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大师杜威看上海

中国弟子盛邀杜威访华

1919年初春时节，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博士，应自己在密执安大学时的学生小野博士之邀访问日本，并在日本帝国大学讲学。得知这一消息后，杜威在中国的弟子胡适、陶行知立即征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意见，希望邀请其顺道来华讲学，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

那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种各样的新学说、新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有的知识分子则认定自己的精神偶像后，直接到西方拜师学艺，或自认为私淑弟子。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博士，桃李遍天下，中国弟子众多，他们学成归国后，均成为中国学界的栋梁。现在杜威老师就在中国的近邻访问，胡适、陶行知等人均感到机不可失，决定邀其来中国讲学。

得蔡氏点头后，胡适就写信给在东京的杜威。恰巧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和北京大学的陶孟和正欲赴欧洲考察教育，途经日本，陶行知便委托他们顺道拜访杜威，当面邀请他来华讲学。杜威欣然接受中国的邀请，回答说：“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对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

杜威早期著作封面

获此佳讯，胡适等欣喜不已，却又不满足杜威只讲演几次的设想，希望他至少在中国住满一年。杜威考虑后竟也同意了，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假。学校应允，只不过这一年是“无薪俸的假”，一切费用须自理，更明确地说，也就是中方要负担杜威在中国的大部分费用。

为欢迎这位恩师，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以及上海教育界，作了充分准备。在梁启超、蔡元培这些学界掌门的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等单位出面承办杜威的访华事宜。邀请杜威来华访问，表面上看是由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人发起或直接促成的，而其实质则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环境在悄然成熟。

杜威人尚未到上海，但他的日本讲演集《哲学之重建》已经编译出版。1919年3月31日出版的《时报 · 教育周刊 · 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上，发表了陶行知的文章《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文中称杜威“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并简要介绍了杜威的生平、著作和他的教育学说。1919年4月《新教育》杂志第1卷第3期，出版了一期专刊“杜威号”，胡适、蒋梦麟、刘经庶等人分别撰文，隆重推介杜威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哲学，还刊登了杜威的照片、传记。

1919年《新教育》杂志刊发的杜威专号

就在杜威抵达上海、准备开始讲演的前一天晚上，胡适又自告奋勇，在江苏教育会作了“实验主义”的讲演，向听众介绍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思想，目的也是为了让听众对杜威的演说“有些头绪”。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拜在杜威门下时，就已经认定精神导师即是杜威及其“实验主义”。自始至终，胡适都是杜威访华最热心的一员。

“这里的人们不买日本货，

他们宁可要美国的”

上海是杜威访问的第一站。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罗茜乘坐日本轮“熊野丸”号抵达上海码头，迎候在码头上的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迎上前去欢迎大师。他们三位昔日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蒋梦麟的个子高，杜威第一个看见了他。三位弟子看到老师还是记忆里那样不善言辞，不修边幅，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头发已经斑白，随意地搭在前额上。夫人奇普曼女士戴着淡蓝色的遮阳帽，娴静端庄，女儿罗茜活泼开朗。弟子们将老师一家送入静安寺附近的沧州饭店（沧州别墅），据说饭店老板也是一名留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来华的外国人大多选择在此住宿。

弟子们安排杜威先休息几天，“略略看看上海”，主要是想让他稍作休息，并实地感受一下上海的社会环境。据杜威自己的记述，那几天胡适等人陪同他参观了一家棉纱厂、申报馆和百货商店等地方。

在棉纱厂，杜威对那些可怜的童工和女工们微薄的薪水感到非常震惊，他被告知，童工们每天的工资不超过1角。回到旅馆后，他给女儿写信说：你能想到吗，这些孩子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他在百货商店买了手套、吊袜带和丝绸，这显然是为夫人和女儿买的。他还注意到，尽管店里的日本货质量上乘而且便宜，但“这里的人们不买日本货，他们宁可要美国的”。和罗素一样，他也参观了申报馆，喝了下午茶，与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等人合影。

杜威夫妇参观申报馆时与陪同、接待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后排为：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

对大名鼎鼎的史量才和《申报》，杜威没有留下文字记述，却对晚宴上的中国菜肴赞不绝口。有一道用米做的“布丁”，里面有八种特色食物，和着杏仁粉做的沙司一起吃，“那味道是如此美妙以至于我后悔当时没有多吃些，现在我都打算自己学着做了。”这位来自异域的大学者，除了对中国的许多事物备感新鲜以外，又意外尝到了道地的风味美食，更加感到不虚此行。

“孙先生是个哲学家”

1919年5月11日，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前去拜访杜威，并共进晚餐。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当时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正待出版，在餐桌上，两人就知行合一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孙中山认为，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使人们崇尚空谈，知而不行，觉得了解事理很轻松，做起来却不容易。他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凡知皆难，凡行皆易”。他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并虚心向其求教，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

杜威听完孙中山的想法，心里也受到很大的触动。杜威支持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行为经验即是根本。他对孙中山说：“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未闻行之为难也。”这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欣慰。

第二天，杜威在给女儿的一封信里写道：“昨晚我与前总统孙逸仙共进晚餐，席间我发现，他是个哲学家。他新近有本著作即将出版，他认为，中国的弱点在于人们长久以来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他们总是不愿采取行动……所以孙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书，引导中国人形成‘知难行易’的观点。”

胡适为老师翻译得最出色

杜威是作为享誉世界的教育家访华的，因此他的讲演内容多以教育为主。杜威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贯彻到教育中，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精于思考，却不擅长口才，故他每次讲演都精心准备，讲演的主要内容，都以书面形式事先交给口译人员，以便他们斟酌合适的中文词语。据说杜威的几个弟子轮流做翻译，以胡适的翻译和风度最出色，有的听众还是因为胡适在场的原因才来听讲的。

5月3日、4日，杜威在江苏教育会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这是他在上海所作的第一场演讲。杜威人还未到会场，全场已经人头攒动，而且许多人还从别的地方赶来，“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

在陶行知的陪同下，杜威开始发表演讲，由时任《新教育》杂志主编的蒋梦麟担任翻译，潘公展做了现场记录。事后潘公展在《记杜威博士演讲的大要》一文中，记载了杜威讲演的主要内容：平民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教育主义的办法。

蒋梦麟的翻译用语平实，人们听起来也明明白白：“什么叫平民主义的教育呢？就是我们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使得他成为利便全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

杜威强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教育即生活”，他不把学校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预备阶段，而认为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一点，杜威的另一个中国弟子陶行知最得其神髓，他结合中国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新主张。

5月上旬，杜威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江苏、北京等地讲学，被北京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直到第二年5月底才回到上海，至7月启程回国。

杜威夫妇与江苏教育厅人员合影，南京，1920

回上海后，在短短的10多天时间里，杜威先后前往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南洋公学、浦东中学、上海同济学校、上海第二师范学校、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青年会等处进行演讲，精力旺盛得如同一个壮年汉子。讲演内容包括职业教育、公民教育、科学与人生、国家与学生、社会进化等。

杜威的讲演，不仅听众踊跃，而且通过报纸的报道，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1920年8月，北京晨报社编辑出版了《杜威五大讲演》，两年之内竟然重版了14次；其他当年出版的还有《杜威在华演讲集》（1919年）、《杜威在闽讲演录》（1921年）等。至于根据杜威讲演而译载的各类文章，或自行研究杜威思想的文章，更是连篇累牍，风行一时，成为五四时期中国人了解西方思想的一扇窗口。

险些夭折的中国之行

杜威到中国后不久，恰逢五四运动爆发，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当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上海时，杜威急于北上，他要亲身体验一下那里的热潮。

不过，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杜威的中国之行差点夭折，原因颇简单，经费上出了问题。前面说过，杜威访华费用由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三家承担，北大出力尤多。但因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愤而辞职，北大方面的经费就悬了。当年邀请国际名流来华访问，政府的态度是不干涉，也不会支付经费。经过胡适的牵线搭桥，才由北京大学等三家承担，分摊杜威在华费用。面临变局，胡适不得不与在上海的蒋梦麟、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商量，应付可能断裂的资金链。

黄炎培安慰胡适说：“（北京）大学如散，上海同人当集万金聘之。”蒋梦麟甚至表示：“杜威留中国，其俸已有省教育会担保。任之（黄炎培）与弟又要做和尚募化万余金。”听了两人的话，胡适才稍感宽心。经过他们的努力，共在上海筹得约四五千元，另有尚志学会、新学会和清华学校三家，承担杜威在华所需的一部分费用。尚志学会、新学会是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文化组织。杜威的访华行程，总算并未因经费受到任何影响。

访华时间最长的世界文化名人

与罗素后期在华心情抑郁不同，杜威自感这两年时间过得十分有意义。1921年6月30日，在饯行宴会上，杜威致辞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杜威在华讲演，前前后后总有二百场之多，但都不及告别演说时的这几句话感动大家。

杜威来华和胡适（右四）等中国学者合影

从1919年4月30日抵沪，到1921年7月启程回国，杜威在中国流连忘返，整整待了两年零两个多月，足迹遍及我国的14个省市，是当时来华访问的世界文化名人中逗留时间最长、所到之处最多的一位。由于正逢五四运动的狂飙突进，加上一批中国弟子的力捧，杜威的一套实用主义的哲学和教育思想，竟然独树一帜，风头强劲，受到中国文化界的热烈推崇；同时，中国悠久和深远的历史文化，“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也给了杜威丰富而深刻的启示。

当年杜威“略略看过”的上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这个城市里留下的印记也已杳然。或许以今天的眼光观之，他的中国之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人的优越感，但他的思想和理念，他对中国的关怀和同情，却给当时正在变化中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至今仍有回响。

文章选自 上海通志馆《上海滩》杂志编辑部主编：《海纳百川：近代上海的中西碰撞与交融》（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

本书是上海通志馆“《上海滩》丛书”中的一种，所收录的文章讲述了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在中西方文化及科技的冲突交融中，历经百余年，逐步从一个中国传统县城发展成为国际性都市的过程，以及在此历程中上海的制度、风俗以及上海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与进步。从城区规划到公用事业的起步，从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出租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到公厕、疫情报告等卫生事业的艰难发展，从女性意识的觉醒到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东西方文化界的频繁接触交流，社会各领域的中西交流，促进了上海大都市的快速形成与发展。书中收录的一则则生动故事，揭示了上海自中国近代以来长期领开放风气之先的缘由。

制作：石梦洁

审校：戴静怡

签发：吴一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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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哲学大师杜威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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