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鸡蛋还是要导弹：困难时期“两弹”事业曾遭遇下马危机

【编者按】

中国今天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两弹一星”事业。当年，党中央做出研制“两弹一星”的决定，很多人可能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得到了一致的拥护和支持。殊不知，事实并非如此。在原子弹、导弹（以下简称“两弹”）的起步阶段，并不是没有反对意见。事实上，整个“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怀疑的情绪都是有的，有时矛盾还很尖锐。本文原题为《火箭军溯源：“两弹”工程的争议与决断》，载于微信公众号“三思派”（Science-Pie），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争议：百废待兴，要不要上马“两弹”？

1955年1月15日，在毛泽东的住处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做出了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1956年春，在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钱学森递交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之后，党中央正式做出了研制导弹的重大决策。在党中央决策研制原子弹、导弹之后，不同意见主要有两条：

一是“两弹”太费钱。19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刚起步，千头万绪，各条战线、方方面面都需要钱，而国家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缓过劲儿，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可是搞“两弹”偏偏需要惊人的持续投入，因而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二是技术太复杂。当时中国的科研力量很薄弱，工业基础也比较落后，而“两弹”是现代高科技的综合集成，也是现代工业制造水平的集中体现。在我国科研人员缺乏、科研水平落后、工业制造能力也很落后的情况下，如果上马“两弹”，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花了大把的钱，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正因为有这种顾虑，加之高层对搞这样的大科学工程缺乏经验，所以，一开始的工作主要是务虚，实际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具体政策、科研生产机构等迟迟没能建立起来。比如，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是1955年1月做出的，但专司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二机部直到1956年才成立，而最重要的核武器研究院直到1957年夏天才成立。

有关上马原子弹、导弹的一些不同意见，以及研制原子弹准备工作的迟滞，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毛泽东看来，上马“两弹”，是关系到新中国未来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一定要统一思想的。因此，毛泽东决心力挺“两弹”。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将来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有了钱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在座的元帅将军们开会研究一下，希望军委开会讨论一下。”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既表明了他力挺“两弹”的坚定决心，同时也道出了当时对待原子弹、导弹的几种典型心态。

据记载，毛泽东还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人问我造飞机、造大炮、搞原子弹、搞导弹的钱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在这里……”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来，拍着腰上的口袋说：“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省出钱来搞原子弹、导弹。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下，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原子弹方面，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具体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原子弹研制工作步入正轨。导弹方面，1956年10月8日，也即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具体负责我国导弹的研制工作。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第五研究院按兵团一级、分院按军一级行使职权，规格也是相当的高了。

危机：困难时期要鸡蛋还是要导弹？

发端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次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对新中国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影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仅国家财政极度紧张，而且各种物资奇缺，整个国家艰难度日。

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1960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在国家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有的建设项目要砍掉，有的建设项目要压缩。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两弹”下马的声音再次出现。国防工业部门认为应该以研制常规武器为主，言外之意，费钱却不见成效的“两弹”研制应该放一放；而国防科研部门则认为，“两弹”研制不能停下来，必须坚持攻关，也就是说，必须咬紧牙关，继续往“两弹”投钱，不能半途而废。

1961年夏，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高潮。主张“下马”的理由是：一方面，在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没有了，而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体系和落后的科技力量，难以造出高精尖的“两弹”；另一方面，“两弹”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花钱太多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产生预期的成果。在国家没钱并进行大调整的情况下，“两弹”投资太多，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第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如果发生战争，打仗还得靠常规武器，因此，不如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常规武器上。“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年头还是多生产点鸡蛋吧”等都典型地表达了那时一部分人对待“两弹”研制的态度。

据聂荣臻元帅的秘书范济生先生回忆：“当时的气氛搞得很紧张，坚持‘两弹’下马的人，和坚持继续攻关的人，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有时开着会，就吵起来，桌子拍得叭叭响。”

其实，在那样困难的时期，主张下马也不是全无道理。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后来的二炮司令员李旭阁是亲历者，他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饭都没的吃，大跃进等极左思潮影响下，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和问题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为“两弹”事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聂荣臻对“两弹”研制关怀备至，深知“两弹”研制的战略意义，更知道如果此时下马“两弹”，将会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得知关于“两弹”的激烈争论后，主张下马的声音高涨的情况下，聂荣臻立即赶到北戴河，力挺“两弹”继续上马研制。

聂荣臻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两弹研制已有一定基础，五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装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两弹’研制正在稳步取得进展，特别是有一批非常爱国的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两弹’研制还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个时候绝不能放弃。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聂荣臻强调，“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会骂我们的。”

不管怎么争论，最终拍板的还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两弹”要想集全国之力，继续攻关，必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才能最终取得成功。聂荣臻非常清楚这一点，于是他指示国防科委紧急起草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由他签发，直接上报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写道：“四年左右，造出初级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造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这等于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很快圈阅了这个报告，支持“两弹”继续上马。1962年，毛泽东还在二机部的报告上挥毫写下：“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是攻克“两弹”难关的号角，更昭示着“两弹”的成功。

历史总是在蹒跚中曲折前进。现在回头来看那段峥嵘岁月之波澜，有争论未必是坏事，它能够让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能够让人更加清晰地看到困难，能够让人更加深刻体会这项重大战略工程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归根到底，也才能够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凝聚人心，创造历史，铸就辉煌。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 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实施一批重大专项，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是历史的馈赠，也是现实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