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刘小萌：理解“知青”，关键在于城乡二元体制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指示。由此展开的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将1700万以上的城市知识青年送到了农村当中，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回顾，我们对这场运动该作何评价？2015年12月25日，国内知青史研究的两位权威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和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做客复旦大学历史系，对谁是知青、如何研究知青运动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回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讲座的精彩内容进行了整理。

理解“知青”，关键在于城乡二元体制

在讲座的开始，定宜庄便强调是从学术角度讨论知青。 “研究一个问题，必须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是进行研究的前提。但现在，对‘知青’这个概念，我们的定义却越来越混乱”，定宜庄说，“我们所说的‘知青’，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它指的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讲座一开始，定宜庄就给出了她自己对于知青的定义。

定宜庄认为，前些年对知青的定义比较狭隘，“比如很多人不承认回乡知青也是知青，或者认为‘文革’前下乡的城市知青不能算知青，更有甚者，认为只有‘老三届’才算知青，其他人都算不上知青”。而近年来对知青的定义则有扩大化的趋势，比如认为凡是读过书，又到农村去的青年，都应该称为知青。“这种扩大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身份上：有的人认为，大学和中专的毕业生，只要到了农村去，也算是知青；二是从时间上，不少人强调，解放前乃至解放初期，这一时期只要是城市里读过书但后来又去了农村的，也都应该被算作是知青。”

“我个人认为，‘知青’这一群体的产生，关键在于中共建政后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只有理解了这个制度，才能理解‘知青’。”定宜庄说。

1954年宪法取消了人口自由迁徙权的规定，而在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开始实行，在这之后，农村户口的学生考城市中学的比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总之，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些规定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在这一制度下，城镇户口的居民享有升学、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的诸多福利，而这些，是农村户口的居民所享受不到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也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产生的，它的根本特征，就是首先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户籍地，然后当城市的经济出现问题时，再让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所以，成为“知青”就意味着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放弃城市户口所享有的一系列福利和权利。

“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是下乡前到派出所销户，消粮油票，那一刻我想，我从此就不是城市人了；第二是在火车上，家里人来送行，整个车厢哭成一片。”定宜庄说，“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不认为1954年以前下乡的人是‘知青’，因为那时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建立，他们只要想，还可以选择回到城里。”

回乡知青

“回乡知青”指的是那些家在农村，毕业后未能升学和落户城市，而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但这一群体以时间段划分又可以被细分为两部分： 

“文革”前对他们以劝导为主，劝这些家在农村的中学生不要留在城市，而是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文革”后他们一般没有选择地只能回到原籍或是参与“上山下乡”。“文革”开始后，地主和富农的子弟往往是“上山下乡”政策的最积极响应者。“按照当时的情况，他们如果不下乡，只能回到原籍，在那里，他们地主和富农的出身往往会让他们遭受很多打击和挫折。但如果选择‘上山下乡’，被派到其他边远的地方，则可以淡化出身，以‘知青’的身份参加农业生产。”定宜庄解释道。

虽然“回乡知青”和“城市知青”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是在政策和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比如城市知青下乡，无论到哪，国家都要付一笔安家费。下乡第一年，吃住都有国家的安置费作为补贴。城市知青在农村，如果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找当地的‘知青办’求助。‘回乡知青’就没有这些待遇了，他们基本是被当作农民对待的。”刘小萌补充说道。

定宜庄总结说：“回乡知青是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开路先锋，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的声音到今天为止，也是最被湮没的。”

“文革”前下乡的“知青”

早在1957年，由于城市里中小学升学比例被压缩，中共中央决定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1957年4月8日，刘少奇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于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鼓励青少年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1957年的知青下乡运动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首先是因为当时的户口登记条例还没有正式制定，所以这群人很容易地又能够返回城里，其次是对于知青下乡后的安置工作缺乏配套的安排。”定宜庄解释说。

而在1962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国家开始为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发放安置费。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包括“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成了“知青”的主体。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决定》的主旨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央专门派副总理一级的领导人负责这一工作，以此表示对这一运动的重视。

第二、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安置工作办公室，作为常设的办事机构，表明上山下乡由此成为国家的一项固定制度。

第三、知青下乡的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这一由国家发放安置费的做法，成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及农村生产队肯于接纳他们的经济前提。

第四、这项工作被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年的下乡人数，都由各地根据情况向中央上报，然后由国家计委汇总，确定人数后，再层层下达各省。

总之，以上四点构成了此后持续十余年的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性质。可以说，这是一场完全由国家安排、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运动。

知青史研究现状与方法

“我们的知青史研究，始于九十年代，十几年来，成果有三，”刘小萌介绍说，“一是《中国知青事典》，二是《中国知青史》，三是《中国知青口述史》。”

在上述三个系列的书籍中，第一种属于史料整理，第二种属于史学研究，第三种则是口述史学。三部书的体例和内容各有差异，合在一起可谓相得益彰。

刘小萌主要介绍了口述史的方法，这也是他近年来工作的重心。在之前的知青史研究中，刘小萌主要依托官方的档案资料，但是官方的记录毕竟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难免有所偏误。在《中国知青史》出版后，不少当年的老知青给他写信，指出书中的记叙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所出入，这使他萌生了做口述史，采访当事人的想法。

刘小萌强调，自己所做的知青口述史，定位在采访对象的典型性和民间性。与此相对应，在选取采访对象时，将庞大的知青群体大致分为三类，并从中选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采访对象。

第一类是“典型”的知青，即“文革”中官方树立的样板，他们的事迹和经历被官方所宣传和颂扬。其中的代表是张韧、曲折、柴春迎、刘继业、吴献忠、安海燕等人。

第二类是民间领袖，即“文革”后知青返城运动中涌现出的领袖人物，以及返城后知青请愿活动的代表。刘小萌认为，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当今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先驱，其中的代表是丁惠民、欧阳琏、庄伟亮、杨清良等人。

第三类是普通知青。他们的“普通”在于他们的经历具有普遍性，从下乡、返城到下岗或退休，在不同的岗位上演绎着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有代表性的，在他们的种种酸甜苦辣中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生命体验，比如张玲、小月、郑梦彪等人。

“我自己作为一个知青，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知青情结’，我做知青口述史的初衷是希望围绕这些主人公的人生体验，对那场运动与当时的社会场景，加以多层次、多角度的再现。”刘小萌说。

“知青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的不确定性。国家送他们下乡，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代‘新农民’，但对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他们最终的倒流回城，说明了他们始终未能融入农村的广阔天地，结果他们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群体，被载入了史册。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他们的经历为视角，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地浓缩和还原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在讲座的最后，两位讲者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