不值得我们付出一切，永远不要让它负担太重。”身体与服饰的主从关系经过几十年的挣扎颠倒了回来，女性设计师的“减法”被尽数遗弃。女装从“适合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穿着”回归单纯的美丽外壳，当美观优先于实用，女性实质被鼓励退出战时被鼓励填补的劳动力市场。

这是一场亲密的暴政。职业妇女的广泛存在撼动了家庭内外的权威关系，她们兴致勃勃地参与由男性垄断的行业，尽管薪资只有他们的一半。她们既是男性“廉价的竞争者”，又是受家事所累的妻子，她们无法同时将“两个主人服侍”好。何况“与职业女性相比，家庭主妇能够生产并抚养更为健康的工人，而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儿童相比，接受过教育的孩子能成长为更好的工人”。于是，刚柔相济的新型职业精神匆匆让位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旧理想，虽然高达75%的女性明确留职的意愿，她们仍被解雇，或因境遇恶化自行离开。

除了鼓吹婚姻来稳固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彼时社会乐意向女性开放的多是收入微薄、雷同家务的职业，女性仅被允许从事“女性”的工作。职场一面设立起门槛挤压女性经济独立的空间，保障另一方的性别优势，一面以支付女性家庭工资的名义，普遍抬高男性的薪酬水平。“这不仅确保了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又强化了女性和男性关于合适领域的观念”，女性内外交困，心甘情愿剪断自己的翅膀，陷入男权与资本的合谋。

Heidi Hartman的文章收录于《社会分层》一书。

美国女性主义经济学家Heidi Hartman由此肯定男权制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尽管交易一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但依然真实的是，家庭以及妇女在家庭之中的工作通过供给劳动力而服务于资本，而通过为男性行使其特权提供空间，从而服务于男性。在以劳动为男性及其家庭提供服务的同时，女性也以其消费者的身份而为资本服务。”虽然Jensen强调妇女经济赋权的要义，却也坦白：男权社会内性别平等意识越高，便越有可能遭遇反扑。

战火纷飞时祭出性别平等的大旗，歌舞升平时垒起性别差异的围墙。由支配性别模式和资源获取的渠道来支配女性的劳动力，是男权社会的运行逻辑之一。这样的期望并不公平，却渗透复杂的质疑：在生物学意义的性特征上，我们天生就是男性和女性，但是在社会认可的性别特征方面，我们被创造成了男人和女人。

波伏娃曾敏锐地指出，生理差异并不必然产生阶级制度，但人类社会的应用与实践会，“人类社会是反生物性的——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反自然的；与其说它是被动地屈服于自然的存在，不如说它要以其自身的行为对自然进行控制”。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拥有价值自觉的能力，建造雕像是，打破雕像亦是，归根结底为一种历史现实。固步自封诚然可怕，更可怕的是以消耗他者的形式向前走，不做彼此的天使，争当对方的上帝。

我们频繁讨论差异，但将那些“特别”轻轻掸落，生命是唯一的底色。如同爱情中聊分歧，大多期望的是坦诚相待以后，仍能打捞出微末的联结相互靠近。尊重差异的终点是要废除差异本身：待两性差异不再成为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才称得上携手共进。人性化的力量本来就是去做正确的事，而非只让自己感到舒服的事。也许有天你我可以不乖，但不能学坏，便是看到了世间自由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