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预言”下的吴江样本：苏南小城为何盛产“超级富豪”

12月9日，计划投资740亿元的恒力石化年产2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在辽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举行开工典礼。这是国家有史以来核准的规模最大的炼化项目，恒力石化也藉此成为中国第一家进入石油炼化领域的民企。

“惊艳亮相”的恒力石化并非泛泛之辈，它是总部位于江苏苏州市吴江区的苏州第二大民企恒力集团在重化工业领域的旗舰公司。恒力集团的掌门人、出生于1971年的陈建华在“2015胡润百富榜”上，以300亿元的身家，蝉联“苏州首富”。

作为江苏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明清时期就曾崛起过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帮”的苏州，历来富豪辈出。以“2015胡润百富榜”为例，苏州是江苏拥有富豪最多的城市，共有53位企业家上榜，远超同处苏南的无锡30人和省会南京24人。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苏州下辖的所有县市区中，又以与浙江接壤的吴江最盛产“超级富豪”。依据胡润百富榜排出的“苏州十大富豪”中，吴江独占6席，除了“首富”陈建华，还有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良、盛虹集团董事长缪汉根、康力电梯董事长王友林、通鼎集团董事长沈小平和德尔集团董事长汝继勇。

这批草根出身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最会赚钱的人”，得益于吴江超常发育的民营经济。改革开放近40年来，吴江的草根工业从乡镇集体企业起步，并在1990年代中后期一轮民营化浪潮中完全释放活力，最终使吴江成为江苏民营经济的领头羊和“新型城镇化”的典范，在苏州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看昆山，民营经济看吴江”的鲜明景象。

事实上，对于吴江如今的局面，陈建华们的同乡、已逝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早在70多年前就有预言。1939年，他在根据自己对吴江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而写就出版的《江村经济》中说，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最终解决中国乡村危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毫无疑问，要探寻吴江民营经济和盛产“超级富豪”的“密码”，应该从费孝通的预言开始。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年）

草根工业滥觞

吴江草根工业的萌芽，最早要追溯到80多年前。其发轫地，即是被费孝通称为“江村”的吴江开弦弓村。

1929年夏，由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牵头创办的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厂鸣笛投产。这家工厂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第一家股份制乡村工业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江可算是中国现代企业史上农村工业的滥觞之地。

费孝通与姐姐费达生

苏南的吴江一带历史上就是江南蚕丝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户户栽桑，家家养蚕”，家庭手工业发达，有“日产万匹，衣被天下”之说。到了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冲击和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当地的手工蚕丝业迅速衰落，农民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境地。为顺应时代发展，1920年代，毕业于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东京农工大学前身）的费达生开始在此地推广蚕种改良及科学养蚕技术。初见成效后，她又倡导蚕农开展从土丝改良到机械制丝的改革。

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以农民为主体的社员有430人，缫丝厂共有厂房11间，建筑面积660多平方米，安装了日本立缫式铁木结构缫丝机32台，复摇机16台，工人70多个。开业第一年，生产“蜜蜂牌”茧丝41.31担，获利10808元。尽管如此，它在当时的中国工业体系中，显得微不足道。1920年代末，中国的民族工业刚刚经历了一个长达16年的“黄金年代”，在这一时期，崛起了荣家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企业大王”刘鸿生、“棉花天王”穆藕初、“化工大王”范旭东等明星企业家，与他们的事业相比，开弦弓的丝厂实在有些寒碜。

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厂车间

然而，正是这家偏居太湖南岸一隅的不起眼小工厂，为一位日后将在世界人类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窗户。

他，就是费孝通。1936年春，在上一年刚刚经历了重大伤病和丧妻之痛的费孝通接受了姐姐费达生的建议，来到开弦弓村疗伤。村庄里出现的新事物，让即将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留学的费孝通好奇不已。他随即展开了一次细致的田野作业，调查成果就是他在英国留学的博士论文、日后被奉为中国人类学奠基之作的《江村经济》。

在这本1939年出版的名著中，年轻的费孝通把开弦弓村当成是“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他认为，“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

显然，从开弦弓办丝厂的事例中，费孝通看到了中国农村进步和发展的希望——农村工业化。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孝通自此与乡村工业“结缘”，即便在“农业合作化”如火如荼之时，“志在富民”的他仍为之大声疾呼。1957年，他重返开弦弓村做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20多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还是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

费孝通（右一）第二次到开弦弓村调研

“问题出在副业上。”在《重返江村》一文中，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从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向中央提出“发展小工业、恢复副业”的建议。

这样的观点自然与当时的形势大相背离，费孝通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受到猛烈批判，之后又被打成“右派”。而被他寄予厚望的乡村工业，一直要沉寂到20年多后才迎来真正的兴盛期。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81年10月，费孝通第3次来到开弦弓村。让这位时年已71岁高龄的老人惊喜的是，在村里，他又听到了久违的织机声；开弦弓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已从1978年的114元增至300多元，其中副业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一半。

“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当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人类学学科最高荣誉“赫胥黎纪念章”颁奖仪式上，费孝通以《三访江村》为题发表演讲时说道。

1987年9月，费孝通第十三次到访开弦弓村

“苗头”的出现，源自于乡村工业企业的再度兴起。它的初始名称叫社队企业，也就是由公社和生产队创办的小工业。1984年后，它又被“乡镇企业”这个崭新称号取代。它们的风生水起，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著名的“苏南模式”。

“文革”后期，原属苏州管辖的江阴华西村农民增收很快，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开弦弓村的大队干部被组织到这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取经”。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华西村致富的“秘密”：办工业。

回来后，一直保有一种创办企业冲动的开弦弓村决定筹办建厂。1978年年初，开弦弓村“重操旧业”，凑足2万元钱买来6台织机，办起了丝织厂。之后，又将工厂赚到的钱继续投入，规模如同滚雪球般慢慢做大。

开弦弓村是这一时期吴江甚至整个苏南地区的一个“缩影”。资料显示，1978年，吴江全县已有社队工业企业1402家，年产值达12766.92万元，突破亿元大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工业更是遍地开花，“无村不厂，无村不工”。到1990年代末期，吴江的乡镇工业占比达到71%以上；而在苏州，至1985年，苏州乡镇企业的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吴江为代表的苏州地区的这番红火场面，甚至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都为之一振。

1983年春，刚从苏州等地视察后回京的邓小平约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兴奋地介绍所见所闻：“江苏从1977年到去年六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我问江苏的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么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

他进而得出结论：国家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农村必须走发展社队企业之路。当年，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中写道：“社队企业也是合作经济，必须努力办好，促进完美发展。”

而一直力挺乡村工业的费孝通则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生命力。1983年底，通过对吴江及苏锡常地区乡镇工业发展情况的调研，费孝通写出《小城镇 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吴江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不仅使这个江南小城从一个纯粹的鱼米之乡迈入工业化的快车道，也催生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经历了市场化启蒙和洗礼的这群乡村能人，日后大多成为了各类富豪榜的常客。

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即是其中的典型。

生于1958年的崔根良早年曾干过木工，后进入部队成为一名通信兵。1981年退伍后，他回到老家吴江七都，分配到当地最大乡镇企业——七都色织化纤厂跑销售。1986年，他的商业才能被乡领导相中，开始独当一面，出任濒临倒闭的七都丝织服装厂厂长，并很快使其起死回生。2年后，崔根良再次成为“救火队长”，调任迟迟未见起色的七都乳胶厂厂长，近乎神话般地仅用1个月时间就产生了效益。

1991年2月，已在乡镇企业摸爬滚打了近10年的崔根良又临危受命，接手了一个更大的“烫手山芋”：已经倒闭的农机厂。他当时的全部家当是，几百平方米的破旧厂房、几台老掉牙的设备、一台报废的铁炉，以及120万元债务。

但正是在这里，崔根良显现了作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气质。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通信行业的机遇，先是将农机厂转型为七都通信电缆厂，随后用了短短3年时间实现了企业的“三级跳”。

亨通集团掌门人崔根良

1991年建厂不久，他通过让对方参股和技术支持的方式，与江苏省通信线缆总厂合作。第一个奇迹出现：企业当年投产就创利税87万元，这被当地人称为 “借鸡生蛋”。

1992年，与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院合作，实现“借梯登高”：双方合资兴建长江光缆联合公司，一举填补了江苏光缆项目的空白，并随之组建了吴江市光电通信线缆总厂。到1993年上半年，企业便实现产值1.2亿元，利税突破1500万元大关。

1993年，又与日本妙香园株式会社合资创办吴江妙都光缆有限公司，并从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引进几十台（套）先进生产流水线和检测仪器。在创业之初就避开了一般企业传统的技术改造之路，并为此后产品出口海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顺利地达到“借船出海”的目的。

1994年3月，吴江市光电通信线缆总厂正式更名为江苏亨通集团公司，一个日后名扬天下的“线缆帝国”自此成型。

被“民营”激发的活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工业最引人瞩目的成长路径主要有二：一是出自于费孝通观察的、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另一个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同样也曾让费孝通感慨万千的“温州模式”。两大模式交相辉映，使江浙两省一跃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中最耀眼的“双子星座”。

然而，“模式”的差异，也注定了两省企业不同的沉浮历程。头20年，由于有“集体经济”的这顶“红帽子”，“苏南模式”光芒下的企业所遭遇的宏观调控冲击远小于温州企业。但在1990年代后期，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1997年10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焕友在中共十五大刚刚闭幕后召开的省委九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在苏南地区占有较大比重，它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全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

这番讲话，被不少媒体解读为江苏官方首次公开反思“苏南模式”。

在乡镇集体经济肌体上长出来的苏南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确实遇到了麻烦。

苏南的乡镇企业

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兴盛期后，从1990年代中期起，吴江开弦弓村的集体企业开始走下坡路。1997年，村里的骨干企业丝织厂固定资产317.4万元，负债却高达396.8万元，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被迫黯然停产。其他村办企业亦是奄奄一息，负债累累，经审计确认，村级经济共负债960万元。开弦弓村的集体工业由此一蹶不振，一段时间内，这个曾经的样板村和先进村甚至成为吴江的扶贫村。

这样的惨淡光景，连费孝通也有些始料未及。1996年，他在《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写道：“乡亲们告诉我，眼下是乡镇企业面临问题最多、最困难的时期，吴江也不例外……虽说这样的困境只是暂时的，虽说‘面临问题最多、最困难的时期’这样的话只是和过去一路顺风的这些年比较而说的，但是问题毕竟出来了，摆在乡亲们面前了。对我这个特别关心乡镇企业的人说，也是一声响亮的警钟。”

企业破产后，不少人总结破产原因，包括市场优势的丧失、管理混乱、盲目投资等，但这些显然是次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性弊端。有村民观察到，当时的村办企业，名义上是开弦弓村的，但经营的好坏，却关系到村镇以及上级干部的“政绩”；上级每年都要给企业下任务，且一年比一年多，“这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阻碍企业的市场化经营”。这也是整个吴江地区集体企业面临的共同困境。

与此同时，吴江最早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开始浮出水面，并展现了其勃勃雄心。1994年5月，23岁的陈建华斥资369万元收购了濒临倒闭的镇办企业吴江化纤织造厂，不仅开创了当地私人独资收购集体企业的先河，也使他成为吴江第一位民营企业主。出生于“绸都”盛泽的陈建华是吴江民营企业家中白手起家的典型，他13岁辍学，先是在建筑工地当泥瓦匠，后又走南闯北从事白厂丝生意，慢慢积累了第一桶金。

生意做得漂亮的陈建华，企业也办得相当出色。在其打理下，吴江化纤织造厂绝处逢生，1995年底赚了1000多万元。2002年11月，他又创办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2亿元从德国和日本进口先进生产装置，涤纶产品生产能力跃升至35万吨；次年11月，在多元业务的基础上，陈建华正式组建恒力集团。

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

巨大的反差令吴江痛定思痛，其决定向南边的近邻浙江“取经”，学习“温州模式”，从个体私营经济的巨大活力中汲取新的养分。1999年，吴江在之前探索的基础上，在苏南率先打开限制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大门，正式提出引进外资、启动民资和搞好改制的“三资（制）”。其中，“搞好改制”是指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方向，民进公退，全面完成对原公有制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对吴江的这一“冒险之举”，作为“苏南模式”提出者的费孝通大加赞赏，显现了这位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找中国农民摆脱饥饿和贫困道路的老人的伟大之处。2000年春，费孝通第24次访问开弦弓村，他在家乡听取时任吴江市委书记关于开展“三资（制）”工作情况的汇报后，连声说“好”，并当场挥毫写下一条幅：“审时度势，倡行三资（制）。功不自居，泽及桑梓。”

南风北渐，民营经济迎来了“春天”。1998年前后，吴江企业集中进行了以产权清晰化为标志的所有制改革调整，短短3年间，80多家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2000多家乡镇、村办企业全部实施“民营化运动”，民营经济总量从1997年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不到10%，上升到2000年的43%。

日后成为吴江“超级富豪”的民营企业家们也大多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企业的蜕变。1997年，缪汉根担任厂长的村办企业盛虹砂洗厂改制为吴江市盛虹印染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了股份制民营企业。2000年，他将企业更名为“江苏盛虹印染有限公司”，2年后又组建了以印染为主业的盛虹集团。通信电缆产销量在1996年即已排名全国第一的亨通集团采取了渐进式的“两步走”，据崔根良回忆：“1998年底我们开始第一步改制，乡镇控股，我们参股。到了2000年，乡镇企业改制，乡镇的股份全部退出，完全改为民营。”

盛虹集团董事长缪汉根

尽管与民营经济先发区域相比，吴江的民营化浪潮晚了将近20年，但良好的家底配上健康的机制，使民营公司的潜力得到空前释放，汇聚成电子信息、丝绸纺织、光电线缆和装备制造业等4大支柱产业，吴江也藉此成为江苏民营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2014年，全区（1992年，吴江撤县建市，2012年又撤县建区）民营工业投资达285.8亿元；民营工业实现产值超2000亿元，占全区工业经济的55%；恒力、盛虹、亨通、通鼎、永鼎等5家企业跻身中国民企500强。当年底，民营企业注册资本已达1523.03亿元，位居全省县区前茅。

除了富豪，还应盛产什么

即将到来的2016年，恰逢费孝通“首访江村”80周年。近80年过去，费孝通当年在开弦弓村调查时所看到的景象，已荡然无存。人们要寻找当年的历史，只能到村中心的“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被费孝通称为江村的开弦弓村

时间改变着开弦弓村，也改变着乡村工业。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大面积涌现的乡镇企业是吴江经济的1.0版本，强势崛起的民营企业是吴江经济的2.0，那么眼下，在盛产“超级富豪”之外，吴江经济正面临如何演进至3.0，也就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挑战。

这一挑战主要有二，一是工业的产能过剩和转型升级，二是环境污染压力。它们是中国制造业进入发展转型期后遭遇的共性问题，但显然，由作为乡村工业发源地的吴江率先给出答案，更具历史映照感。

对于前者，目前吴江的民营公司探索的路径有两个。一是利用“智能工业”改造传统产业，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精密化与绿色化。来自吴江区经信委资料显示，该区的明星企业如鼎盛丝绸、亨通、盛虹、明志科技等，已在智能制造上抢先一步，“八仙过海”，或建立智能化集中控制系统，或引入工业机器人，各自找准了着力点。

与此同时，吴江官方已决定以“先进制造业立区强区”为核心，将发展智能工业确立为当前和“十三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工程，还专门成立智能工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中国制造2025》以及“互联网+”等重大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主要切入口，“看着世界地图做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步伐越迈越大。 3月，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和中缆成套、福建火电组成联合体，与孟加拉电网有限公司签订了“孟加拉全国输配电网升级、扩建、改造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化进程走在前列的亨通今年以来更是频频出手，先后斥资1.52亿元和3.72亿元人民币，收购了印尼最大综合线缆上市企业VOKSEL和南非阿伯代尔集团。

1930年代，费孝通看到更多的是技术粗糙的乡村工业面对国际市场冲击的手足无措。而如今的场景，与当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对于环保压力，吴江的感受更为深刻。在江南，吴江是最典型的水乡之地，有“千河之乡，百湖之城”之誉，其西滨太湖，拥有太湖岸线47公里、太湖水域面积84.2平方公里，境内50亩以上湖泊300多个、各类河道2600多条，水面占比27.9%。

吴江夜景

早在1996年，费孝通就在《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告诫自己的乡亲：“家乡的先民靠着太湖水、运河水的滋养和利用，才赢得了‘天堂’之誉。水是‘天堂’的本钱。吴江的明天，照样需要我们多注意利用这个本钱，下力气整治太湖，开发太湖，整治运河，利用运河。”

但在快速的工业化浪潮中，这样的警醒之声很容易被忽视甚至遗忘。2007年春夏之交，太湖爆发的严重蓝藻污染，造成无锡全城自来水污染。这场公共饮用水危机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作为一枚硬币两面的那根敏感神经，一时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2008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指出：“希望你们继续把治理太湖作为建设生态问题的重中之重，采取综合措施，下决心根治太湖水污染问题，努力让这颗‘江南明珠’重现碧波美景。”

作为太湖边的重镇，从2008年开始，吴江开展了一场规模与力度空前的治水行动，围绕“东太湖、湖泊群、河道网”，实施东太湖综合整治、湖泊群治理、“三网”（围网、网箱、拦网）整治拆除、河道畅流活水四大工程，对河湖水生态环境进行全方位立体化治理，推动水资源保护利用与人居环境改善的良性互动。

效果初步显现。目前，东太湖常年保持一级空气二类水质，13个小康断面和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江浙交界断面水质已有较大提升。结合东太湖综合整治而开发建设的太湖新城，绿草如茵、碧波荡漾、高楼林立，这座以景区标准打造、以服务型产业立足的生态型新城，已成为吴江乃至苏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大亮点。

而这样的风景，应该是去世后骨灰归葬于吴江城中松陵公园绿树怀抱的费孝通所乐见的。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