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箴文献的良莠

官箴文献，是中国传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尚书》中有《康诰》、《君陈》和《周官》等篇，或多或少地记录了对官吏箴戒之言。春秋战国的诸子学说中，也都保留了许多对官员的劝诫之语。早期出土文献中，秦简《为吏之道》则是先秦以来最有价值的官箴专文，规定了界定“良吏”和“恶吏”的标准，是传统吏道学说趋于成熟的标志。到了两汉时期，贾谊、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扬雄、荀悦、马融等学者或政治家也都对如何为官有着自己的论述。隋唐时期国家组织机构更加健全，对于官吏职能的分化也更细致，因此对为官之道也更加重视。武则天让万顷、刘祎之等人撰写《臣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全面论述了该如何做官的问题，试图从制度和思想上规范为官者的品德和行为，提出“六正”、“六邪”的观点。到了赵宋，富弼、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着手整饬吏治，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这个时期的官箴文献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例如北宋陈襄的《州县提纲》、南宋吕本中的《官箴》等各具特色的作品，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官员提升自我修养和强化自我约束有着积极的作用。元代政区广阔，民族、阶级等矛盾杂糅在官民关系之中。这一时期的官箴文献主要是针对时弊为下层官员写作的，如徐元瑞《吏学指南》、张养浩《为政忠告》、王洁《善俗要义》等。这些专著总结了作者自己的为官经验，对问题的讨论更深入、更细致。明朝的薛暄、海瑞、吕坤也分别根据自己的为官经验，对为官事宜作出分析和指南。与元代相仿，清代的官民关系中也杂糅着阶级和民族问题。复杂的社会矛盾造就了混乱的社会秩序，于是吏治艰难。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官箴文献，如王永吉的《人臣儆心录》、黄六鸿的《福惠全书》、郑端的《为官须知》、汪辉祖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等，大多是针砭时弊、体恤下情的为官指南。而这些学者型官员阐述吏治的专著，更是推动了吏道学说的发展。

从内容上来看，官箴文献主要是为官的规则。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官员主要的行事规范仍然是儒家的：首先，在从政上要忠君和爱民，为官者本身处于君民之间，向上应该对君主负责，向下应该对百姓负责；其次，为政要清廉公正，同时不能暴躁急切，为官者要勤劳、审慎、不畏缩，还要任劳任怨、能够吃苦忍耐；第三，为官者要掌握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如何对待同僚、上司、下属等的技巧和方法，以及如何安抚百姓、征收赋税、防捕盗贼、审理案件的策略，还有迎来送往的礼节。官箴文献的内容不仅有着明显的儒家色彩，也有权谋策略的成分掺杂其中。以清代郑端的《为官须知》为例，其内容上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为官须知》主要以辑录前人为官格言为主，阅读受众更多是当时的基层官员。从《为官须知》细节的标目上看，它设置了“初任事宜”、“日行规则”、“居官立政”、“四事箴”、“十害箴”、“戒石铭”、“事上接下”等项目，对该如何做官进行了细致入微地讨论。当然，《为官须知》中内容并没有太多明显超出前辈的见地，更多的是对前人说法的归纳和总结。这本小册子应该是为了充分吸取前辈在做官方面的经验，以求让自己以及后来者能够通过这些格言细则来学会如何做官。

官戒《为官须知》中的从政镜鉴

在像《为官须知》这种以教导基层官吏如何当官为宗旨的小册子里，有不少内容都在苦口婆心地告诉后来者要勤政爱民、廉洁自爱。作者在为官之初就已经给为官者预设了一个复杂危险的古代官场江湖。他告诉即将为官的人要避免陷入混乱的人际关系之中，当心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他告诉有志做官的人，要把工作放在首位，不敢有半点荒废。他告诉正在当官的人，要防范手下的差役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拿着官府的权力去外面为自己捞好处。他告诉携妻带子当官的人，要管好自己的家眷，防止家人被腐化影响自己的名节。他告诉地方父母官，要爱民如子，轻徭薄赋，千万不能随意浪费民力，为百姓营造安定安全的生活环境。这些都是这种类型官箴文献中积极的一面，在今天仍然值得提倡和借鉴的。

官箴文献除了有指导官吏如何为官的现实意义外，还有特殊的史料价值。这里仍以郑端的《为官须知》作为例子，这本小册子是郑端《政学录》第三卷前面半部分的内容。在四库馆臣为《政学录》写的提要中说：“是编原本吕坤、余自强两家之书，而参酌之。内而阁部科道，外而督抚司道守令，应行事宜，咸载利弊。”从内容上看，《政学录》虽然是以钞纂的方式成书，但对于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整个官僚体系应该还是很有价值的。《为官须知》正是是镶嵌在“内而阁部科道，外而督抚司道守令”这个整体之中的一小部分，详述了为官者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细致到每天早晨刚上班时要做哪些工作，每天傍晚要退堂时该做哪些工作，甚至在家庭生活中要有哪些注意的地方都讲得明明白白。而且从《为官须知》中还能体味到当时的基层官场生态，特别从涉及到人际关系的相关内容中可以看出为官者个体所身处的“圈子文化”。如果是由法制史的视角出发，在《为官须知》这样的官箴文献中还经常能看到审问犯人、缉捕罪犯、使用刑罚等非常细致的内容。这些对侧重于宏观叙事的历史记载来说，无疑是有益的补充，可以帮助现代人更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的诸多角落。

然而，受限于时代的束缚，官箴文献也无法摆脱封建官僚落后的思想意识。如《为官须知》中就记载了皂隶差役各种欺上瞒下的手段。但是，面对这些龌龊的伎俩，为官者却显得无可奈何，只能任凭手下人玩弄。官箴文献对这种现象所提出的解决建议，往往是基于厚黑心计的。于是官吏间的明争暗斗，把政府塑造成了一个阴谋权斗的场所。除此之外，在《为官须知》这样的官箴文献中，往往认为跟同僚和上司打交道理所当然应该处处提防小心。虽然他们不主张对上司和同僚曲意逢迎，但更不赞成在上司和同僚面前实事求是地指明问题。在仕途和同事关系的面前，任何实际的政事都是次要的。旧官僚心里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既让上司有面子、有功劳，又能让自己管辖的领域得到好处；既能让同僚高高兴兴，又能让自己把想做的事做了。可是，事情哪能这么容易两全其美？抱着这种想法，遇到触及上司和同事利益的事情时，又如何能做到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呢？恩格斯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最鄙薄隐蔽自己的意见。”从官箴文献中部分情况来看，这点确实是封建官僚所不能及的高度。

总的来看，官箴文献中精华与糟粕均有，但是以现代的视角来看官箴文献还是应该被发掘出新意义的。首先，官箴文献对重新认识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官场文化具有史料价值。一般来讲历代史书上所叙述的官场和政坛是宏观的历史叙事，而官箴文献中的官场是微观的、具体的，它以为官者自己为本位，面对上司、下属、同僚、百姓、君主等对象，记录了很多史书里无力备载的细节问题，值得去挖掘整理。其次，中国的官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就算到今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今天的官场与古代中国的官场不同，但是有关如何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如何修身以保持清廉，如何对待百姓，如何处理政务等等，这些涉及官文化的核心内容，还是可以从古代官箴文献中得到相应的启示。当然，在阅读和借鉴官箴文献的时候，更应该有所思辨。毕竟产生于皇权政治下的官箴文献，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不可能百分百的兼容。特别是在讲到对待下属和百姓的方面，更多地是利用为官者自己的政治手段和权谋机要，并没有去试图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这种极端追求人治的理念，最终会导致官场生态的“厚黑”化。同时，古代中国地方官的责任是管理百姓，而在现代社会所要追求的应该是服务型政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说，在阅读和借鉴古代官箴文献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将官箴文献的遗产价值发挥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