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周文斌案需要凝聚法治共识

12月29日，2015年备受瞩目的原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案一审落判，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周文斌则手书上诉文本，申言“士可杀不可辱”。

虽然目前的一审判决因当事人的上诉而未生效，但因为此前推倒重来的一审程序，以及围绕本案所展开的诸多程序、实体争议，使得周文斌案变得有些不寻常。

周文斌案一审，经过了两套完整的庭审程序，之所以推倒重来，在于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诸多程序与证据疑点，全案一百多位证人，只有一名得以出庭作证，且在当庭推翻了此前证供。第一次庭审期间，被告人周文斌使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排列组合、误差理论为自己声辩，形式新奇。但更重要的是因上述自辩让法庭发现，控方证据中行贿人与受贿人同时错误供述，又同时修改证供，“惊人重合的概率只有1/20700”。

更有甚者，行贿人与受贿人共同供述的多次交易地点，在供词所述时间被律师发现尚不存在。如此异常的供述、证言，在正常的法定侦查程序状态下恐怕很难做到。

错，一起错；纠正，又一起纠正，证人证言的不稳定与不论对错惊人一致，让人担心侦查过程的违背程序，是否存在“指事问供”的情况？

推倒重来的一审程序被寄予厚望。但令人惊异的是，此前当庭翻供的唯一出庭证人，在第二轮庭审时又再次推翻证供。在几次变更的证人证言背后，发生了什么，这或许不好断言，但不稳定的证言所导致的证明力下降，却是事实。证人因人身受限与否而做出相反供述，是否同样影响证言本身的证明力？

即便在推倒重来的一审程序之中，周文斌本人以及辩护律师同样提出了诸多疑点和辩护意见，但目前看到的一审判决，依然无法完全释解辩方疑问。这是辩方措辞激烈上诉的原因所在。对此前发现的诸多证据问题（很多已经不是瑕疵那么简单），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能否遵从程序正义标准予以坚决排除，不仅攸关个案认定，也事涉司法正义的求取方式。

彼时舆论哗然，不在于公众已然认定周文斌的罪与非罪（这也并非公众之责，而乃法庭之职），是因为庭审暴露出的诸多程序与证据疑点，让人对本案的侦办流程是否依法而为打了问号。一审判决书所指2000多万元的涉案金额，以及部分媒体一审宣判后第一时间爆出的所谓生活作风等问题，或让不少围观者内心对周文斌的清白产生疑问。但本案几经波折、争论到现在，早已超脱出个案是非、罪与非罪的范畴，而成为对新一轮司法改革回到“以庭审为中心”这一诉求的验真过程。

即便周文斌罪大恶极，也享有依法、按程序确定其有罪的权利，定罪的证据要符合事实和逻辑，要能释解各方疑点，真正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应是法治共识。

法治的精义，从来不仅在于求取司法正义，更要让司法以看得见的方式到达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