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路学刊︱昝涛：商业文明、世界知识与海洋秩序：反思多维视野下的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研究

编者荐语：

第12期《新丝路学刊》新鲜出炉！今天推送的是第12期特稿，北大历史系昝涛老师的文章。另外这是丝路所杂志公众号的第一个推送，大家快来关注一波《新丝路学刊》杂志的公众号哈~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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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明、世界知识与海洋秩序：反思多维视野下的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研究

作者简介：昝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新丝路学刊》总第12期

【摘 要】关于18世纪末的马嘎尔尼使华事件，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这其中较新也影响较大的是何伟亚所著《怀柔远人》一书（以下简称《怀》书），围绕该书尤其是它所运用的后现代史学研究路径问题，在学术史上也曾发生过热烈的讨论。本文在回顾以往学界相关争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检讨后现代史学研究路径的相关问题。笔者无意否定何伟亚的研究，甚至认为《怀》书对我们认识乾隆末期的中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毋宁说，笔者希望强调多视角讨论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本文提倡向比较文明研究路径的回归。同时，虽然何氏的研究采纳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路径和叙事风格，但其视角仍然是精英主义的，关注的议题仍是以国家和皇权为中心的，其对马嘎尔尼留下的文本所采取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图式，使他过多关注了文本的宏大叙事与权力结构的问题，相对忽视了文本/表述与事实/现实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何氏仅从内亚史的视角强调“清帝国”的复杂性，而不是中国文明的多元性。本文最后力图以马嘎尔尼文本中的例子来反思“本质意义上的中国”这一问题。

【关键词】马嘎尔尼；何伟亚；后现代主义；中国历史

1792年5月2日，前驻俄大使、不久前才卸任的马德拉斯总督——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勋爵走进圣·詹姆斯宫，觐见英王乔治三世。第二天，他被任命为“大不列颠国王向中国皇帝派出的特命全权大使”。在精心筹备之后，1792年9月26日，马嘎尔尼和56名使团成员登上有64门大炮的“狮子”号军舰，由朴次茅斯港启航。9个月之后，也就是1793年的6月下旬，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在那里，马嘎尔尼获悉，乾隆皇帝已经准许使团前往天津。为了便宜行事，这个意在进行所谓“商业外交”的使团，打着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关于后来故事的各种细节，以往学界已不乏研究，此处不再赘述。但马嘎尔尼使华事件，就像在当时的清廷一样，，在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叙事中也并不显得有多重要。

（马嘎尔尼 George Macartney）

20世纪末，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出版了其专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以下简称《怀柔远人》）。《怀柔远人》认为，18世纪下半叶的中英两大帝国是两个并行的、皆具扩张意识的帝国；英国在亚洲的扩张势力与清朝权威是势均力敌的，而不是以强凌弱；两个帝国各有各的普遍主义倾向，都以竞争性的等级关系和政治主张为依托。何伟亚认为，这两种帝国模式的区别实质上揭示了不同概念框架和意义下生产实践的差别。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怀柔远人》深入细致地研究了马嘎尔尼使华过程中的礼仪冲突问题，这也是该书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其重要结论是：马嘎尔尼使华过程中出现的礼仪冲突，不是传统中国的朝贡体制与“现代”欧洲外交政治之间的冲突，尤其不应怪罪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这样，何氏就驳斥了由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的经典分析模式，即所谓的中国传统“朝贡体制”必然在近代历史上引起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冲突，何氏认为“朝贡体制论”夸大了这种对立。何氏更为强调的是英国作为海上帝国与中国作为陆上帝国的平等对视，以及它们在18世纪末各自面临的特殊历史挑战。

（何伟亚 Jams L.Hevia）

《怀柔远人》出版后，在中美两国的汉学和历史学界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论争，双方均有重量级人物参加。李伯重教授将相关论争视为美国史坛的公案之一，称之为“何伟亚事件”。

笔者无意再介入这场早已硝烟不再的论争，作为相关领域的外行，目下之所以还要讨论它，主要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以何伟亚为代表的后现代取向不只是扭转了人们评价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视角，亦影响到对中国近代历史甚至中国文明史本身的认知。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一些“现代主义的”认知路径几乎已被当成错误的范式，而这种趋势当然并不局限于中国史领域。很可能，后现代立场给仍在踟蹰行进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造成了某些认识上的混乱和迷惑。人们尽可欣赏其精妙的后现代阐释“技术”，但在价值上，有些问题还是需要澄清的。作为一个外国人的何伟亚教授，当然可以陶醉在他们以精妙的理论、绚烂的修辞所编织/建构的“史实”之中。但作为中国学人，一方面，笔者愿意看到本国专家就史学领域的相关问题与之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在读完《怀柔远人》后感到如鲠在喉，既不宜在价值取向上淡然处之，更不能就其所引发的历史观/认识论问题置之不理。本文选取比较文明研究视野，考察马嘎尔尼时代清朝和英国在商业、外交及世界意识方面的观念差异，并探讨马嘎尔尼文本所呈现的中国经验之复杂性。

一 围绕“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反驳

何伟亚认为，欧美学界热衷在叩头问题上纠缠不休的现象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及其“国际法”学说的产物。这套学说同“宾礼”一样，规定了什么才是代表主权国家的特使互相会见时应采用的“适当”身体语言。正是根据同样一种平等国家的外交话语，乾隆那著名的《致英王乔治三世书》被诠释为天朝对于历史现实彻底而傲慢的拒斥。后世持现代主义立场研究该问题的学者大多延续了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延续了马嘎尔尼的启蒙主义观点，而法国作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被视为此类典型。

在为其专著所写的“中文版序”中，何伟亚总结了在自己的研究之前人们是如何看待马嘎尔尼使华的：“前此的研究把清廷方面的资料当作中国孤立主义和错误的优越感（中国中心主义）的例证 英国使团已经被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家制造成西方现代性的代表。”“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把乾隆皇帝的回应诠释为中国孤立于真实世界的一个主要实例，有些人甚至进而认为中国由此错失了一次现代化的机会。”这便是经典的现代主义解释。

在《怀柔远人》的最后一部分，何伟亚又有专节讨论不同形式的现代主义诠释。何伟亚在总结中国知识精英如何解释马嘎尔尼时，注意到蒋廷黻（1895~1965）在20世纪30年代的解释，当然，蒋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观的重要代表人物。20世纪后期，戴逸教授对此问题的解释也基本上延续了蒋的思路，即强调使团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误解，并突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何伟亚发现，这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汉学家的观点是一样的。如果何伟亚对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争论这一思想史比较了解的话，可能会理解得更为深刻。

而何伟亚认为，在冷战期间，无论是美国的现代化研究、区域研究，还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建中国历史的努力，都存在“净化”和“造伪”的问题：以文明和民族作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以直线式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将历史发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他们所赞同的对马嘎尔尼使团的阐释，完全是现代化的，并且有违或漠视清廷统治者的想法和信仰。”

何伟亚还特别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意识影响了人们对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看法：在中国倡导改革开放的时候，马嘎尔尼使团成为有益的警示，即中国一定不能重蹈清廷的覆辙。

何氏似乎对某种左翼立场更为同情，即认为这种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忽视了原来被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解释，也就是把英国视为帝国主义的代表；而现代主义的解释则把英国树立成了先进的代表，这减轻了英国的侵略责任。

在何氏看来，不管是哪种现代主义的解释，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是现代人的观念被强加给了马嘎尔尼和乾隆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想把中国置于全球文明史之中的努力，被何伟亚解释成了“污染”，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思想意识被西化了，也就是说，清代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采用了殖民者的知识框架，所以才会出现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两分法的解释。

最近，在讨论不同历史视野下的乾隆八十寿辰时，葛兆光教授总结了不同历史观——道德史观、阶级史观、革命史观、经济史观对这一历史的认识。与何氏的讨论结合起来看，这些历史观都是现代的，甚至可以说多数是殖民者的，从而遮蔽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在中文版序言中，何氏拒斥上述“现代主义的”诠释路径：“我的感觉是清廷所拒绝的乃是蕴含在马嘎尔尼描述礼物时所赋予其的优越性。"何伟亚坚持把马嘎尔尼使团使华视为“两个扩张性帝国之间的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遭遇"。也就是说，他不赞成中国中心主义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样的观念，“尤其考虑到清朝的建立者是满人而非汉人……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做生机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遭遇，那么……”

在某种程度上，罗志田教授也呼应了何伟亚的观点：“应注意的是，马嘎尔尼访华时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刚刚起步，鸦片战争后中国了解到的（对时人特别是后来的史家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的）先进西方工艺产品如轮船、火车、电报及快速连发枪等，对乾隆帝和马嘎尔尼同样都是未知事物。换言之，近代象征西方‘先进’或‘优越’的‘船坚炮利’，那时基本不存在。故当时不仅中英双方国家实力大致相当，即使在技术层面，通常认知中‘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那样的对立性区分也还不明显（只要查一下一般的自然科学年表，即可知马嘎尔尼访华时"西方科学之先进，不过尚在形成之中）。”不过，罗先生的落脚点似乎不在价值观的问题，而是回到了传统史家的本职立场：且不管何氏的研究是什么样的理论或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真正扩大或促进了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教授曾对何氏的著作进行了猛烈批评，称之为“望文生义”之作。而后，也有学界“大咖”相继出来为何氏辩护，针对周的批判，艾尔曼、胡志德撰文予以驳斥。除了具体的文献和史实问题，与本文最为相关者，是周锡瑞激烈批判的、否定英国现代性的取向。周教授质疑了何氏所秉持的后现代理论的有效性：后殖民研究不仅批判了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剥削，还批判了源于西方的殖民文化，如现代性、理性、科学、技术等；任何亚洲人，只要提倡这些事情，就是在“盗用殖民者的智识构架”，这种后殖民取向傲慢地批判中国学者是“彻底的现代主义者，对清代统治者的关怀和信仰抱有敌意或表示蔑视”；他们的研究似乎是在建议中国人应把头脑和愿望退回到清代（或在安全的异国情调之中）而非对西方现代性的渴望。这种批判的效果，便是禁止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民众以必要的智识和政治工具进行现代化，并使他们的国家强大到足以反对帝国主义。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在上述意义上，周教授无法接受何氏提倡的后现代式研究之价值取向。如仇鹿鸣所论，周锡瑞这样的汉学家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及其近代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对于中国近代以来不懈追求的现代化目标表示理解与敬意。而何伟亚这一代学者，在理论上更多地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比之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在理论上更具有反思西方中心论的自觉，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同情之了解的成分也要远远小于他们的前辈。.中国研究在何伟亚手中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观察，中国经验的价值只是在于证明或者证否西方理论的有效性，至于周锡瑞那代人所倾注感情的中国文明的现代出路并不是他们考虑的对象”。

罗威廉亦曾批评“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倡导对中国历史的同情理解："后殖民主义”观点指责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精英，说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应当走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道路，这一思想便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部分原因。罗威廉冷静地指出，这一说法“貌似合理且引人入胜，但必须记得，晚清的中国精英们没有这样奢侈的后见之明。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存活，把他们的政体重建成强大的西式民族国家，确为当务之急”。葛兆光说：“这才是同情理解历史的态度。”

至于何伟亚关注的“殖民者的智识构架”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在讨论土耳其与俄罗斯的现代命运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无奈：“至于那反对外国军队之干涉的斗争，土耳其和俄罗斯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在同一个精神之中，以同样的方法进行的，并获得同样的成功的。这共同的斗争的最后目的和深切的意义也是一样的，便是：确定平等的集团之统治，实现莽原中的民族之最初的同时也就是本质的思想。这便是当我们解决了这事实（即政治的观念和术语都是来自西欧，因而不能包括东方的实况）所产生的困难的时候所发现了的。这便是现在西部亚洲和俄罗斯的民族，带着多少有点明显的自觉心，顺从着一种相同的命运，所追求的远远的目标。他们在他们的年少力强的肩上肩负着西欧的经验、学问和现实等的巨大遗产，而西欧人对他们的精神，却总不能了解，不能接近；他们用了西欧的遗产在广大的莽原上建筑一个新的世界，而西欧人却不能想象那新世界的法则、形式和行动状态。”

此类说辞或许会激发某种民族主义情愫，但除了在不同知识框架下穿梭并不断地对话与批判，现在哪里还有纯粹的、非殖民者的、非现代的知识框架作为替代性选择呢？这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无奈。但正是世界史的发展，才使得比较文明研究成为可能与需要。下面，笔者通过比较文明研究的视角讨论马嘎尔尼来华时中英商业观念和世界意识的差异。

二 商业/外交观念之比较

马嘎尔尼来华之目的是搞商业外交、改善东印度公司的对华商贸条件。何伟亚指出，其商业关注的优先性值得商榷。通过比照相关文献，笔者对此基本赞同，但仍不能否认，尽可能地扩大商业利益是使团的重要目标。

首先，我们从商贸关系的角度看一下马嘎尔尼出使的背景。

对18世纪的英国来说，与中国的贸易当然重要。当时，来自中国的茶叶已经成为英国的大众消费品，是英国重要的进口货物。到18世纪90年代，英国已经从中国进口了大约2000万磅的茶，在下一个十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500万磅。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利最多的货物，其所向英国政府缴纳的税收，占了总税收的6%~7%。在英格兰，有很多人对与中国的贸易感到不满。英商进入中国只能通过广东港，当地的限制极多；支付茶叶进口方面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主要是白银流失，为此英国必须让更多自己的货物进入中国市场。在当时的英国商界，人们开始讨论是否能够在中国获得一个完全由英国人自己控制的港口，以有利于英国货物的流通。英国的大臣们希望能够通过直接与中国的朝廷谈判来解决相关问题。此为马嘎尔尼使华的历史背景。

东印度公司主席培林（F.Baring）于1792年9月8日致马嘎尔尼的信中提到，希望马嘎尔尼使团能够尽力给中国人留下好印象，那么，就会在广州产生最美的效果，“在他处或能获得一居留地”，而最重要之目标是“获取在广州以北各埠贸易之特许”。至于垄断对外贸易的广州公行，培林在信中也有提及，但他说，公行对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也是有好处的，不一定必须寻求废除之，“广州之公行对吾人有害与否，公司职员仍有怀疑者。虽称专利之权操于少数人之手，但事实上吾人仍可与任何华人买卖，初不限于公行之人，不过仍须托其名而贸易耳”。此外，他们希望马嘎尔尼能搜集各类商业情报，还提到希望他能够对清廷声明，其他国家也有讲英语的人（如美国人），举止颇为接近，且也航行于中国海，但那些说英语的不一定都是英国人，这些人如果有不轨之举，而中国人又无法分辨的话，东印度公司的商务和职员反受其累。

那么，商贸在当时的英国处于何种地位呢？有学者指出，英国当时具有的观念是：自由和商品交换是自然权利。何伟亚也提到，在当时的英国有一种见识：“为了确保商品流通和经济增长，君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保障商品和货币毫无阻碍地流动。为达此目的，对内要促进公众努力工作，建立公正的制度以防止社会成员彼此侵犯财产权，保卫国家安全，对外要促进和保护与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货币交换。商业外交正在于促进这样的互利合作。"诚如布罗代尔所言：“只有当资本主义同国家权力结为一体，并成为国家本身时，资本主义才能赢得胜利。”

（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英王乔治三世给乾隆的信也表达了对商业的关注，体现了英国人的特点，即深信“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英王指出，派遣君主的使臣可以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克服那些商品交换的障碍和误解，最终达到互利互惠。故马嘎尔尼出使之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密切关系，并创设一种制度以便通过思想和商品的自由交流来防止未来的冲突”。

比较来看，中国当时的主流商业观念是什么呢？显然，清王朝并不具有前述英人的商贸观，这似也是常识，清统治者将商贸理解为政治的和文化的。在整理马嘎尔尼日记的导论中，J.L.Cranmer-Byng也提到中国人的商贸观，他引用了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论，并将其解释为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的古老文化的特质。不过，较近的历史研究证实，以朝贡贸易体制来解释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是有问题的：“朝贡贸易模式未必是错的，但确实被过度放大，而历史学家则持续找出哪些的确是说得通的，哪些不是。”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马嘎尔尼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回国后编写的著作。这是根据访华人员的记录编写的，于1797年亦即使团回国3年后出版，其中当然难免带有事后心态，也就是更多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其所比较的中英之间对待商贸的不同态度，虽有夸大和简化之嫌，但仍值得参考。

“到远方各国从事贸易一向是受到历代英王的鼓励和支持的。”“但我们独往独来和自由行动的精神—这些都是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所自然产生的-在中国的骄傲武断的官员们看来往往是放肆，特别是这些行动出之于从事商业的人，而商业在中国被认为是最低级的行业。”“中国官吏和商人等级悬殊。”“在此种情形下，中国方面的传统的排外偏见和它的长期闭关自守是成正比例的，而且目前丝毫没有任何改变。……由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高度优越感，这种狭隘的观念已经形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任何其他国家的一些在中国人看来是比较野蛮的情况，都在中国方面引起警觉来加强限制所有在华的欧洲人，借以避免其在中国人当中发生不良影响。”“中国政府绝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外贸易。”“中国方面在广大中国人民当中进行的教育却说：允许外人通商并不是为了互利，而只是由于外国人需要中国产品，这样是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所教导的人道主义的。”

相对而言，清王朝虽并不孤立于世界贸易之外，且还从外贸中获利颇多，尤其是皇室，但在相关问题上，它确持较保守之立场，也就是所谓“天朝物产丰饶，不需外夷货物”。在清王朝立场上，它不乏保持自身生活方式的道义理由，乾隆帝更是拥有“十全武功”，可以傲视世界。这些都是它得以自洽者，亦暂不会妨碍其生存。但它确又有着不同于英国之世界观。何伟亚就清王朝之世界观说：“清廷最关心的，是在一个多主制、多权力中心的世界上，如何以适当方式建构最高权力。清廷运用礼仪技巧，建立宇宙一道德优势，并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其帝国权力。”“清统治权并不是一个预先设定的各领土之间关系的架构，相反，它是借复杂的对话来建构的。这些对话包括某些藩王具有实质意义的称号，和清帝为了取得最高君主地位而必须做出的宣示，同时，作为最高君主，清帝还必须怀柔远人。”

对中国商人和官僚阶层之互动的研究，或可撬动以往对传统之“士、农、工、商”四民秩序的僵化理解，但仍不能否认，在中国的统治阶层中并没有形成对近代国家进步的商业财富机制之明确理解，若说部分地有，亦是建立在权力和功利之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法治和文明的基础上，马嘎尔尼使团观察到之广州官员的管理即是证明，遑论对商贸扩展所带来的进步开化之体认。这一重要差异，在乾隆和英王各自的信中亦有体现，，不过，正如罗志田教授所言，何伟亚对乾隆帝对贸易的心态“过于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他认为，乾隆帝说天朝物产丰饶，不需外夷货物一类“话语”，更多是具体针对马嘎尔尼使团而不是阐述一般的外交原则，罗教授认为这“似不十分站得住脚”。

从马嘎尔尼一方看，其访华目的之一就是搞“商业外交”，甚至是扩张其帝国霸权，他的使命是要向乾隆帝解释“与大英帝国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促进商品流通增长能带来的长远利益 如果可能，这类对话中产生出来的任何谅解，都可以形成一项友好条约或同盟条约”。“还有人建议马嘎尔尼力争获得帝国敕令以扩展与中国海岸其他港口的商业往来。最后，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向马嘎尔尼建议，如果公共领域的花言巧语未能打开商业大门，则可以注意收集茶叶、棉花和丝绸制品的信息，以便能把它们运往英国的殖民地印度，那里匮乏上述产品。”故马嘎尔尼使华之目的其实就是帮助英商打开中国市场，因此，他在不得已离开北京之前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了一些商业外交方面的要求，并希望签订条约：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即舟山—引者）、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子，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买卖货物；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德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外征收。

17世纪中期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后，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主要作用者，欧洲确立了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原则，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再是君主的私人领域，而是一个公共实体，它不再是一个贡物的消费者，而是为了国家利益集中并富于创业精神的、有效利用资源的代理机构，现代国际秩序即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生成。《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决定了中国和欧洲国家从此走上不同的道路。在此意义上，马嘎尔尼访华时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就需要放在这一长时段的近代历史视野下来考量。但马嘎尔尼来华时，甚至到19世纪中叶，清王朝并不具备此类意识。有学者指出，“最初，清朝君臣没有条约观念和意识，考量条约关系的参照物，除天朝体制意识之外，主要是中国古代的盟誓实践。遭受一系列武力打击后，他们被迫接受强权政治下的国际关系秩序，同时从国际法角度对近代条约有了新认识”。即便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政府应俄国要求，与之签订了平等的《尼布楚条约》，这也并不表示中国人具备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基于“天朝”的“怀柔远人”观念，这也是其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之一。一般认为，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这一观念才开始发生变化，并试图在条约关系中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平等地位。

比较而言，奥斯曼帝国进入近代条约体系的时间要比清王朝早得多，但其亦是通过军事战败而习得。由于实力悬殊，奥斯曼人根本不认为欧洲的国王能够与其平起平坐，而是长期将欧洲的君主视为与奥斯曼人的宰相（Grand Vizier）同等地位。苏雷曼大帝在致其盟友法国国王的信中说：“我是众苏丹的苏丹，众王之王，大地上王冠的授予者，神在大地上的影子…你，法国人的王，法国这块领土的王….”直到1606年的西特瓦-托罗克（Zsitva-Torok）条约，奥地利的统治者才被高门（Porte）承认有皇帝（Nemse Chasari）的地位。在马嘎尔尼来华一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已经被迫纳入欧洲之条约体系。1699年，军事上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被迫与多个欧洲国家签订了《卡尔洛维茨条约》（The Treaty of Carlowitz）），这是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关系的转折点，其力量已大不如前，从攻势转为了守势，奥斯曼人第一次接受其他国家与其具有平等地位。伯纳德·刘易斯指出，该条约在奥斯曼帝国乃至伊斯兰文明史上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外交上，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认真地开始学习谈判，而以前，土耳其人对条约的理解极为简单，那都是由土耳其人陈述其内容，被打败的对手不得不接受之；《卡尔洛维茨条约》是奥斯曼人第一次不得不去努力学习外交术，通过政治谈判等手段来解决军事失利导致的问题，土耳其人还不得不委身去求助于在伊斯坦布尔的外国使节（英国人与荷兰人）。

如果把马嘎尔尼提出的要求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相比较，不难发现，有很多要等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成为现实的内容，马嘎尔尼早已提到。如罗志田教授所言，人们对于马嘎尔尼使华这一事件的诠释，是“将此事件与半个世纪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再以后众多的中外冲突和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考察，从后来的结局反观作始之时，的确有‘几同隔世’的感觉”。

跟弗兰克否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相似，何伟亚的研究否定了现代国际体系的“现代性”，他将马嘎尔尼使华期间出现的所谓“礼仪之争”视为两个同等水平之帝国建构的平等遭遇，进而否定了最早出现于欧洲的、由国际法所定义的国际关系准则。何氏认为，这种国际关系是一种已经自然化的权势话语，“它作为欧洲人全球扩张的典型产物，从16世纪一直存在至今。自然化是指它已经被接受为民族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通行方式。这种霸权是葛兰西（Gramsci）意义上的，是指那些在其传统中并没有这样的外交方式的国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按照外国（本例中是欧美）定下的规则参与国际交往”。认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现代性，并不等于可以嘲笑乾隆帝。但对历史我们总要寻找某种解释的进路，“理性”与“礼仪”的比较，尽管不是充分有效的，但总不能说完全错误或无效。

（安东尼奥·葛兰西 Gramsci·Antonio）

中英之间在文化和世界意识上的重要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其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差别是否就必然是先进或落后，乃是价值判断问题，多少会有后见之明，但只要涉及解释和比较，就难免带有后人之眼光，因为历史的分析是活着的人与过往之间的往复对话。即便不苛求乾隆时代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不能否认，是当时已经出现在西方，且不仅仅是作为个案的主权平等原则，成了此后国际关系的准则，非西方不得不去适应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然，从中国中心视角看，《怀柔远人》希望如其所是地阐释当时人们行为的原因，这对我们认识一个更为真实的清朝外交和中央政治本身是有帮助的。它揭示出，清朝使用精心建构的“宾礼”仪式将周边国家纳为藩属，现在，又以这套礼仪来对待马嘎尔尼使团。《怀柔远人》指出，清朝的外交政策是有自身逻辑的，恪守这一外交政策的清朝君臣对自己的政治优势有充分自信。当然，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理念行事。但这只是一种视角的解释。即便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也存在复杂性。

东亚朝贡体制所建立的表面上的秩序与和平，首先，其范围并不能被用于解释全部的中外关系；其次，即便处在朝贡体制内的主体，其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存在多样性以及大量的内在问题。葛兆光教授以亚洲史视角对乾隆八十大寿这一历史时刻的分析，已清晰地揭示出这一点。葛教授认为，“这是所谓前现代也就是传统帝国时代的最后一次，也是最盛大的一次朝贡圈盛典.如果仅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似乎这确实是一场喜庆的宴会，也是万国来朝的盛事"。但按葛教授的研究，如果放在亚洲史甚至是世界史的视野下看，情形就非常不同了：“这个以大清帝国为中心的朝贡圈，实际上并不像乾隆帝想象的那样稳定和坚固……首先，朝贡圈内各国之间实际上并无认同感，在经济利益上彼此算计，在文化上互相鄙夷；其次，在面对大清帝国时，政治上只是表面臣服，而在文化上日益疏远.葛教授是从朝鲜和安南的官方史书与使臣笔记中发现这些迹象的。

基于上述，即便是要批判西方中心论，坚持以中国视角看历史，也并非没有问题，因为中国视角下的那个朝贡秩序，也并非和谐一律，毕竟它同时存在中心—边缘视角下的朝贡秩序内的差异性这一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就是，这一建立在中心之强大基础上的朝贡秩序，未尝不能说也蕴含着来自边缘的关于自强和平等的追求。所以，若说基于主权原则的现代条约-国际体系全系西方对于非西方的强加，未免过于简化。而就这个历史问题的反思，或许对于建立未来东亚地区的新型国际秩序也有所启示。

一个是要求通过磕头来实现自身秩序的清朝，一个是需要通过彰显平等主权来实现自身利益的英国，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差异是和后世的发展有关联的，它们不是处于真空中的不同，也无法一直平行着各走一边，而终究是要相交、竞争的，马嘎尔尼使团事件本身即为体现。

三 世界认知与意识之比较

何伟亚颇重视的另一个视角是马嘎尔尼所代表的那个系统的世界知识和意识问题。如何氏所言，马嘎尔尼的阅读表明他是一个近乎典型的知识广博的绅士，他对东方和中国抱有浓厚兴趣。马嘎尔尼通过了解关于中国的各种知识，形成了对中国的认知，并对其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他之所以精心准备各种能够体现英国先进成就的物品，以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很可能是因为他通过阅读总结出来中国人常在“外在表现”的基础上来评价一个人。何认为，对中国的这些看法构成了使团中礼仪部分许多重要文件的内容。

只不过何伟亚更关注的是孟德斯鸠式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偏见”。他说，马嘎尔尼所理解的中国形象是18世纪流行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制造”的中国形象。而这个形象经历了从崇拜中国到贬低中国的演变。16世纪开始的关于中国的描述，主要出自耶稣会士、航海者和欧洲各国使团成员，呈现的是高度理想化的中国，各方面都很美好。18世纪中期法国还出现了儒学热，中国受到推崇。当然，也出现了对夸大中国优点的抵制，比如英国人当中的古典主义者就极力捍卫希腊和罗马的纯洁，赞赏英国的价值和品位。对中国事物的指责体现为指责赞赏中国者为“暴发户和女人”，而中国艺术风格还被指责背离自然与真理，因而不符合艺术标准，中国风格缺乏的是简单、有序和对称。最终，这种批评发展成对中国的整体批评，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不能准确地再现自然界或社会生活的现实。

18世纪的进步历史观与现实世界的变化尤其是和科学的发展有关。这一历史观的主要主张是：进步是物质性的，表现为市场商品的巨大增长和足以代替人力的技术，体现在从世界各地流入英国的财富上。“进步也意味着另外的东西：它表明了在过去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摆脱了教会、礼仪与典礼、迷信与魔幻、风俗与习惯等等的支配，有了飞跃。它还表明了一种转变：从前的世界，人们只了解了它的表象，而现在，正确的道德、美学和科学鉴赏力形成了彻底的男性也即理性的眼光。以此眼光观察世界，就会揭开从前被欺骗性外表所掩盖的秘密。”何氏认为，这种观念变化影响了英国知识贵族对中国的再评价，比如休漠认为，自孔子以后，中国的科学进步很小甚至没有进步，这与不能突破过去的成就有关。

就上述思潮，何伟亚的解释也值得关注。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的这种不同“惹恼了”英国人，因为中国拒绝欧洲的渗透和理性，继续在欧洲中心主义所构想的世界之外运行，甚至中国的这种自给自足和不融入，也可能导致了欧洲人的敬畏感和挫败感。他认为，在马嘎尔尼使团的记录那里，这些感情都有体现。他引用了马嘎尔尼使团成员斯当东的记述，欧洲人开始把那些曾经被赞扬的达官贵人视为改善中英关系的障碍，因为这些人身居高位，却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并且鄙视商业和商人，傲慢又武断。也就是说，在马嘎尔尼时代已经开始出现一个被否定的中国。

何伟亚的分析方式是拉开与文本的距离，并将这种叙述视为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是特殊的，拒绝其内含的自我加冕的普遍性，从而对其解构与批判：“正是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人的过去的否定，产生了‘西方’，它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中国作为负面的形象，用以建构英国民族优越感并昭示英国人超越了过去的全球秩序。”在这里，何伟亚几乎完全照搬了萨义德的口吻。

何氏强调，那些欧洲的观念包括启蒙构成了马嘎尔尼中国叙述和理解的权威性背景。首先，他指出了当时的旅行写作和调查记录所秉持的自以为是的客观性，实际上是存在知识等级的。他把使团理解为18世纪晚期大英帝国独特的文化产生模式。也就是说，当时的大英帝国存在某些对于民众来说不证自明的原则，而使团也代表并再生产了这些原则。

但把上述分析加诸马嘎尔尼，说马嘎尔尼对中国缺乏同情之理解，是不公道的，后文会更多讨论马嘎尔尼笔下中国之复杂性，这里我们先以马嘎尔尼的“中国观察”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马嘎尔尼在1793年8月11日的日记中提到了中国航海技术落后，多年来不曾效法更为先进的欧洲人。但是，他在“中国观察”的“航海”部分中又纠正自己说：“但是，我现在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收回我的评估，因为我已经几次在中国河流与运河上的航行中进行了观察，我必须承认，我认为他们的船和其他的工具通常是用来方便乘客与经商的，中国船夫们的做法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经过仔细考量的，而且很可能优于我们的任何自负的建议。”这虽不能用来完全否定何氏的分析，但至少提醒我们应避免简化马嘎尔尼。

通过考察乔治三世给乾隆的信，何伟亚发现英王乔治三世力图证明其与中国皇帝之间的平等关系。此信首先阐明，为了和平与繁荣之目的，愿与世界上的文明国家交往，并了解它们，也称赞了中国的极度繁荣和制度优良。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只是措辞。实际上，马嘎尔尼和英王所要传递的信息，就是告诉乾隆英国人的某些关心，而这与英国人的国民性有关系，即“英国人对世界的好奇心、了解其他民族的道德习俗的热望、国王发起的旨在收集知识的航海、乔治三世庇护下的传播这类知识的组织机构、与像中国这样的伟大帝国建立善意联系的兴趣”。

如果我们把上面那套关注话语权力的后现代式分析拿掉，就可以辨识出，关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认识，反映的也是欧洲人的世界知识与意识，“18世纪中期左右，法国人或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凌驾于对某些欧洲边睡国家的认识之上”。在这背后，传教士发挥了长期的作用。在18世纪，帝国主义的野心还不存在，1800年以前，欧洲人多以传教士、旅行研究者、外交人员和武装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亚洲。在18世纪的欧洲，国别上的细微差异被启蒙运动的全欧参照空间弭平，思想的影响路线往往已非双边的：法国人孟德斯鸠的英国图像在德国造成重大影响；对亚洲的辩论，同样在全欧洲展开，当时的学者懂多种语言，那些来自亚洲国家内容丰富的一手报道，在短期内就可被译成多种语言。到18世纪后期，欧洲人已经可以自信地宣称：“我们现在几乎认识了所有文明的及未开化的民族，对它们进行比较的时候已然到来。”“近代没有其他任何重要文化创造出胜过欧洲文化因为对遥远异国感到好奇而发展出来的科学。不过，这种知识扩张和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的过程不能分开来谈。这种知识的认知和帝国扩张的特质是紧密结合的。”马嘎尔尼就处在这样的文化和世界知识/意识的滋养之下。

对比来看，中国这边对英国的认识是非常欠缺的。直到马嘎尔尼到来，清王朝还不能完全说清楚英吉利是什么，他们只有最近才获得的碎片化的知识。按照东印度公司主席在信中的说法：“况清廷对于外国，一向未能分别清楚。”另一个例子就是，马嘎尔尼在1793年底给东印度公司的第一封信的末尾补充说：“吾已设法使总督不致将英国人与美国人混淆，广州人已知分别美国人，称为‘花旗’（Yankee）矣。吾已将英美二国旗示总督以资分别。”

而清王朝的世界意识，或者说地理知识，是建立在大陆型帝国的内向性，以及主要关注与自身的安全有直接关切的威胁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与前述英国的世界意识是颇不同的。在中国这边，所谓“对世界的好奇心、了解其他民族的道德习俗的热望、国王发起的旨在收集知识的航海、传播这类知识的组织机构”基本上还不存在。

早期，关于清王朝世界知识之缺乏的解释，主要是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乾隆盛世，尤其是在内亚边疆上新近取得的军事胜利，使其看不上马嘎尔尼代表的英国及其带来的东西；这种自大使其认识不到自身的虚弱和英国的强大；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阻碍了其对世界的认知。具体说就是，中国的地理位置使其很少面临致命的外来压力去进行根本的文明变革，而这个社会还有一个稳定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是维持现状的力量，其观念也是好古而不是求新的，这阻碍了中国发展出近代科学。

近年来，关于清王朝对外政策和世界意识的研究更加深入，马修·莫斯卡（Matthew W.Mosca）在2013年出版了《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一书，对推进我们关于晚清中国的世界观和对外政策的认识很有帮助。

（马修·莫斯卡 Matthew W.Mosca）

（《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

莫斯卡探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1757年清朝击败准噶尔后，领土达到最大规模，之后，它判断自身安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障，历史似乎终结了。但问题是，同时大英帝国在南亚站稳了脚跟，欧洲进入活跃的帝国竞争阶段，大清为何会在世界历史的转折期做出如此保守的判断？通过关注世界认识这个问题，莫斯卡发现，清王朝的世界观和情报处理系统是重要因素。清王朝延续了历史上中国王朝的特点，对于内亚边疆更为熟悉，获取情报也更容易。征服准噶尔后，再看内亚边疆，的确是安全得到了保障。在此情况下，当然首先是要确保领土的安全与内部的和平，其搜集外邦情报的热情也就降低了许多，大清的情报搜集更为关注那些有直接威胁的地方，而英国带来的威胁性质不同。

莫斯卡认为，清朝人没有大局观，只有碎片化的、区域性的看法，大部分认为是双边问题，只要不影响自身的安全，就尽量保持中立，也就是只考虑最近的威胁。在具体的处理方式上，是让地方官员负责地方事务，而地方官员对中央的影响很大，他们会在过程中予以操纵，以满足自身和地方的利益，一般都是采取明哲保身的极简主义，也就是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报喜不报忧，主要是怕被问责。另外，那种谁提出问题谁处理的习惯，也让官员对问题采取了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一般是只有到问题实不可解时才会提出来。而中央却较少注意到这种情况。再加上当时的地理学知识在术语和语言等方面都是碎片化的，偶尔有较新的认识，也多不被人知；非精英的实用知识没有渠道进入决策系统，政治精英往往也对此持怀疑态度。莫斯卡认为，要改变清朝的地理世界观是最为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在不同的区域与学者团体间传递一致的地理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必须跨越不同语言与文化的障碍才能达成。

与本文有直接关系的是莫斯卡一书的第四章，从廓尔喀之役与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探讨清廷对于英属印度的了解。从这一部分可以看出，清廷在实现对英帝国的认识方面是多么捉襟见肘。在西藏的战争和马嘎尔尼来华正好巧合，都是在1793年，大清不得不去确认马嘎尔尼代表的英吉利是什么。最迟至1796年，清廷才认识到，原来在西藏事务中遇到的披楞与马嘎尔尼代表的英吉利是一伙人。通过不同的情报系统，清廷能够确认两者之间的明确关系，但是，这种理解仍然是很模糊的，对其对外战略没有影响。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朝廷还是对孟加拉的披楞与广州的英吉利采取了分散政策。也就是说，披楞与英吉利的关系并未被清廷放在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脉络下理解，因此，并未对清廷造成如准噶尔一般的强大危机感，其地缘政治的世界观亦未改变。

当然，客观地说，“如其所是地”研究乾隆时代的中国，避免某些现代主义解释的“污染”，是符合历史学的气质和追求的。即便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能说乾隆是一个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有学者说，他是“那个时代最老奸巨猾、最成功的权力政治人物之一……他向传教士详细打探欧洲的政治情况……虽然对欧洲所知不多 可以看出他世界观的文化局限。皇帝绝非目光短浅的世故之人”。而若与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比较，乾隆对一些西洋重要事务的态度和认知，所差者可能主要还在于距离所造成的知识匮乏。比如，就法国大革命而言，清王朝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很可能还影响了乾隆对外国人的态度，也就是警惕性提高了。他将法国大革命解读为民众的叛乱，并很自然地更加注重维护自身的统治。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没有什么问题。即令对长期参与欧洲事务的奥斯曼帝国来说，它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也没有什么“现代性”可言。1792年1月18日，苏丹塞里姆三世的秘书阿合麦德·艾芬迪（Ahmed Efendi）在日记中说：“奥斯曼王朝必须根据血缘关系与近邻关系对法国的叛乱者进行远征……很快，真主就会让法国革命像法国病（指梅毒）一样蔓延到奥斯曼帝国的敌人们，出现长期的纷争，这就会为天朝（奥斯曼帝国）创造有利的结果。”之后，奥斯曼帝国长期对法国大革命持负面评价，直到19世纪后半期的改革时代，在立宪派的倡导下，法国大革命才获得了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

我们不宜以后世的、非历史的眼光苛求乾隆帝及其时代，在这一点上，何伟亚的进路没有问题。只是，在比较文明研究的视野下，更容易看清乾隆的世界知识和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其世界观和知识体系。至于法国大革命对于马嘎尔尼使团的命运产生了多大影响，还不易评估。在1793年12月23日致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次公函中，马嘎尔尼提到，“但又未必彼等因厌恶法国革命，而忽然迁怒于与西方有关事物”。

如果仅仅将马嘎尔尼视为一个外交官，或者一个带着启蒙—欧洲中心主义傲慢视角的英国绅士，可能就会忽视他和他的团队在这次看起来失败了的外交活动中的收获。尽管很多认识比较肤浅，但并非错误，更非全然基于他的成见，而是基于他和他的团队的亲身经历、访谈、观察和思考，甚至可以说，那是在一手资料基础上对乾隆统治末期的中国进行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马嘎尔尼在日记中也提到了这样的知识收获之重要性：“我们现在掌握了中国东北海沿岸的地理情况，了解了黄海，而之前欧洲人从未航海至此。”也就是说，使团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关于中国知识的增长，结果是英国的官员们对中国的虚弱等情况的了解也增加了，包括如何应对中国。而中国从马嘎尔尼的这次来访所获几乎是零。因此，西方学者在很长时间里也认为，中国错失了一个“现代化的机会”，不管是在地理知识、军事技术还是外交能力上。

在马嘎尔尼的时代，英国人对中国、对东方、对世界的兴趣和认知，是清王朝难以望其项背的。马嘎尔尼及其代表的那个英国“圈子”，是充分认识和了解中英贸易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力图寻求改变贸易条件。而对于清王朝方面来说，它并不具备这样的世界知识，当然也可以说它暂时没有这方面的需要。

四 中国经验之复杂性

当我们把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作为思考的方向，也就是要指向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个本质意义之中国？循此，我们就不能不去更多地从不同视角关注全球史视野下之中国，关注中国历史经验之复杂性。

从学术史的角度说，这至少有三个重要的进路：第一个是所谓“内亚转向”（the Inner Asian turn），其特征是关注历史上的种族或族群认同之建构，具体到清朝，则是重视“满洲”认同在满族人征服中国之后的历史建构，认为清朝是以满人为中心的王朝，与之前的大部分王朝（尤其是明朝）有根本之不同，“清朝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为一个普世帝国、多民族的政体”，当然不只是清朝，历史之中国的内亚性问题已经被做了更多讨论；第二个是与“内亚转向”相关的，更具世界史视野的“欧亚转向”（Eurasian turn），这一转向最终是把欧亚大陆视为一个整体，强调欧亚大陆不同部分沿着可相比较的轨迹发展，而又导向不同的历史进程，于是，清帝国被视为同时期诸多欧亚大陆帝国之一（同类型的还有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罗曼诺夫王朝、拿破仑帝国），更加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第三个进路是关注海洋或南洋之中国，从而有可能呈现一个以南海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也是一个底层、边缘和海洋—商业的中国，这一点是我们本节后面要重点讨论的，此处姑且悬置。

何伟亚也希望讨论中国经验之复杂性。在他的书中，第二章题为“多主制：清帝国、满族统治权及各领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是他充分吸收和利用“内亚转向”之所谓“新清史”的结果。很明显，在这一章的开头，他明确批判“把清帝国视为中国历史中的一段”的一贯做法，说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视角无法看清满族统治的本质，“模糊了清与早期东亚若干帝国构建（imperial formations）之间的差异”。不过遗憾的是，其关于清朝之“非华夏”特性的讨论，并没有与他后面讨论“宾礼”的主体部分有机结合起来；相反，诚如罗志田教授所言，清朝对其内亚边疆的管理是通过新设立的理藩院，这里并非“宾礼”之范围，而是蒙、藏、回特定“教化”之区域，亦非传统意义上的华夏之教，体现了“模糊而带多重性的认同”。而英国等朝贡主体归礼部主客司管辖，也就是何氏所最关注的“宾礼”所涉及的范畴，而宾礼又“几乎全是传统华夏文化的产物”，所以，何氏这本以研究乾隆时代之“宾礼”为主的书，非要强调清帝国的内亚性和多元性，是有逻辑问题的，因为这里导向的不是“满清”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之“异”，而是“同”，而理解“宾礼”的问题，还应该回到费正清讨论的“朝贡体制”上来。

由于何伟亚过于迷恋对马嘎尔尼作品的后现代式话语分析，其聚焦的更多是文本之中的权力关系，相对忽视或轻视了文本与事实之关系，从而忽视了中国现实之复杂性这一问题。另外，何伟亚更多关注的还是朝廷和国家意义上的礼仪问题，这样一个中央—上层视角，也使他难以看到马嘎尔尼在记载中所提到的非中央国家视域的复杂现实。这样，他的后现代/后殖民志向最终无法得到伸张。

何伟亚在很多方面将马嘎尔尼定格为一个带着英国“公共领域文化价值观”来观察和记录中国的人，连对中国腐败的观察都被认为是将英国政治的腐败投射到了中国之上。针对这种解释，罗志田教授进行了反驳。《怀柔远人》在提及马嘎尔尼对蝉和长城的详细记述时，也做了最精妙的后现代文学文本的批判性分析，比如，何氏认为马嘎尔尼过于关注长城砖头尺寸和墙的厚度的记载，而对它的历史和目的不去谈及，“博物学家努力做到以客观立场观察世界，但马嘎尔尼的这种努力最终却被操纵和控制的欲望所代替”。

何伟亚提到令马嘎尔尼宽慰的事，即马嘎尔尼发现许多中国官员对外国人并无敌意，同样令人鼓舞的是，“他能区分中国人”。“至于较低阶层的人们，他们都倾向于进行商业交易；在我们泊船的每一处，看来没有什么比看见我们的船经常停在他们的港口更让他们高兴的了。"何伟亚认为，马嘎尔尼的这些评论，再现了他到中国来时随身携带的关于财富和国际商业往来的种种预设，“这里再次出现了熟悉的分类：政府首脑，难对付的官员和心理上易于接近的较低阶层"。这里指的是，如马嘎尔尼所言，在坦诚和合乎情理的基础上，与某些“好中国人”对话是可能的。不幸的是，这些好中国官员的地位太低，不能立即帮助使团。而围绕在年事已高的皇帝身边的又是一些好猜疑和嫉妒的官员。

关于所谓“好中国人”这个问题，何伟亚只是对马嘎尔尼日记做了文本分析，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文本所反映的现实。我们应该可以接受何伟亚对礼仪问题的精妙论述，但他以此生发出的对现代主义阐释的过度批判，则令人难以接受。包括他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实际上仍然只是更多地关注了北京/中央，而忽视了中国社会与文明的复杂性。他又把马嘎尔尼对这种复杂性的深入观察轻易地归入了所谓启蒙时代的“分类学”里去，这使他无法同情地理解中国普通人（包括沿海商人）的关切与感受、地方/边疆官吏的目标与策略。不过，他对皇权确有同情之理解。

马嘎尔尼在日记之外还有数篇“中国观察”。在“航海”这部分，他提到了一个中国商人希望采纳更为先进的欧洲造船技术的案例。“至于那些能够远途航行到巴达维亚、马尼拉、日本或者交趾的不同类型的船，我了解到，广东的中国人经常有机会在那里看到我们的船，所以，他们不会对这些优势无动于衷，而不久前的一个大商人让人给他按照英国模型做了一艘大船，但是，户部（Hoppo）官员对其进行了评估，不仅迫使他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还罚了他一大笔钱，因为他的行为背离了帝国古代的模式，而帝国官员认为，后者一定比那些来此贸易的欧洲野蛮民族的做法更加明智和优越。”

这可能是比“好中国人”记述更有代表性的例子。马嘎尔尼接着评论说，清廷极力给民众灌输优越感和自足感，实际上是要约束中国民间那种对于欧洲技巧的精明的追求；而清廷似乎也认为，允许欧洲人传播其带来的新事物是危险的，而帝国的臣民应该总是非常乐于学习的，因为没有什么警告能够阻挡人们的实际需求。

遗憾的是，何伟亚在其第二章介绍清帝国的时候，虽有专节讨论海疆，但仍然是国家视角下的叙事。而马嘎尔尼关于“好中国人”的记载，虽然只占他诸多关于中国社会之亲历、观察和记载的一小部分，但也是不应忽视的。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这样的声音和现象多是难以被听到和呈现的，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我们可以说，马嘎尔尼所发现的就是中国社会之复杂性，当他记录和评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呈现的中国也不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注意到了皇权之外的中国、边缘的中国、底层的中国甚至是农耕一大陆中央文明之外的海洋一商业的边疆中国。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并不缺乏世界知识，缺少的是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他们只能生活在农耕中心主义的大陆文明秩序之下，因而，他们的海外拓展又常是悲壮的（包括下南洋）。对复杂多元的华南社会及其历史记忆、生活经验（尤其是与本文关系更为密切的商业方面）的关注，也许会让我们发现不同于传统叙述的中国故事。

历史的研究也发现，底层和边疆官员出于地方的利益，往往会令中央的政策在执行时打折扣。“1717年，康熙皇帝对旅外的清朝子民可能参与颠覆活动产生了戒心……下诏严令商人及其家人居留海外的时间，逾时者则禁止归国，且命令当时留在南洋（东南亚）的华人三年内要返国，否则永不得回国。东南沿海的官员顾虑到海上贸易对这些区域的重要，以及体认长久旅居海外的需要，总是故意拖延这些法规的执行。”之后，地方官员又主动推动这种政策的转变，到乾隆时代这些法规逐渐放宽，乃至形同虚设。

马嘎尔尼关于底层与边缘中国的叙述暗示了另一种情景，即在皇权专制和重农抑商之下，与传统权力的博弈、对抗，以及对商业财富、海外经验的追求也一直是绵延不绝的。而这里面或许隐藏着近代中国通往世界秩序的入口。一种以中原/北京/北方为中心的视角，或许难以发现和触碰这个问题。比如，在传统的主流中国制度一价值体系中，“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早先定义为"海洋自由，的那些国家行为，被中国审判官指控为‘海上强盗’”。

（雨果·格劳修斯 Hugo Grotius）

而在这方面，华南研究（或华南学派图）与南洋研究的成果可能会给我们更多启发。有学者指出，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存在一个南洋的网络；郑和将普通人的世界空间，纳入了国家话语的体系之中，尽管其记述用的是国家视角，背后却是普通人的生活空间世界。即便是通过国家视角的叙述，也可以增进对南洋普通人生活空间的理解。“如此，我们便可构想南海世界经济体：由于来自北方的中国商人和来自南方的穆斯林商人的有组织渗入，在15世纪后半期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程度自发性的而又内部相互协调的贸易区域。中国人扩大在这个区域的参与，应部分归功于郑和下西洋，但这个世界经济体并不是国家支持的航海所能创造的。只有贸易超越了朝贡才使得这一切发生。”

海洋秩序有着不同的规则，需要的人也是不同的。正所谓“海门以出，洄沫粘天，奔涛接汉，无复崖埃可寻，村落可志，驿程可计也”。“那些没有出洋经历的人，只会把海洋看作一个充满危险和无序的混乱空间，但是，中国舟师 的感受则不同.澄民习夷，什家而七，，并不畏惧在东西洋上与外国人从事贸易活动。”也就是说，近代早期世界并不是欧洲人凭一己之力创造的，世界贸易在1500年之后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主要是由于新航路开辟和美洲的开发，欧洲人进入了原先就存在的商业网络，并将原本松散的区域性的联系转变成了全球性的贸易网络。“商业积累、残酷激烈的竞争、炫耀性消费，以及对规范和传统的不满和反抗，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这些都改变着社会习惯和态度，并把两者都卷入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

在上述进路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就不只是通过“宾礼”所观察到的那样。海洋边疆社会之底层商人群体的失语现象，或许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这样看来，马嘎尔尼作为一个外来者所发现的底层和边疆中国社会之场景，就不只是权力话语下的启蒙主义分类那么简单了，毋宁说，作为一个在18世纪末渡海而来的英国人，马嘎尔尼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仍然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进而，关于近代之被迫开放、加入全球化的申论，在某种程度上，就仍是一种国家立场的叙事，是封建专制国家和统治者立场的叙事，换作华南社会与东南沿海的角度，从商品社会、市场经济、海外经验、市民契约社会的发展等角度来说，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关于中国历史的某些叙事，也就打开了多种可能性。

综上，对于如实理解中国历史，何伟亚教授力图克服某种启蒙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带来的对历史原貌的遮蔽，他的这个努力部分地是成功的。但是，他也忽视了历史解释的其他向度：一是对中国进行比较文明研究，他拒绝了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探讨，把文化相对主义推向了极端；二是他忽视了马嘎尔尼文本所呈现的中国文明和社会的多元特性，实际上也就遮蔽了对中国文明复杂性更加多维度的探讨，而这本是后现代想要实现的东西。后现代研究图式拒绝理论预设和意识形态陷阱，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又会把它们从后门放了进来。

原标题：《新丝路学刊︱昝涛：商业文明、世界知识与海洋秩序：反思多维视野下的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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