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与蚊子的斗争史

原创 申知沪志 方志上海

8月20日

8月20日——世界蚊子日，

这不是一个玩笑。

1897年8月20日，英国热带病学专家，罗纳德·罗斯医生（Ronald Ross）在实验室里发现蚊子是传播疟疾的主要媒介。1902年，他获得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虽然直至现今，人类还是未能找到很好的疟疾疫苗，但罗纳德的研究至少指出了一条避免感染疟疾的好方法：远离蚊子的叮咬。因此，人们便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世界蚊子日”。

俗话说“秋后的蚊子猛如虎”。立秋之后，我们的生活还是经常被这位讨人嫌的“老朋友”打扰。最适宜蚊子活动的气温大约在26～30℃，当气温过低或者过高时蚊子的“工作积极性”就会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在盛夏的时候，反而会感觉蚊子活跃度降低了。

上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每年还有多雨闷热潮湿的梅雨天气。而8月中下旬、9月初开始，气温日趋走低，且时常伴有阴雨，又会出现蚊子集聚的高峰。加之上海及周边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气候和环境都比较适合蚊类的繁殖。

而更为关键的是，疟疾、丝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等蚊媒传染病对公众健康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人类与蚊子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上海人当然也是费尽了心思。

烟熏攻 帐幔守

自古以来，蚊子一直骚扰着人类。两千多年前，《庄子·天运篇》中就曾写道：“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 南宋大文豪陆游更是不堪飞蚊所扰，一气之下也写出名篇《熏蚊效宛陵先生体》：“泽国故多蚊，乘夜吁可怪。举扇不能却，燔艾取一块。”只言片语中就把古人驱蚊的两种方法中描述得淋漓尽致，扇子击退蚊子未果，进而用燃烧艾草熏赶。早期人们除了燃艾草，还用除虫菊、驱蚊草等有驱虫作用植物来对付蚊子。此外，古人还会在居所四周种一些植物，常见的有食虫草、藿香、紫罗兰、凤仙花、七里香、夜来香等，这些花草被认为不仅能驱蚊，还可净化空气。

《庄子·天运篇》有关蚊虫滋扰的记载

资料来源 | 《庄子集解》（清，王先谦）

陆游《熏蚊效宛陵先生体》

资料来源 | 《四库全书》

《格物粗谈》（宋，苏轼编著）中关于“熏烧驱蚊”的记载

清末《申报》关于上海乡民立秋后生活场景的报道中就有“门庭静緑苔，何风皆有韵，竹露净无埃，灼艾驱蚊去，移花引蝶来，纳凉池上好，邀月共徘徊……”这样的描述。

燃艾熏蚊固然简便易行，但也时常招来祝融之灾。旧时上海各大报章上时常可见相关的报道。如1904年9月9日《申报》这篇“慘肇焚身”：“日前，沪城昼锦牌楼西首煜森煤炭店，被祝融氏所崇，焚毁房屋数间，前一日之晚，店中人燃艾叶驱蚊，睡时忘未将火熄灭，以致延及纸锭，天将破晓，陡肇巨灾，店主及三岁女孩幸睡在店堂，拔关逃出，店主妇及四岁男孩睡在楼上，烧楼梯旣断，不能奔下，遂致葬身火窟之中……”驱蚊事小，却引来家破人亡之祸，可谓惨烈。

蚊帐，作为防蚊的工具，历史则更为悠久。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类似蚊帐的东西，那时候称为“帱”。南朝梁元帝萧绎所著《金楼子•立言》（篇九）中就有关于齐桓公使用“翠纱之帱”的描写。“齐桓公卧于柏寝，谓仲父曰：‘吾国富民殷，无余忧矣……今白鸟营营，饥而未饱，寡人忧之。’因开翠纱之帱，进蚊子焉。”这大致意思就是说，“现在国强民富，我没什么担忧的……可是这群蚊子飞来飞去，肚子饿了，却找不到食物吃，我觉得对不起它们。”说罢，就把碧纱帐卷了起来，故意放蚊子进来。

南朝梁元帝萧绎所著《金楼子•立言》（篇九）中有关于齐桓公使用“翠纱之帱”的描写

《尔雅》中也称：“帱谓之帐。”东汉刘熙《释名》说：“帐，张也，施于床上也。”此后，又出现“蚊幮”“蚊幌”“蚊帱”“蚊帐”等各种称呼。至于蚊帐是否真的产自齐国，我们也不能单凭梁元帝的只言片语来断定。

历史上，蚊帐用料还曾有等级之分。例如晋代，锦帐为贵族阶层独有。至于平民百姓，多用葛、布等帐子，而穷困者则无力置备。上海居民一直有使用蚊帐的习惯，特别是郊县地区，很多居民即使已经搬进新式住宅也不忘使用带有蚊帐的传统床榻。蚊帐多用锦、罗、纱、绮、缣等丝织品制作，以兼顾透风。

晋代顾恺之所绘《女史箴图》中的蚊帐

说到制作蚊帐的主要原材料就一定要讲讲我们上海的一位著名先人——黄道婆。关于她的各种事迹和传说在方志和各类史料中都有详细记载，此处就不再赘述。元代至元年间，来自华亭乌泥泾（今上海徐汇区华泾镇区域）的黄道婆在海南地区学得纺织技术归来，着手改革纺织生产工艺，从轧花、弹花、纺纱到织布，一一加以改进，并依托当时上海地区繁盛的棉花种植业，进而带动棉纺织业空前繁荣。

元代之后，上海、松江和崇明等地的纺纱织布业都较为发达。例如，据相关志书及史料记载，20世纪初，崇明地区的土布年产量达250万匹。而土布又主要分为“坯布”“间布”“单篡”等，单篡是指布的经纱与纬纱较稀疏，类似于当今医药上用的纱布，这就是制作普通蚊帐的主要原材料。

1843年上海开埠后，洋货逐渐侵入，其中也不乏蚊帐成品和其原材料纱布。当时的报章上时常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但是上海作为传统织造业发达地区，国货自然不甘落后。说起国产蚊帐的主要生产厂家，首推三友实业社和上海帐子公司。

1880年5月15日《申报》刊登的蚊帐发卖告示

1913年6月9日《时事新报》调查报告栏目中刊登的蚊帐纱进口数据

三友实业社，1911年由陈万运与沈久成、方智达集资创办，是民族企业的杰出代表。早期生产蜡烛烛芯，此后生产三角牌毛巾、被单、印染色布、透凉罗纹纱帐及浴衣等多种棉织品，为国货之精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思想深入人心，三友实业社抓住时机，在报刊上持续刊发广告，其中主打蚊帐新产品“透凉罗”，强调“透凉罗”打倒“珠罗纱”、“护卫国货的成长也是国民天职”等。

例如这则1923年6月19日《申报》刊发的三友实业社广告中写道：

新发明，夏令需要的国货是绝好的蚊帐料…… 普通做蚊帐的料有好几种，我先举出来讲讲，作一个比较。夏布，价贱的，质地粗劣，颜色斑黄，很不雅观。价贵的，紧密不透风。洋珠罗，质脆，容易破洞，洗后要缩短。潮州罗布，大抵粗劣不适用。洋漂布，热闷不透风，且为舶来品。以上诸种帐子料差不多是大家觉得不合用。那末请注意透凉罗的优点：明白透风，质地坚固，经洗不缩，价钱便宜，有方格的，条子的，很雅观，阔九十二英寸，每码银一元，天气热得很，蚊子凶得很，这种罗帐是人人所必需的用作窗帘料亦极相宜。

1924年8月6日《申报》刊发的三友实业社蚊帐广告

靠近南京路福建路口的三友实业社店面

图片来源 | Institutd’Asie Orientale ENS de Lyon

三友实业社在“一二八事变”后遭到严重破坏。总厂被日军炮火炸毁，设备破坏殆尽，损失惨重，1932年6月被迫停产。其后辗转杭州等地，但始终没有恢复元气。抗战胜利后，陈万运仍想重振旧业，可惜生产基础荡然无存，终于无力回天。

1950年8月，爱国实业家陈万运在上海新昌路金椿里职工宿舍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终年66岁。他生前俭朴自廉，死后身无长物，连丧葬费也由公厂筹措。陈万运虽然生不逢时，但依赖其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和爱国热情，在近代上海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他和三友实业社生产的透凉罗帐子也保护了无数上海人免受蚊虫侵扰。

1951年，三友实业社在南京东路开辟橱窗，支援抗美援朝

图片来源 | 黄浦区档案局

再来说说南京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上海帐子公司。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位名为张影波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后，只身从江苏吴江来到上海，在南京东路549号三星棉铁厂帐子柜学生意。20世纪40年代初，学生买帐子的甚多，而上海滩尚无专营帐子的商店，许多人时常因买不到帐子而空跑。张影波凭借其敏锐的嗅觉，善察出商机，便萌生了开一个帐子店的念头。1942年初春，张影波邀约十多位亲朋好友商议，讨论开一家专售帐子的商号。大家纷纷赞成，当即认股筹集资金，并推举张影波任经理，掌管店务。以五千元一股，共筹了二十二股，即十一万元，购得南京东路566号18平方米的一开间店面。第一批进货500顶帐子，200条被单，300副枕套，500条毛巾。虽号称“公司”，实则为店，但显示了张影波的勃勃雄心。

1946年4月，张影波租下南京西路473号门面，开设第一家分店。此后因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并在林森中路（现今淮海中路）开出另一家分店，两个月的营业额，就把租金赚了回来。此后又在南京和广州开设分号。至此，上海帐子公司进入鼎盛时期。品种齐全，花样层出不穷。除中式帐、西式帐、双层帐、双开门帐、小人帐之外，参照阳伞骨架形状，仿制成婴儿用的阳伞帐；参照人力车上活络帐篷的原理，仿制成“一脚踢”帐子（这种帐子，入睡时只要用脚轻轻一蹬即会撑开，收拢后则携带方便），还有避臭虫帐子等，名称稀奇又实用，一做出来，总是争购一空。旺季日销量达四五百顶之多。

1946年4月5日《铁报》刊登的上海帐子公司南京西路分店开张公告。有趣的是，上海滩著名滑稽戏搭档，姚慕双和周柏春受邀担任嘉宾

1946年7月14日《中央日报》刊登的上海帐子公司促销广告，同版面还有著名的双妹花露水广告，也强调了驱蚊功效

1956年，帐子公司公私合营， 7月7日迁入南京东路740～746号（贵州路口）。1966年曾改名为人民床上用品商店，1978 年又改名为上海帐子商店，1985年恢复原名为上海帐子公司。由于生活环境及条件改善，加之消费需求变化，居民生活中蚊帐的需求量不断下降， 1988—1992年，蚊帐销售额从357万元降到57万元，降幅达85%。鉴于此局面，这家知名的老字号不得不拿下“帐子公司”这块金字招牌，于1992年正式更名为 “上海卧室用品公司”。2001年，公司转制，更名为“上海卧室用品有限公司”。至今，仍然是南京路步行街上极具特色的招牌。

20世纪50年代，上海帐子公司使用的包装纸

20世纪90年代，南京东路街景。左侧可见上海帐子公司的招牌

图片摄影 | Jean-Marc CHARLES

最佳拍档，蚊香和花露水

蚊香可以说是最早被用于防治蚊虫叮咬的一种卫生杀虫剂型，是从烟薰法演变而来的。蚊香出现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据史料记载在南宋时期已经有人用中草药制作棒香，这种方法相对于燃烧自然材料烟熏已经是进了一步。现在我们使用的盘式蚊香是1880 年日本人上松彦川以阿基米德螺旋和中国的阴阳八卦中的“太极头”相结合的原理发明后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说到沪产蚊香，那就一定要讲方液仙和他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简称中化社）。方液仙，名傅沆，浙江镇海人士，1893年12月生于上海。方家家境殷实，世代为商，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都有产业。方液仙少年时就读于宁波斐迪中学和近代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书院，接受了良好的西学教育。他尤其喜爱研究化学，曾师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人窦柏烈学习。

1912年，他19岁时在上海独资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资本1万元，开始少量生产牙膏、雪花膏等日用品，雇人挑担上街叫卖，但销路不畅，亏损颇大。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运动，中国化学工业社产品的销售量才渐渐有了起色。

1920年，方液仙叔父入股投资，总资本达5万元。中国化学工业社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公司总部设在河南路，于广东路设发行所。最初在重庆路租房开设工厂，后在槟榔路（今安远路）购置土地建立厂房。

此时，雄心勃勃的他把创制新产品的目光锁定在了千家万户都需要的蚊香上。早在20世纪初，日本的“野猪”牌蚊香就已源源不断倾销至中国，独霸上海及东南沿海各省市场。方液仙决心研制国产蚊香，与日商一决高下。他想尽各种办法，克服了原材料、生产工艺等诸多困难，终于在1920年试制成功，他还特别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吉祥词语，把产品取名为“福禄寿三星蚊香”。自此，第一种国产蚊香开始跻身市场。

20世纪20年代中期，方液仙在槟榔路再建第三厂，专制 “三星”蚊香以及淀粉、酱色等。当时蚊香的主要生产原料除虫菊等皆来自日本，方液仙为确保原材料安全，在浙江余杭瓶窑镇及上海北新泾等地开设农场试种除虫菊，成功实现原料自给。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营，“三星”蚊香渐受欢迎，一向独占中国市场的日货“野猪”牌蚊香渐趋弱势。

20世纪30年代，《时事新报》刊登的三星蚊香广告

中国化学工业社除虫菊农场图文介绍

资料来源 | 《机联会刊》（1934 年 第104期 ，33页）

中国化学工业社蚊香工厂生产场景

图片来源 | 《健康家庭》（1939 年第2期1页）

方液仙主持之下，中国化学工业社及国货公司的业务不断发展，成为日寇的心腹之患，加上“一二八”和 “八一三”两次抗战中，方液仙先后在槟榔路三星厂内及胶州路“申园”开办伤兵医院，更引起日寇忌恨。上海沦陷后，汪伪当局采取各种威逼利诱手段，但方液仙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出任 “实业部长”一职。

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在去工厂途中，遭埋伏在寓所附近的暴徒袭击，将他狭持到事先预备好的汽车里，向越界筑路方向逃去。事发后，方家起初以为遇到强盗绑票。过了好几天，仍然音讯全无，下落不明。最后才知晓这是日伪居心叵测的政治谋害案，方液仙已被日伪所杀害，遇难时年仅47岁。

20世纪80年代，三星蚊香在奉贤燎原农场建厂，远销东南亚和中东等国家及地区。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上海三星日用化学品厂生产的三星蚊香一直占据国内市场前列。现今虽然各种电蚊香占据了市场，但“三星”这个老牌子始终在上海人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50年代，三星蚊香外销产品的说明书

20世纪80年代，三星蚊香外包装

除了蚊香，花露水自然也是驱蚊止痒的神器。上海开埠后，一种称为“科隆水”（法语为Eau de Cologne，也称古龙水）的家化用品开始出现，此后演变为“花露水”的称法。据称是源于欧阳修《阮郎归》中的词句“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但无确切考证。

1875年12月11日《申报》刊登的花露水拍卖告示

百余年来，上海市场上出现过多个品牌的花露水。除了洋货外，国人生产的双妹花露水、明星花露水以及现今上海人居家必备的六神花露水，都是佼佼者。

双妹（英语：Shanghai Vive），原称双妹嚜 (Two Girls Brand)， 1898年由冯福田创立于香港，1903年进驻上海。该品牌由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化妆品公司广生行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生行的中国内地业务国有化，与上海明星化工等化妆品厂合并并组成上海家化。双妹嚜产品亦因此在中国内地停产。20世纪50年代后，广生行在香港地区的业务一直维持，且双妹嚜产品一直继续在香港生产和销售。2010年，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重新启用双妹品牌。

明星花露水起源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中西大药房董事长周邦俊参考中国古典医药文献，以酒精加上玫瑰、茉莉等多种花香精调配而成花露水，由化妆品部门销售。民国18年（1929年），由周邦俊长女周文玑接手经营并创办“明星香水肥皂厂”，并将化妆品部门独立成公司，以大量生产与扩大经营。抗战胜利后，公司与工厂员工曾达数千人，产量超过一千万瓶。20世纪50年代，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台湾地区继续生产花露水与爽身粉，直至2018年停产。

1924年3月10日《时事新报》刊登的双妹花露水广告

1927年6月28日《申报》刊登的明星花露水出品消息

而上述两家与上海家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56年，上海全面实行公私合营，广生行有限公司沪厂吸收数家化学品厂后更名为“公私合营广生行制造厂”。1958年，广生行与明星等其他厂家合并为上海明星家用化学品制造厂。并于1967年改名为“上海家用化学品厂”， 1989年，上海家用化学品厂的研发人员为应对痱子等夏季皮肤问题，将中药古方与花露水相结合，推出了包含有六味传统中药的六神花露水。

20世纪70年代，上海家用化学品厂生产的春蕾牌花露水商标

1992年，上海家用化学品厂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刊发“六神”商标声明

图片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

1990年第一瓶六神花露水上市。以“去痱止痒、提神醒脑”为明确产品诉求，通过“六神有主，一家无忧”的广告，迅速风靡市场。1992年10月，上海家用化妆品厂改制为上海家化联合公司，1995年12月1日，上海家化联合公司与上实日用化学品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上海家化有限公司。1999年1月，上海家化联合公司更名为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3月15日，上海家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化妆品行业首家上市企业。而六神花露水也发展为拥有多个系列的上海家化标志性产品，成为上海人家庭必备的驱蚊止痒用品。

爱国卫生运动以及驱蚊往事

在旧上海，市政管理和卫生防疫归属不同行政机构，租界和华界当局各司其政，较为混乱和薄弱。对于疟疾最重要传播源——蚊子，虽然采取过一些清除行动，但总体收效甚微。加之当时上海各类沟渠、暗浜、死水塘众多，为蚊虫提供了大量繁殖场所，所以每年夏秋季，蚊虫之患一直困扰着广大市民。

1898年，上海出版的《格物新报》刊登的“灭蚊便法”，翻译自《伦敦中国新闻纸》

1913年5月22日，上《时事新报》刊登的“闸北防疫卫生处通告”，文中强调蚊虫的危害以及需要加强对其扑灭

20世纪20年代，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上海弄堂中清理下水道，切断疟疾、霍乱等流行病传播渠道，引来市民围观

图片来源 | American National Red Cross photograph collection—Library of Congress

1931年，上海法租界当局发布的扑灭蚊虫办法通告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在加强专业卫生机构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卫生运动，重点是清洁卫生和防治疫病。1950年1月，成立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各区建立相应机构，街道建立677个支会，居民卫生小组发展到2万多个，动员和组织市民参加清洁卫生运动，控制传染病流行。

1956年，上海根据《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精神，号召全市人民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爱国卫生运动同工农业生产建设紧密结合，被提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进入以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后将麻雀改为臭虫）、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中心的新阶段。蚊子由此被明确列为上海市民的“头号公敌”。

1952年8月第1期《文汇报》在头版刊发的爱国卫生运动报道

20世纪5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将蚊子、苍蝇、臭虫、老鼠、蟑螂、钉螺等列为扑灭的重点，坚持不断地反复进行扑灭。1952年起，每年定期开展一次突击活动，发动群众杀灭老鼠和扑灭蚊子、苍蝇。当年全市共灭杀老鼠46.1万只，灭蝇98吨，灭蚊8吨，改善郊区粪缸1万只。与此同时，重点治理臭水塘浜，改善环境卫生。有上海“龙须沟”之称的肇家浜，就是在1954年开始改造的。

此后，全市逐步开展治理臭水塘浜工作，仅1958年上海就发动居民159万人次，填没污水浜153公里，埋下水管道180公里，疏通河浜228公里，填土60万立方米，为历史上治理塘浜最多的一年，蚊虫的孳生地也就此大量减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灭蚊宣传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积极响应全国爱卫会的号召，开展大规模的除害达标工作。1988年4月，市政府批准发布《上海市除四害工作管理暂行规定》，在市和区、县设除害监督员，街道(县属镇)设除害执勤员，处理违反暂行规定的事件。1989年开始，上海每年4月开展“卫生月”活动，每次确定一个主题，解决严重影响市民生活的环境卫生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开展的季节性灭蚊活动，使上海的蚊密度得到有效控制。“四害”密度的下降和其他防疫措施的落实，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虫媒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虽然随着城市环境的改善和市民居住条件的提升，蚊子的困扰有所缓解，但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暖冬现象频发，这又助长了蚊子的繁殖。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上海持续出现暖冬现象，2002年的报刊新闻中就提到：

由于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是上海连续14个暖冬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一次，所以今夏申城很可能遭遇“蚊子大年”。根据市疾病控制中心的监测数据，今年4月全市蚊子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94.1%，而6月又是蚊子繁殖最旺盛的时节。有关专家称，6月全市蚊子的数量同比去年还要有明显上升。

很多市民对于“人蚊大战”都有着深刻的记忆。有大学生说到：“蚊子实在太多了。有天晚上我终于忍无可忍，索性就买了只电蚊拍，整夜打蚊子。没想到一个晚上，打死的蚊子竟然有400只之多。”由于上海许多大学的分校都地处郊区，周围环境较易滋生蚊虫，所以一到夏天可苦了住在宿舍，特别是底楼的同学。

还有市民回忆，“前几天我陪客户去金茂88层的观光大厅，竟然也被蚊子咬了。我到现在也没搞懂蚊子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去的，真的是乘电梯的吗？”以前大家总认为住在高层里可以不被蚊子“骚扰”，现在这想法简直太天真了。“我家就住在23楼，每年夏天还不是照样要用电蚊香。每次进电梯时，我都很注意里面有没有蚊子，可是好像没看到几只。真是弄不明白这些蚊子是从哪里来的。”

“蚊香好像也没啥用场啊？！”有住在石库门里弄的老阿婆说到，以前虽然夏天也有蚊子，可是晚上点上盘蚊香，再往身上涂点花露水，基本能应付了。后来就不对头了，点两盘也没什么用。眼泪倒被烟熏得掉下来了，可蚊子还飞得特别起劲，大概它们也有抵抗力了！”

蚊子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统计

资料来源 | 世界卫生组织，图片制作 sgvmosquito.org

据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市爱卫办）和疾控中心资料显示，上海最常见的蚊子主要有白纹伊蚊、骚扰阿蚊、中华按蚊、三带喙蚊、淡色库蚊等5种。其中，被俗称为“花脚蚊子”的白纹伊蚊最为“气势汹汹”。

这种蚊子的体形较小，全身黑色间有白斑，中胸背板上有一条明显的白色纵纹。平时栖息在竹林、树林、草丛和缸、罐、潭的内壁等处，对人类毫不留情，特别“凶残”。由于人体皮肤对它的唾液特别敏感，所以被“花脚蚊子”叮上后会起一个樱桃大小的包，比一般蚊子块都要大得多，而且奇痒无比。一些比较严重的虫媒传染病，例如登革热的传播媒介就是白纹伊蚊，它的吸血高峰为早上8—9时和下午4—5时。它喜欢在静止的清水中产卵，最快十几天就可以发育为成蚊，大家要格外注意，严防死守！

白纹伊蚊

上海市爱卫办和疾控中心在每年的7—9月都会开展灭蚊专项行动。图为2020年，徐汇区某菜市场对蚊虫容易滋生的卫生死角进行消杀作业

图片摄影 | 袁婧

后记

上海市爱卫办和疾控中心将每年灭蚊专项行动的时间段定为7—9月，这是根据大量的研究数据总结分析做出的决定。上海在每年4—11月都会开展成蚊监测，每个街道设置1个点，同时在这期间内也会对登革热传播媒介白纹伊蚊开展专项监测，每月开展两次。“布雷图指数（BI）”是评价一个地区白纹伊蚊密度的指标，也就是平均每百户内有伊蚊幼虫（孑孓）孳生的容器数。

这一指数如果大于5就意味着有登革热传播的风险。每年5—10月期间，上海市疾控中心每月都会统计两次布雷图指数。近年来，市爱卫办和环境整治组还结合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全市数千名专业防制人员，着重对高考考场、花博会园区、物业管理薄弱的居住区、市民活动频繁的绿地广场、农贸市场以及疾控部门监测超标区域等实施蚊虫突击控制。

对付蚊子，是持久的“战争”，也需要全社会投入和全体市民的积极参与。保持公共环境清洁，拿起各种灭蚊驱蚊利器，消灭这些扰人的小东西！END

参考

《上海通志》《上海市政府志》《上海卫生志》《上海租界志》及相关区县志等

李敏江：《上海市蚊虫防制工作40年》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申报》资源：爱如生申报数据库

部分图文资源：上海图书馆 全国报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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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上海人与蚊子的斗争史，内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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