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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一段盲肠”：从阿乙小说的起点谈起

2021-08-22 15:3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作家阿乙自认人生经历不甚丰富，无法随意撷取即成作品，因此选择反复描写自己有限的经验，比如故乡。

在阿乙笔下，故乡就是世界的尽头，意义贫瘠。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凝视着熟悉的意象，以自身经历的书写丈量宇宙的时候，“贫瘠的意义”也可以洞穿世界的真相。

本文选自文学批评集《第一本》。

阿乙，原名艾国柱，1976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警校，当过警察、编辑，著有《模范青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早上九点叫醒我》《骗子来到南方》等作品。

对有限经验的反复描述

阿乙的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中有一段话：

“公路到达别的县时，还会继续朝前走，去武汉去陕甘宁去罗马，到了我们县却是走到了尽头，走不动了。我们县除了有一家温州发廊，没别的流动人口了，而等到全国人民都不玩呼啦圈时，我们又呼啦啦地玩起来。我们县就是这样，就是世界的一段盲肠。”

用“盲肠”做隐喻，完全是阿乙式的风格，生猛、怪异、携带着生理上的刺痛感却又精确、贴切。盲肠与阑尾、结肠、直肠的共同成了称之为“大肠”的人体器官，功能主要是进一步吸收水分和电解质，形成、贮存和排泄粪便。盲肠是大肠的开端，直肠再往下便是肛门。很显然，故乡是这个世界的信息残渣经过的地方，往前一步便是世界的排泄口，其实也是世界的尽头。阿乙在写作的开端，便为故乡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和意义赋形如此，虽不能说可有可无，却意义贫瘠。所以，很多年过去之后，阿乙在最新的小说集《情史失踪者》里依然会说：“这里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

《情史失踪者》，阿乙著，译林出版社

正是凭着对这有限经验的反复描绘，阿乙把“贫瘠的意义”或“意义的贫瘠”变成了关于整个世界真相的隐喻。阿乙于有限和局部中窥见整体和无限，他不断地敲打贫瘠、洞穿世界的底部，让意义的泡沫流尽，最终这个世界显现为可用若干关键词来支撑的抽象：

“无聊。

重复。

秩序。

圈套。

囚徒。”

意义的减法继续做下去便是：“甚至可以更简单点，出生，死亡。”写作有时可被视为作家探寻真相、发现真理的手段之一，所以最终的世界观都难免抽象，只是有些抽象是繁复的经验和叠加的意义不断提纯的结果，而阿乙的抽象却是稀薄的经验和意义本身。或许正是这一点，让阿乙成为新世纪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作家之一。

报道、自述与虚构的互文关系

2017年，著名时尚杂志《智族GQ》刊载了一篇长篇报道《作家、病人与父亲的葬礼》，这是目前关于阿乙家庭背景、成长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最为详细的报道。报道的部分内容不仅与阿乙在日记、随笔中零零星星提及的个人经历完全相符，如《贫瘠之地》《于连》等，而且那篇极具“非虚构”风格的中篇小说《模范青年》涉及叙述者“我”的内容在这篇报道中得到较为完整的复述。

于是，他者的报道、个人自述与虚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关系：报道与个人自述之间的对应关系，倘若不能完全证明阿乙自叙的个人经历的真实性，那至少能够说明阿乙的自叙具有始终如一的连贯性及其由此带来的相当程度的可信度；正是这种自叙上的连贯性和可信度以及它们与“虚构”的互文关系，提醒我们这里存在着理解阿乙作品的可靠途径。前面提到阿乙的“局部”和“有限”都与此相关，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阿乙的经历继续做些简单的描述。

当年阿乙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乡村派出所，“省——市——县——乡——村……不可能有比村更往下的地方了，世界尽头。”猛然堕入世界的尽头后，他的经历开始反向延伸：“二十一岁时我在洪一乡的山野发恶誓，要去纽约，十二年过去了，我竟然沿着洪一（乡）——瑞昌（县）——郑州（省城）——上海（直辖市）——广州（沿海）——北京（首都）去了那地方。”，当然最终还是去了纽约，“2016年，阿乙受邀参加纽约书展。他真站在了在洪一时希求的世界中心。”

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游荡并不必然意味着经历本身的传奇性和复杂性，说到底，以文为生既是阿乙得以出走的动力和资本，也是阿乙离开逃离故乡后的基本谋生状态。所以，写作与谋生、记忆与疾病这些关键词大致能够概括阿乙的经历。阿乙逃离家乡时，已经21岁，这个年纪虽不能说已经形成牢固、完整的世界观，但是在洪一——瑞金——南昌的经历和记忆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影响，而疾病目前又是其生活中最大的阴影。所以用“作家”、“病人”、“父亲的葬礼”作为话题来报道阿乙还是比较准确的，阿乙“有限的经验”都在这里，它们构成了我们谈论、理解阿乙及其作品的关键词。

疾病和死亡的焦虑

严格说来，个人真实经历进入虚构，确实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况且还有类似于“写作便是作家的精神自传”之类的简单、粗暴的观念作为支撑。但是，真实经历进入“虚构”的方式和过程，或者说真实经历与虚构形态的区别，确实又是理解作家的关键。

阿乙的逃离、失恋，他的职业经历，他的疾病和写作，父辈的衰老和死亡等经历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寡人》和《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这两部随笔集中。而这些经验又较为密集同时也非常精确地出现在小说里。这里的精确并不仅仅是指在素材层面虚构对真实经历的转化，更是指构成虚构的部分细节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复制和挪用了真实经历。但是，所谓“精确”只是相对而言。与其他作家相比，把自己的遭遇作为“虚构”的养料，阿乙确实显得更为典型。他人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刻与“虚构”中关键内容的相似性，确实也为读者的索引式阅读提供了起点和理由。但无论如何需要明确的是，阿乙的疾病与他的虚构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他人生的特殊时刻与他特定的创作时期的一种相遇，而非一种绝对的关系。

《阳光猛烈，万物形显》，阿乙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因为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必然会涉及到阿乙的疾病，而疾病不仅事关被讨论对象的隐私，亦涉及讨论者自身的道德问题。在我的阅读范围内，阿乙从未在任何形式的书写中公开直白地谈论自己的疾病，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一些较为抽象的随笔如《咳嗽演奏会》《痒》等作品中，体会到他所遭受的病痛和折磨，并能够想像到那些与此相关的虚构场景的真实性。我无意在这篇评论中造成一种印象，我在以冷血、客观的口吻去谈论阿乙的疾病，并试图来论证所谓“疾病的隐喻”等相关理论。因此，当我不得不提起阿乙的疾病时，其实是在讨论个人经历与虚构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小说观、文体意识乃至世界观，同时也在试图描述这些因素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讨论，除了《模范青年》这样的典型例子，再列举几个。

《子宫》是关于爷爷的回忆，后来便有了小说《对人世的怀念》。爷爷生前种种难以理解的怪异行为因为披上了“虚构”的外衣而得到了解释：在恐惧和忧伤中，抵抗和等待不可避免的死亡。小说中还提起了另外一起死亡：“二〇一〇年十月，他搭乘便车死于车祸。”，而这个细节出自阿乙关于父亲病情的一篇随笔里《诗人》中：“二〇一〇年十月，因为堂兄猝死，我赶回老家……”

这篇小说处处弥漫着疾病和死亡的气息。小说的后半部出现大段关于疾病的对话，对话中的信息精确到疾病的名称、症状的细节和医学界对此病的认知水平和治疗方案。很明显，这里投射的是阿乙在现实中关于自身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和焦虑。

事实上，也正是亲人的陆续亡故和自己身患重疾催生了阿乙的那部以死亡和疾病为主题的小说，即《虎狼》。阿乙的第二部小说集《鸟看见了我》在2014年发行第三版的时候收录了这篇小说，并注明：“二〇一四年新作”，后来又收录进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中。而2014年前后，正是阿乙被如“虎狼之势”的疾病突袭的时候。与前述《对人世的怀念》相比，阿乙在叙述过程中的断裂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前半部，“我”还在试图用理性、逻辑来抵抗因算命先生的一句话而引发的猝不及防的宿命感；下半部，“我”便开始谈论别人的疾患和死亡。视角并无转化，两件事情似乎也没有牢靠的逻辑联系。如果要弥补两个故事之间的叙事裂缝，可能合理的解释便是：阿乙长久以来却又相对“稳定”的悲观情绪状态和“习以为常”的现实困境和焦虑如同沉睡的火山，被突然降临的重疾激活，于是“虚构”和“虚构”的具体策略成为必要纾解的手段。接下来，有必要详细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阿乙在医院

在自身遭遇疾患之前，亲人接连丧故和他们生世的悲苦，已经让阿乙产生连绵不断的忧虑，担心命运会像生理遗传那般不可抗拒。在2010年的一则随笔里，他谈及爷爷死亡：

“在时间的河流里，永远有一团光明照着三个人，是爷爷、爸爸和我。等我生儿子后，爷爷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等我的儿子生出儿子，爸爸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然后轮到我了。死亡坚决、生硬、粗暴，像是凶恶的判官，蹬掉你抱住他裤脚的手：‘滚开！’他这样面无表情地走掉。请我们每个人照死不误。”

父亲的疾病发生无疑加强了这种近乎生理遗传的宿命感：

“我最初看见的公式是：

祖父——父亲——我

当祖父悄无声息走进黑洞之后，公式变成：

父亲——我——我的下辈

现在父亲中风，像死神下过请帖，未来我便要站在孤独的前头。没人替我抵挡了。这就是像是一场杀人游戏，点名点到我头上，排队排到我头上。”

于是，当自己真的与疾病、死亡狭路相逢时，平日里被压抑的恐惧和悲观必然会激荡翻腾。因此，与其坐等被吞噬、淹没，倒不如尝试平息、控制。所以，在《虎狼》的前半部，“我”一直在调动各种推理手段如心理学、统计学、地理学等，来消解、证伪、拆穿算命先生的种种伎俩。当根植于内心的宿命感被唤醒的时候，“虚构”一场祛魅的场景，便是挣脱和反抗，也是自我疏导和自我拯救的一种手段。

但是终究还是要面对已在现实中降临的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于是，下半部便成了一个直面疾病和死亡的故事。叙述者依然是“我”，而疾病和死亡的当事人已变成了一个叫做“俊峰”的他者。微妙之处在于，上半部的“我”尚是一种限制性视角，只能谈论“我”视线之内的经验，而下半部的“我”已经是全知全能的视角，俨然是在观察一场与己无关的由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事件。若要弥合两个“我”之间的叙述断裂，大概只有一种途径能够实现：即只有把上半部的“我”进行“他者化”，在下半部，“我”方能以“他者”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自身的遭遇。举个例子。

在一篇关于父亲的病的随笔里，阿乙曾写下这样的话：

“有两句关切的话将我击垮至今：

大姐：‘你要注意身体啊，你的体质和爸爸一样。’

母亲：‘你可要注意身体，你看医院里比你年轻的，也有中风的。’

中风可能有遗传性。上上一代挑中的是祖母的哥哥，上一代挑中的是父亲，下一代可能是体质和生活习惯类似的我。我像看看自己也躺在那里，像奄奄一息的兽。”

而类似的对话和场景在“虚构”中浮现：

“她无时无刻不在颤栗。在血亲接踵而至的死亡后，她继承下他们的遗产：脑溢血的种子、急剧的消瘦及其急性精神病的种子……

……

‘像你这个年纪的，得的多了，医院到处是，你没看到吗？’今天，当妈妈的这样恐吓女儿，以警示她的不能及时到来。接着它又咬牙切齿地说：‘你要是早些中风才好啊，你这样不心疼哥哥，你哥完全是因为你们的懒惰与疏忽才得这样的绝症啊’。”

这里的叙事动力和虚构策略并不复杂：倘若无法对抗和逃避宿命，那就顺着宿命所指示的运行逻辑去推演事情的进程。我想，大概是因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煎熬，阿乙需要通过虚构来完成一场关于死亡的预演。大概也只有尽量保持距离，他才能相对“从容”地去想象、描述疾病与死亡的发生、过程和结果，同时把与此相关的种种因素和情境推演到极致。

无疑，阿乙试图在极端状态下完成自身遭遇的审视，这种自我审视是双重的。在文本内，是阿乙在形式、叙述和想象力等方面“虚构”死亡和疾病这个主题的极端尝试；在现实中，则是阿乙对自身精神向度及其承受力的高强度拷问。事实上，这些分析依然不能让有些疑问得到清晰的回答：当阿乙透过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去谈论生死时，那些惨烈而具体的人间景象，真的有助于他直面宿命并实现对宿命的超脱吗？又或，那些细微而精确的痛感呈现和病情描述，真的有助于对抗焦虑和恐惧并从中获得片刻的安慰吗？

最大的可能会不会是：这个与自身遭遇密切相关“虚构”，其实是再次强化那个已然很悲观的世界观，这个世界的意义真的极其贫瘠。就像小说快要结尾时的一段话：“俊峰把剩下的日子过完，按时死了。”按时”两个字惊悚而刺目，无法让人视而不见。小说似乎回到了起点，“虚构”在这里成为关于 “宿命”的论证，而这“宿命”既是“我”在上半部小说中所一直试图规避的，又与“虚构”之外的阿乙的遭遇和心态存在着密切的互文关系。于是，现实与虚构之间既产生了紧张的张力关系，又有了界限模糊的暧昧。

这种紧张关系大概源于我们依靠理性和知识所建立起的关于事物区别（包括不同文体之间的意义、边界的区分）的认知体系，正如我在阅读阿乙的作品时，会自觉地区分虚构与现实、小说与随笔之间的边界。但是又因为阿乙把自已经历中的那些重要时刻过于精确地投射进了“虚构”中，又难免有内容同构性导致边界消失的嫌疑。此时的阿乙更像是个走钢丝的高手，他用颤颤巍巍而又全神贯注的行走姿态去提醒界限、分野的存在，而微妙之处，当小说结束的时候，便会发现文本内外意义的水分都迅速被抽干：现实的逻辑无非是从“祖父——父亲——我”到“父亲——我——我的下辈”，文本内的意义是从“你爷爷是不是艾政加？”到“俊峰把剩下的日子过完，按时死了”，结论早就矗立在尽头，过程完全可以被省略。由此会产生一种印象，阿乙处心积虑地“虚构”只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那根悬挂在高空的钢索，它像是关于这个世界真相显豁而惊悚的隐喻，意义直白而抽象。它横亘在世界的起点和尽头，除了走过去，别无选择。

此处需要补充一个例证，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经历，对阿乙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模范青年》中阿乙曾描述过一个沉痛的离别场景，那是阿乙最终决定离开家乡的时候。阿乙曾经用第三者的口吻原封不动地复述过，那篇随笔的名字就叫《讲述》。这大概也是阿乙的一种写作习惯，他总是试图把自身的经历他者化，拉开距离进行审视，由此，便形成一种阿乙式的写作风格：当他在描述自身的时候，其实是在凝视这个世界，或者说，他用谈论自身经历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甚至可以说，他用自身的经历去论证、解释他对这个世界的观点，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又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经历。意义在经历、虚构和世界观之间来回涤荡，最后以贫瘠而刺目的抽象呈现出来。这大约是进入阿乙小说世界的一种路径，行走于其中，也能窥见阿乙的小说观和文体意识。

通过自身丈量世界

阿乙早年写过一篇名为《少年》的随笔，大概是对其年少时光记忆碎片的重拾。十三四岁的年纪，却满眼皆是黯淡、凋敝的景象，一眼就能望到死亡的苍老气息围绕四周。我想这大概也是阿乙一心要逃离的原因之一。类似的随笔后来结集成书，在这本书的封底，阿乙写到：“这本书汇聚的是我近年的一些随笔，或者说小叙事……相比小说，这些文章更像是心血，而不仅仅是一件出售的产品。”很显然，阿乙认为这些都是与小说有所区别的文字。后来《灰故事》再版时增加了一篇小说名为《毕生之始》，与随笔《少年》差别只有标题。在我看来，标题的修改和文体的挪移，并非是所谓的投机取巧或常识层面的混乱，这里恰恰蕴含着阿乙独特的文体意识和小说观。

阿乙曾羡慕过那些人生经历丰富的大师们，如其所言：“你并不是巴别尔、陀思妥耶夫斯，简直只需要从自己大把的经历择取一点写就可以了。你暂时还不是他们，或者永远不是。”意识到写作资源的差别后，阿乙几乎所有的写作都在贯彻一个原则，即反复书写有限的经验。因此可以说，阿乙以故乡及其相关的记忆作为写作的主要资源，是经过清醒的自我审视的。与此同时，阿乙也谈到他最早接受的小说合法性教育是：“写作者在设定叙述人时，一定要让他具有那种在场或参入的条件，一定要让他具备知晓的资格。”如果把这两句话分别理解为阿乙对“资源”和“技术”的理解，那么两者的碰撞便成了阿乙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起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曾因参与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临刑前收到特赦令，改判流放

“在场”、“参入”表面上看是对修辞、技艺的要求，但是技术问题与自身经历的相遇会把写作往两个维度推进。就横向层面而言，因为是呈现与自身经历相关的经验，所以充分的在场感和参与度所带来的叙事张力会在无形中消弭“虚构”与“纪实”之间的边界。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意义呈现只与“写作”行为和表达意愿相关，而与文类区分无关，更何况很多时候文类区分只是相对而言或为了讨论方便，本就没有绝对意义。这就是何以上述提及的《少年》与《毕生之始》让文体区分徒有其表，对意义理解丝毫没有影响。

而阿乙确实也属于那种通过书写自身经历去丈量世界的那种作家，如其坦露的那样：“我总是拿命来迎接、经受这个世界，毫无保留。”这就涉及到写作的另一个维度：当一个作家反复凝视自身经历时，便意味着意义向纵深处挖掘，意义的枝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修剪，渐渐显出抽象的意味，简单说来，便是在自身的经历中窥见世界的真相，正如前面引用的那句话的后面还紧跟着另外一句话：“但它最终还是将我放逐进更深的孤独。”总而言之，执着、耐心地书写个人经验，世界景观及其意义便在“虚构”中逐渐凸现出来。或者说，这是个以“虚构”为中介，个人经验与世界观反复碰撞、修订、互证的过程。

事实上，当阿乙一旦形成较为稳固的世界观时，也势必会影响到他处理那些与自己关系不甚密切的经验时的态度。提起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对阿乙的世界观进行价值判断，只是换个角度来进一步理解他的小说观念及其相关技艺，当然这观念、技艺与世界观密切相关。

阿乙家乡（江西瑞昌）的老城中心，人们叫它“红绿灯”

阿乙曾在一篇随笔中写到：“沙漠太抽象了，需要几具干尸使他具体。”我以为这句话可以成为阿乙小说观及其技艺的某种隐喻。正是因为阿乙看到了世界意义的贫瘠，所以他需要用丰富的材料以及感性的形式去引导别人看到、理解这种真相，正如利用干尸去引导人们去理解沙漠。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很多惊悚的故事。《意外杀人事件》《情人节爆炸案》《阁楼》《杨村的一则诅咒》《午后》，还有那部倾注了阿乙巨大心血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如果不是阿乙自己提及，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些小说大多源于新闻素材。阿乙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事情的本质，他调动了丰富的想象力、设计了繁复的细节，以冷静乃至冷血的语调将其还原为血肉丰满的故事。我们沉浸其中，不知不觉被引向“世界的尽头”，并目睹了真相——“所有人都是浮尸，寄生于无法结束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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