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女科学家可能越来越少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但女科学家可能越来越少

12月22日，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9位青年女科学家获得该奖项。在普遍热烈的赞誉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中科院之声 在微博上发布这条新闻后，有网友评论质疑这些女科学家是靠“关系”拿奖的；也有人问，她们一天工作多长时间，有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家人？

23日，《环球时报》微博发布了“她们说：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一文，介绍了9名获奖女科学家的简历，令对她们学术成就的质疑不攻自破。

获奖的9位青年女科学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彭新华、浙江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教授胡海岚、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员王玲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员吴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李赞、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华、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郭旺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吴蓓丽、第四军医大学神经外科教授杨倩。她们的研究领域涉及宇宙空间的物理探索、神经细胞的基础研究、量子计算、利用流星余迹通讯、情绪解码以及癌症治疗等方面。

《环球时报》文章中还指出那些关心女科学家怎么“带孩子”的提问者是“直男癌患者”，同时贴出网友“嗜睡毛球”的回复反问“男科学家一天得工作多少小时？有时间陪孩子和家人吗？”

事实上，关心女性科研工作者能够履行好家庭义务这类性别偏见，不仅仅在中国存在，国外也并不少见，facebook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一书中也提到女性常被要求家庭和事业兼顾，但从来没人这么要求男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社会性别偏见不仅仅存在于观念中，更加渗透到现实层面导致了包括科研领域在内的公共领域中女性的不断流失。柯晗发表在《城市画报》11月刊上的“女科学家和你都在逐渐消失”一文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柯晗在文中说到，英国平权联盟有一个专门表彰高校院系对奋战在科学领域的女性支持度的奖项叫做Athena SWAN，包括牛津剑桥在内的143所英国大学都是Athena SWAN契约联盟的成员。今年她所在的大学也有一些院系获奖，邀请的演讲嘉宾是爱丁堡大学工程学院的一名女科学家，但讲座中关于有关科研领域女性流失的数据却不容乐观。

有关数据显示，女性对理工科的热爱并不逊于男性，但女性的数量却随着研究阶段的深入逐渐减少，个中原因无一指向天然偏好，全部来自社会性别压力，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女性“应当（有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这类看法，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从博士到教授阶段，女性数量骤减。另一方面，有研究显示，同等的学术能力下，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在学术界获得工作机会。

事实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在2004年由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欧莱雅中国设立之初，就是有鉴于从事基础研究、技术实践的女性科技工作者队伍流失现象明显，是欧莱雅-联合科教文组织“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计划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每年评选9位在基础科学领域和生命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4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女科学家，其中至少有1名（不限于1名）来自西部地区，向每人颁发奖金10万元人民币。

正如新浪微博网友“很明显这是一个马甲”总结的那样，“中国并不缺乏女科学家，缺乏的是女权的平等，有多少女性科研人员在世俗的压力下选择了家庭放弃了科研，能坚守科研岗位的女性，必定有坚强的意志和一个支持包容她的家庭环境。”希望社会各界在对本次获奖的9位女科学家表达祝贺的同时，也能为更多的职场女性逐渐营造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

1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同时，由于近期国内空气污染问题的严峻状况，气候问题成为过去一周的讨论热点。

《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上周，“气候变化之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北京大学举行公开演讲时指出，在190个国家间协商制定一个公平可行的排放上限和交易机制十分困难，他认为“《巴黎协定》没有任何实际的解决方案，有的只是国家间的作秀：‘（表现得）我们比哥本哈根那次更加努力。’”

汉森还提到，虽然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化石能源使用国家，但是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累积的排放。从最近的研究成果来看，在1751年到2014年间，美国和欧盟的排放总量的占比都大于四分之一，而中国和印度只占到10%和3%。但是如果平均到人口数上，中国的排放更是远远低于美国、欧盟、德国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

对于笼罩在北京上空的空气污染红色警报，汉森指出严重的空气污染可能将会削弱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开出的药方有两条，首先是开征碳排放费，所得全部用于补贴和奖励低排放的人群，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使公众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来；其次是推行安全、洁净的核能。

为履行国际义务，中国仍旧面临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时保障国内发展的巨大挑战。《文化纵横》公号重新刊发了文佳筠写作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夕的“中国面临的气候危机与气候正义的缺席”一文，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作者指出，在气候问题上，中国同时具有危害者和受害者两重身份。促成中国碳排放量大幅增长的一大原因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非常成功地将制造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与之相伴的，则是碳排放和其他污染被外部化到发展中国家。

文佳筠列举了气候变化业已在中国造成的一系列危害，例如青藏高原冰川融化、湖泊消失，华北干旱和南方洪水的频发以及粮食安全受到威胁。而作者在分析来自市民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声音时提到一个经常性的假设，即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可以培养更多的责任心和更为开放的市民社会，并由此导向自由民主，并指出这些假设并不必然成立，并以2008年11月1773名私家车主向政府递交申诉信，要求油价同世界接轨的事件说明精英集团的忽略态度令人沮丧。

文章最后指出，在中国人口密集的现实面前，无论是复制美国抑或斯堪的纳维亚的生活方式，都将远远超出地球生态的负荷。目前面临的多重危机，是因为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

自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以来，这一词汇很快被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领域反复使用。近日，腾讯思享会刊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关于从文化角度看“新常态”的演讲，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角度。

何怀宏指出，对于企业家和商人来说这或许就是一个暴利时代的结束。只要在前一二十年买了房子，就能够成为百万、千万富翁时代不再有，一个小时候从没见过汽车火车，现在却可以坐飞机周游世界这样发生在一代人之间的巨大变化不会再有。而相比于经济结构和政策的调整，他更关注这一变化中哲学的、社会学的意义。

何怀宏认为，“新常态”之前中国社会所处的状态是“新态”，先是政治结构和社会形态上的剧变到后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总之都是急剧变化的“新”状态，而“常态”比起“新态”来说总是更持久的，所以经济的放缓并不全然是坏事。

他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常态”文化中存在一些基本的、不太改变的常则，但在新时代逐渐被忘却了，比如老子的“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并尤其强调“俭”，也就是“惜物”，还提到过去人们的经济期望值往往不那么高，幸福观也不局限于物质消费主义。

何怀宏强调他并不是要否定物质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他追问的是“衣食足”之后是否会走向“知荣辱”？物质欲望满足之后是否有更高精神追求？他最后指出，当前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必须调整政治结构、法律结构、价值观的结构，调整贫富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在“生民之义”之外追求礼仪和礼乐，通过这些陈旧的传统智慧来达成中华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