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读懂“中国”

1936年4月18日，陈寅恪先生读讫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复函曰，“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中国字词本身历时代更替而无改易，然其内涵和外延每随时变迁，故厘清一字一词之源流，即是检讨该字词所指代之文化思想史。陈寅恪先生所言，深通于中国文化与汉字之紧密关系，揭示出常人习焉不察的文化现象之本质，诚为不刊之论。若“江南”一词，从纯地理位置上之指代，而逐渐演变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心理上之含义，从确指转而为符码；则阐释清楚“江南”之含义，必有助于理解相关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心理之演变。从“江南”读懂“中国”，从“文化江南”进入“中国文化”，不失为一条正道。《文化江南札记》的作者胡晓明教授认为，进入的方式中，以研究的眼光，过于厚重胶执，“客而不主”；以作家的方法，过于造作铺张，“主而不客”；而以笔记文的路数，则“予受一体、人我兼摄、忙闲有节”。我以为，这正是《文化江南札记》之江南建构的最大特色：把对文化江南之学问的探讨和想象的追寻融化于对江南山川人文之美好和神韵的勾勒与发掘上来，或曰“融学问于美，赋山川以神”。

作者把江南文化的源头追溯到吴太伯与其弟虞仲让国。苏州太伯庙齐彦槐撰联曰：“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坏[2]万古江南。”《虞山行》以为虞山的朴厚深远，正是虞仲求仁得仁的君子之德的象征。太伯虞仲之辞让，从西岐到江南，从退避政治中心到建构文化江南，他们是钱穆先生所谓中国历史上“无所表现”的人物，以有所不为而成就有所为。虞山上有另一位江南文化的远祖言偃之墓。作者说言偃是孔门中最有书生气、最富文化理想的弟子。文化江南之文采风流的背后，是文化理想，是孔子的天下大同梦。孔子曰：“吾门有偃，吾道其南。”言偃因之被誉为“南方夫子”，是孔子大同梦的南方传人。而中国历史上政权的三次南渡，带来的政治文化的南迁，造成的南北文化的大融合，则是构建文化江南的重大契机。正如作者所总结的，以金陵为中心的南朝文化高峰，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宋文化高峰，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文化高峰，是江南文化的三座高峰。这三座文化高峰，正契合了本书的三个部分，即 “金陵史迹”、“武林诗笺”和“姑苏文心”。千古斜阳映照的凤凰台和燕子矶，六朝金粉凝腻的莫愁湖和秦淮河，连同燕子飞来飞去的乌衣巷口寻常巷陌，构成了古都南京的一道看得见的浅流。而顾炎武七谒明孝陵，余怀以《板桥杂记》勾勒前朝旧梦，顾与治承汉晋清流之节义、笃于友道 “以诗存人”，这些孤臣孽子之家国兴亡遗恨和道德文化情怀，构成了古都南京的一道看不见的深流。如果西湖只有袅娜依人的拂堤杨柳，只有娟声雨梦的断桥残雪，只有云外飘的天香桂子，只有别样红的映日荷花，只有千百万江南女子化身的痴情的白娘子；如果西湖缺少了“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的壮怀激烈，没有了南屏山下张苍水墓祠的日月经天、青松匝地，那西湖就不可能是晴好雨奇浓淡皆宜的西湖。吴侬软语的苏州，因温婉悠扬的评弹和雍容典雅的昆曲更加重了其外表的软糯。正如看起来极柔的水实际上却是极刚烈的。七里山塘既迎送着绮罗香泽也埋葬着碧血丹心，浩气长存的五人墓就掩映在温柔富贵的山塘岸边。而姑苏旧城专诸巷的要离冢，早已隐含了江南文化血性命脉的古老源头，要离在生命最后一刻的良知苏醒，更反证江南文化自我反省的源远流长。

《孟子·尽心上》有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作者认为，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正是辛亥革命之民族思想的前驱，明清之际的文化遗民则是现代文化的先导，由此来观照“文化江南”之深远，正所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作者从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出发，从一处处历史的遗迹追寻，从一桩桩独特的个案剖析，不作空洞的议论，而是以点滴之水反射日月之光，则可谓“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焉”。又如作者认为，黄梨洲是“江南文化的孤臣孽子”，其生命形态兼有王船山的狷者和顾亭林的狂者气象，其党人之气和文人之气，“正是江南文化在梨洲学问世界中显现出的业力”。而作者指出明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是当时大多数死节的忠烈之士，“不是程朱门下谨言慎行的礼法之人，而是陆王堂上壮怀激烈的热血之士”；这一士风的形成，如果放在文化江南的大背景下，则是极易理解的。又如钱谦益之于柳如是、龚鼎孳之于顾横波、许誉卿之于王修微、孙临之于葛嫩，作者将明清之际名流巨卿正式迎娶风尘才女的婚姻模式，与唐朝士子对仙姝名妓的态度加以对比，揭示出江南文化心灵的启示意义，即文学才能和思想意识的提升，必导致个性自由的张扬；“而个性自由的张扬，终将松动板结僵硬的社会习俗（如婚姻模式），带来社会的最终进步”。又如明清之际“文化江南”中的“佛儒合流”，糅合佛家的固执坚守和儒家的刚健精忠，是江南文化的新因子；明清之际函可和尚的寄寓家国之思的慈悲精猛与南北朝时高僧支遁的佛教玄学化及诗性审美不可同日而语。冯小青的绝句九首，既有对生命的自怜，也有对自由的向往，更有对民间粗糙化佛家信仰前因命定的反省，作者认为冯小青的临终醒觉，是“中国本土文化心灵的觉醒”。诸如此类，都是“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和“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焉”的结合。

江南的柔弱其表刚烈其心，江南的女性形貌和壮士风骨，以柔弱表现刚强，正是弱德之美的表现。江南的桃花，不是人面桃花相映红，而是桃花得气美人中；江南的桃花，不是灼灼其华，而是美人溅血。余怀《板桥杂记》中的葛嫩“长发委地，双腕如藕，眉如远山，瞳人点漆”，真柔媚入骨也。孙临一见，即堕入温柔乡中。甲申之变后孙临兵败被执，并缚葛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噀其面”，真刚烈无匹也。葛嫩死节，孙临亦慷慨赴义。此即江南文化的象征，集柔媚与刚烈于一身；而平常时越柔媚，则衬托非常时之越刚烈。  

中国文化生命或者偏重才、情、气，或者偏重心、性、理，两者似不可得兼，作者以为葛嫩、孙临生命中“才、情、气通于心、性、理”。或可更进一步，以“才、情、气通于心、性、理”来统摄江南文化之本质，即江南文化是“诗与思”、生命审美与性理哲思的结合和贯通，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即是个人生命通于天地之心，诗性审美合于性理哲思。读懂江南，即是读懂中国。建构文化江南，亦是建构文化中国矣。

[1] 陈寅恪：《书信集》，第17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2] 坏：读音pei（第一声），意为小土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