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阿富汗难民何去何从；邪恶的全球战争经济体系

2015难民危机会重演吗？

Mujtaba Rahman在《卫报》的文章认为，欧洲领导人正在利用人们对2015年难民危机重演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随着阿富汗事件的持续发酵，欧盟领导人正为2015年叙利亚难民危机重演的风险而忙得焦头烂额。周一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的可能继任者阿明·拉舍特认为：“我们不应该发出这样的信号：德国可以接纳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重点必须放在现场的人道主义援助上，与2015年不同。”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欧洲有责任接收一些“现在受到威胁的权利捍卫者、艺术家、记者和活动家”，但他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告：“欧洲不能独自面对当前局势的后果。我们必须预测并保护自己免受大规模非法移民潮的影响。”

他们的担忧掩盖了一个现实，即欧盟及其成员国多年来一直采取强硬措施来减少非正常移民，这将防止2015年的重演。当时有120多万难民在欧盟内部寻求庇护（占欧洲总人口的0.16%），引发了基于这些人对欧盟构成的所谓威胁的政治反对。

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2016年生效的欧盟-土耳其移民协议已经大大遏制了入境者，2019年欧盟首次申请庇护的人数下降到63.13万人——几乎是四年前的一半。欧盟的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机构也得到了加强。它以前依靠欧盟各国首都的自愿捐款，既没有自己的行动人员，也没有开展搜索和救援行动的能力。现在，它拥有一支配备了船只和车辆的常设队伍，并与第三方国家进行谈判。

几个最容易受到难民影响的“前线”国家也采取了极其强硬的移民政策。例如，自2020年初以来，希腊一直在积极地推回移民，以防止他们抵达其爱琴海岛屿，并避免处理庇护申请。与之前的难民危机不同，现在不会有强硬派和“开放门户”（open door）倡导者之间的分歧了。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将只欢迎数量有限的在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bloc）外交使团工作的阿富汗工作人员，以及遭受塔利班迫害的高风险人群，如妇女、女孩、LGBTQ人群、艺术家、记者和活动家。不会再出现默克尔和瑞典在2015年的做法，那种做法被批评者攻击为“开放门户”。

2021年8月17日，土耳其比特利斯省，一群自称来自阿富汗的年轻男子。他们称穿越阿富汗的邻国伊朗到了土耳其。

此外，阿富汗难民前往欧洲的关键过境路线，即经由伊朗然后是土耳其，现在将更难完成。2020年底，伊朗提出了针对阿富汗人的新立法，规定无证移民将被判处最高25年的监禁。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可能会有数十万阿富汗人越境进入伊朗。

在土耳其，日益高涨的反难民情绪也将迫使总统埃尔多安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根据内政部移民管理总局的数据，2019年，土耳其当局拘留了45.5万名非法移民，而更多难民的可能性对埃尔多安来说是个坏消息。他的政府已经因为对野火、洪水和经济下滑处理不当而受到很大压力。7月的Metropoll调查显示，67%的人反对向阿富汗难民开放边境，其中包括埃尔多安的正发党的一半以上的选民。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安卡拉的目标是在土耳其与伊朗500公里的边境线上建造一堵墙——挖掘战壕，设置铁丝网，并加强巡逻以防止越境。土耳其安全部队也增加了他们在伊朗边境的存在。

因此，与2015年不同的是，当时安卡拉对逃离的叙利亚人采取了“敞开怀抱”的政策，现在土耳其和欧盟在防止进一步移民的决心上保持一致。这将使当时缺乏的外交、安全和金融合作成为可能。

来自布鲁塞尔和欧盟各国首都的早期信号表明，它们将密切合作，阻止非正常移民，其合作伙伴以土耳其为首，试图将阿富汗难民留在该地区——主要是巴基斯坦、伊朗或任何愿意收容难民或为其提供跨境援助的中亚国家。布鲁塞尔还将寻求刺激国际反应，由联合国难民署带头，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加入。

Nathan Akehurst在《雅各宾》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欧洲可耻地关闭了阿富汗难民的大门，西方的干预导致了阿富汗的混乱，现在他们却在惩罚受害者。

当绝望的阿富汗人在令人心碎的场景中从离去的飞机轮子上跌落时，那些以所谓的人道主义理由占领该国的国家仍然冷眼旁观，态度强硬。英国和美国一直顽固地试图回避他们的义务，甚至对他们自己的阿富汗工作人员。德国军方的一位发言人简明扼要地放弃了对现在面临报复风险的阿富汗翻译人员的所有责任：“没有人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

法国总统埃马克龙承诺“保护”欧洲不受阿富汗人的影响，估计是希望在明年春天的选举中超越他的极右翼对手勒庞。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英国内政部正在处理大约三千份未决的庇护申请。其中许多将是长期存在的，因为该系统被故意设计为迷宫般的、艰巨的，而且它已经变得更糟。堵塞不是因为人数的增加，而是因为冷酷和无能的组合。本周，内政部已经取消了对寻求提交庇护申请的阿富汗人的在线指导。这显然是为了批准一项新的重新安置计划，但现在，试图帮助朋友和家人的英国阿富汗人仍然处于混乱和迷茫之中。

邪恶的全球战争经济体系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上周就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接受采访时一度哽咽，他说，“对我而言最大的遗憾是，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然而，华莱士在2003到2005年间曾担任英国国防科技公司奎奈蒂克（QinetiQ）海外主管，这家公司成立于2001年4月国防评估研究局私有化之时，其年收入约为10亿英镑。

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Linsey McGoey日前在《伦敦书评》博客撰文分析称，华莱士作为一名从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中获得经济受益的公司的前高管，和作为一名义正辞严地宣称英国亏欠阿富汗人民的高级官员，这两重相互矛盾的身份反映出的是全球战争经济的一个更大的核心矛盾。

McGoey指出，一方面，战争显然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而极大扩展了西方政府对私人承包商和雇佣兵的依赖的“反恐战争”更是尤其赚钱，它在过去二十年间为排名前五的全球国防公司的股东们斩获颇丰。另一方面，当用更广泛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视野思考战争和征服的位置时，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则选择继续忽视“反恐战争”使少数有权势的人获益的方式。

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19世纪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有意在军事冲突和经济贸易之间创造了一个知觉楔（perceptual wedge，原指双语或多语儿童的语音信号处理机制，这种机制帮助他们在不同语种间自由切换）。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相信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能够成为一股推动全球和平的力量，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人们需要假装现实世界中的贸易和他在自己的理论幻想中希望的一样没有任何冲突：“让我们从政治经济学中放逐所有从军事词汇中借用的术语：平等作战、粉碎、扼杀、被击败、入侵、贡品，这些表达不利于国际合作。”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试图假装世界比实际上要和平。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他称赞“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包括英国）为以国家间协商一致为标志的自由贸易时代取代“强者为王”的野蛮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是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提出的滑稽主张。的确，欧洲势力间在欧洲大陆的战争在19世纪下半叶有所减少，但只有通过无视殖民地的暴力和残酷密尔等人才能坚持自由与和平贸易获得了胜利，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2012年9月23日，阿富汗，军事行动中的美军士兵。

当下密尔在这方面的继承人之一是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他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2011）和《当下的启蒙》（2018）中描述了300年来全球暴力的下降。但这些主张大多是统计机会主义的产物。因逃离冲突而流离失所者的数量在今天达到了二战之后则最高点，但平克的畅销书几乎没有提到难民。正如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指出的，平克关于暴力减少的理论基于的是一种“传统”的战争观，它将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减少而西方以外的内战增加视为一种“进步”。而曼强调，问题在于这种“传统”观点忽视了英美参与非西方内战的现实。这是一种维持国家双手干净的假象的方式。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将西方国家经济的停滞归因于所谓的缺乏战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近期内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战争的有趣泡沫中”，他在2017年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彼时美国已经领导“反恐战争”近20年。多种原因表明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主张。首先，虽然战争通常是有利可图的，但其带来利润的方式是头重脚轻的，它使精英变得更加富有，而不是我们其他人。战争和国家整体财富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正如亚当·斯密最早指出的那样：“例如，自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英国的其他居民，除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还必须为他们消费的东印度商品埋单，而这些商品的价格中不仅包括了该公司因其垄断地位而谋取的超额利润，还包括对于管理偌大一间公司必然造成的欺诈和滥用行为带来的过度浪费。”

就连绝不会与大公司为敌的福布斯也将考恩的叙述描述上在经济上具有误导性和“可怕的”。但即便战利品确实对于侵略国整体有利，也不足以构成颂扬为经济所得蓄意发动战争的理由。McGoey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什么才算“重大战争”。2001年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直接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但对考恩来说，这些死亡似乎微不足道。不知道多少生命才能令他满意。巴斯蒂亚夙愿得偿：征服的语言很大程度上被从主流政治经济学中驱逐了。根据“反军火贸易运动”的统计，目前有近200名前公务员在军火和安保行业工作。“反恐战争”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经济联系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很多顶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似乎乐见其成。

口述：逃离喀布尔

阿富汗女导演萨赫拉·卡里米（Sahraa Karimi）日前向《纽约客》讲述了她逃离喀布尔的经历（As told to：the flight from Kabul），以下为经过Adam Iscoe整理的口述。

萨赫拉·卡里米（Sahraa Karimi）

两周前，我们在喀布尔举行了一场先锋短片的电影节。有400人出席。他们打扮如常，像欧洲艺术家那样，穿着牛仔裤、胸罩和T恤。人们笑着，歌唱，抽烟，看电影。我们还不知道，突然之间，几天之内，一切都将崩塌。

那是真正的正常生活：女孩自由地在街上走着，去咖啡馆。一名喀布尔美人注视着她们走去学校。她们的校服是白色头巾和黑色裙子。你知道吗？我总是说，我希望我们永远都能看见这样的画面。

塔利班在其他大城市，像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但他们不在喀布尔。我们以为我们的军队会保护我们。我们诵念着“真主伟大”游行反对塔利班。我们诵念着支持我们的军队。我不相信塔利班会来。也许我很天真。我不知道。

我37岁，在喀布尔出生，在伊朗长大，移居斯洛伐克读书。当我完成电影制作的博士课程，我决定回到阿富汗。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讲故事要比在欧洲拍一些和我不是那么接近的故事要好。我拍摄的关于三名喀布尔女性的电影《哈瓦，玛利亚姆，阿伊莎》（Hava, Maryam, Ayesha）在2019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进行了放映。

星期日，我想去银行取一些现金。我给自己做了咖啡然后穿衣打扮：我涂了口红，穿了一条短裙。我搭了出租车。交通很糟。我在银行看到大约有500人。大约50人是女性。你能体会到一些事情正在发生：银行里充满了恐惧。银行职员说，“没有现金——我们在等中央银行送现金过来。”突然，枪击开始了。银行经理告诉我，“塔利班进城了。他们包围了我们。你应该回家。”他说：“如果他们知道你，他们会杀了你。”我在当地很有名。他带我去了后门，我开始奔跑。

我在奔跑，奔跑途中一些人笑话我，尤其是男人：“哟，那个阿富汗电影导演在奔跑！她害怕塔利班！哈哈哈！”我很惊讶。一些女孩在行走。我对她们说：“你们为什么在走？塔利班来了！”然后她们也开始奔跑。

在家中，我向窗外看去，一切都很平静。我还是告诉自己，我要去机场。我和我的朋友、斯洛伐克电影电视学院院长Wanda Adamík Hrycová谈过了，她告诉我她会请乌克兰政府帮忙。

我打包了一些东西——衣服，iPhone，牙刷，七本书。我试着不去看我的画，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将它们带走。我留下了它们，还留下了我的图书室，存有3000部电影的硬盘，我所有的化妆品，四只鸟。我留下了一切。

我的堂兄开着一辆黑色美国皮卡来送我们去机场。12个人，8个行李箱：两名同事，我兄弟的家人。五个孩子，都是女孩——20岁，14岁，11岁，7岁和两岁。我告诉她们，“你们将踏上一趟非常有趣的旅程。你们要非常坚强。”我在哭泣。

在机场，无数人在等待航班。你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见一些东西：他们很害怕。我们想要登机，但前面的人在推搡。没有人查看护照。飞机起飞了，我们没能赶上。

我联系了我的朋友Wanda，乌克兰政府和土耳其政府沟通确保会有另一架飞机。但机场告诉我们，“不会再有航班了。仅有的航班是给美国人的。”孩子们累坏了。大概在凌晨5点，土耳其政府的工作人员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了机场的军用部分。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官员——我们的政府官员几乎都在那里！我们等飞机等了三小时，又在飞机里等了三个小时。有一群人不让飞机起飞，一千人。机场完全开放了，因为机场的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在机场的民用部分，人们挤满了飞机的机翼、轮子、轨道。现在有了一张著名的照片。

他们都是普通人。美国军队最后用大机器赶走了他们——那种他们在战争中使用、填了弹药的机械。我们离开后的那天，三到四人被杀；那些仅仅是也想登上飞机的人。

离开的那一刻，我流着泪。我爱阿富汗。在我身边，我的兄弟病得很厉害。他因为恐慌发作而颤抖。我抱着他。我看到我们的城市远去，远去，越来越远。

美国帝国力量幻想的破灭

Richard Lachmann在《雅各宾》的文章认为，由于在阿富汗的耻辱，美国军队已经失去了巨大的合法性，当五角大楼试图推销另一场战争时，人们都需要想起这场耻辱性的失败。

美国建立的阿富汗政府和军队的突然崩溃，与1975年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遥相呼应，中间派和右翼的记者和政治家将其归咎于拜登总统不愿意在阿富汗永久维持几千名军队。阿富汗军队崩溃的速度令拜登政府和五角大楼感到惊讶，他们都一再预测，在最后一批美军离开后，政府至少可以坚持一年时间来对抗塔利班。

在越南战败后，美国制定了一项军事战略，使其能够主宰世界各国并镇压全球南方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叛乱。美国没有像在越南那样派遣大量的美国军队（其中许多人是不情愿的应征者）投入战斗，而是依靠盟国派遣代理军队，由美国官员“提供建议”（更准确地说，是指挥）。最近，无人机使美国能够在不危及美国军队的情况下杀死敌人。

2021年8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美国军队继续在喀布尔机场协助撤侨工作。

阿富汗和伊拉克从来不是特别成功的帝国冒险。控制这些国家的成本总是大大超过了通过开发当地资源所能产生的实际或潜在的收入。美国招募了薄薄一层（a thin layer of）官员，他们对美国的忠诚是通过允许他们从事大规模腐败来购买的。这就是为什么，正如经常报道的那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队（从纸面上看，规模远比他们所谓的叛乱分子要大得多）主要由“幽灵”士兵组成——这些人被列入美国资助的工资单，但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的工资由指挥官收取，然后将大部分钱给了政府的高级官员。

只要叛乱分子没有赢得重要的地方支持，这种假装的军队，加上几千名美国军队和无人机，就足以让巴格达和喀布尔的傀儡政府继续执政。但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很少有人愿意被外国人统治，当腐败的傀儡政府不能提供任何社会福利或经济发展时，即使是最残酷的反对派团体也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政治盘算就会发生变化。

特朗普是幸运的，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伤亡人数仍然很低，足以确保他的大多数选民不会注意到美国人仍然部署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对几乎所有美国人来说，四名美国士兵在尼日尔被杀的消息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知道有军队部署在非洲。特朗普倍感幸运的是，在他的四年任期内，美国保留了阻止叛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能力，使他能够避免就结束阿富汗或伊拉克战争作出决定。

拜登上任后，很明显，美国在阿富汗走到了尽头，塔利班很快就能彻底击败美国的傀儡政府，并危及剩余的美国军队和外交官。这时，拜登别无选择，只能宣布并全面完成撤军。对拜登来说，不幸的是，塔利班的胜利比他和他的军事顾问预期的要快，发生了恐慌性撤离（包括许多阿富汗人在当地遭受的真正痛苦）的糟糕景象——尽管没有发生对任何剩余美军的屠杀。目前，伊拉克比较稳定，拜登正在继续那场战争。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无法实现对伊拉克政府的重大控制——伊拉克政府拒绝将其石油部门私有化，并禁止美国利用其在伊拉克的基地攻击邻国，而且仍然与伊朗保持密切联系——对美国军事优势形象的打击甚至比在越南的失败更大。毕竟，越南南部的共产党人得到了北部政府的支持，而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叛乱分子基本上是靠自己，只分别得到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有限支持。越南共产党人得到了与美国敌对的超级大国苏联的援助，而没有任何大国援助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叛乱分子。

阿富汗表明，在美国占领期间，只有极少数的高层领导人可以指望发财。大多数士兵、翻译和其他为美国占领服务的人最多只能得到一些残羹剩饭，然后在战争结束时被丢给胜利的叛乱分子。任何考虑与美国合作的理性人都不会认为他们会得到长期的保护，也不会认为他们可以在傀儡政府中建立事业。相反，他们会寻求尽快攫取尽可能多的金钱。

人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看到了这种盘算的效果。高级官员拨出的钱本应用于支付普通士兵的工资和建设设施，为民众提供电力、水、医疗保健和教育，而这些民众随后将效忠于提供这些福利的政府。当没有什么发展的时候，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并不令人惊讶）给叛乱分子提供了支持，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但在未来的战争中会更加迅速。

正如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使得美国几十年来无法派遣大量的美国士兵参加战争，并从那时起迫使五角大楼采取只允许有限战争的战略一样，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也将使美国公众更加怀疑美国军队声称它可以通过任何形式的战争来实现战略或人道主义目标。

每当五角大楼提出利用其巨大的致命力量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帝国的计划时。通过提醒公众数千名美国士兵和数十万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白白牺牲这一不幸的事实，可以粉碎那些将被用来为美国政府煽动下一场战争辩护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