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八十岁，起笔回家

去年6月，时年八十岁的杨本芬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秋园》。

在这本巴掌大的砖红色小书里，她记录下母亲梁秋芳的一生。书中，杨本芬为母亲取名“秋园”，而自己化身文中长女“杨之骅”，秋园苦难堆叠的一生不断冲撞女儿的笔端和眼眶，是泥沙裹挟的河流，也是书写的燃料。

母亲的生命在纸上落定，杨本芬收拢稿纸，接着讲述。这一回，她讲自己，讲乡人，讲那些温和细碎的日常，汇集在7月出版的短篇集《浮木》里。

“作家”的身份是崭新的，但她叙事已久。

起初是用嘴，二十几岁的她跟小镇工作的同事们讲《聊斋》里的花妖狐鬼，外国小说里浪漫压抑的女人，爱恨别离，流言与传奇，满屋子热烈高亢的声音；接着用笔，六十岁在女儿家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孤独地爬梳稿纸，她对着回忆流泪；后来用指腹，八十岁学着高高翘起食指，对准平板屏幕一笔一划耕耘。

脊梁一截截矮下去，书写的声音和速度逐渐衰弱，听故事的人却从一间屋子蔓延开去，又从四面八方拿着相机挤到跟前来。

杨本芬几乎不会拒绝任何采访。有客人的日子里，她早早地起床，把自己和屋子都收拾清爽，一身素色衣裳，端上备好的果盘，一刻不停地展示年代久远的绣布、相册和书房。坐在沙发上和陌生人们唠起家常，她笑声爽朗，话锋一转，又红着眼落进往日湍急的浪潮。

凄怆是故事里无法被遮蔽的底色，她是讲述者、亲历者，用一支笔和时间顽固地对抗。傍晚送客时半个身子夹进门缝，探出头来反反复复道别，“我的故事说得好么，文章够写了么？”

拧开龙头

60岁开始写作，杨本芬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两岁女孩的外婆。

为帮二女儿章红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从南昌来到南京，泡在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里，泡在女儿家满屋的书里。看完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她想起逝世的母亲，写作的念头一经点醒，再也无法平息，“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我真的来过这世界么？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么？”

她在厨房写，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抽油烟机轰鸣；在摇篮边写，外孙女在摇篮里睡得酣甜……写作过程持续两年，积攒八斤重稿纸。记忆源源不断地从脑海里涌出，鲜活，磅礴，笔端像厨房里被拧开的水龙头。

作品完成后，女儿章红将故事以《妈妈的回忆录》为名发布在天涯论坛上，反响意外热烈。杨本芬一刻不停地回复读者留言，像一台通了电的机器。对于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声音，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不是感动，而是感激。”留言最密集的时候，杨本芬在电脑前忙到凌晨三点，“生怕怠慢了别人。”

《秋园》挂在网上的十七年间，出版邀约不断，沟通过后却总是不了了之，杨本芬对此并不觉得失望，甚至从没觉得她能变成一本书的作者。

十七年过去，故事终于在纸上落定、延展。 

杨本芬的书架。本文图片均为实习生 陈雨璐

豆瓣评分8.9，书被连续加印八次，总计销售近40000册。八字当头的年纪，杨本芬收获纷至沓来的图书奖项。

有读者评价，“《秋园》好像女性视角的《活着》”、“一口气读完了。轻轻的一本，沉沉的一生。”

鼓励和赞誉从四面八方涌来，沉寂二十多年的小屋也开始迎来送往，各地记者赶来采访。

杨本芬在书房阅读

暮年的写作带来热闹，也带来孤独。 

关起门来，她依然是操劳的妻子和母亲，一个在周围同龄人中显得些许“特殊”的老人。

这个位于南昌城郊结合部的小区里住满年岁各异的退休工人，多数“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杨本芬不会打牌，没上过麻将桌，不跳广场舞，家庭生活之外，填满时间的方式是刺绣、写作和阅读。

傍晚纳凉的人围坐在绿荫沉沉的香樟树旁，她也曾走进人群，乘凉读书，周围的目光却会让她觉得坐立难安，“他们就那么盯着你。”书翻得越来越艰难，两次之后她退回书房，“不想搞得自己很有文化的样子。”。

周围的一些人并不知道她出了书，一些人知道，但全然不感兴趣，也有人会突然凑到她跟前，叫她“大作家”，尽管对方并没有读过她的书。

杨本芬在家中写作。

对于“作家”的身份，杨本芬始终感到怀疑，“我只写了一本书，怎么能说自己是作家呢？” 

这个问题也在母女和友人之间反复讨论。女儿章红认为，“当你有表达的冲动，说出你想说的话，用真诚触动到别人，写作就开始了。”在出版人涂涂眼中，“她不仅仅是女儿和母亲，她用写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国的历史，直面了命运的无解。”

无论是不是“作家”，杨本芬的写作仍在延续——《秋园》出版后，为了更便捷地书写和回复留言，她学着打字，用一个月时间熟悉平板电脑。在想要动笔的时候，她从厨房、卧室、琐碎的家庭生活里抽身而出，在阳光笼罩的小桌边坐下，楼前几株豫樟生得高大，她面朝窗坐，“用笔赶路”。

7月，第二本书《浮木》正式出版，这是《秋园》的补足和延续，回归杨本芬自己的故事，也记录她记忆深处形形色色的乡人。

浮木

“这一生，如同水中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浮木》封面的句子是对秋园母女的真实写照。在那个远去的年代，“动荡感”、“漂流感”贯穿她们的一生。

1914年，秋园出生在洛阳一户开药店的人家，17岁时被年轻的国民党军官杨仁受相中，她以“送我读书”为条件出嫁，开始随夫迁徙，到南京生下第一个孩子，读书成为泡影。

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很快到了1937年，秋园跟丈夫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撤往重庆，后撤的轮船经过湖北汉口，仁受想起家乡失明的父亲，犹豫是否返还湖南湘阴老家之际，他请船上有“半仙”之称的同事帮自己算了一卦，按照对方所描述的卦象，带着妻儿下了船。 

命运就这样由一副摇摇晃晃的卦象颠覆。多年后，他们的女儿杨本芬在书里写，“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牵着子恒（长子），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留在吊桥那边。”此后，秋园在陌生的土地先后诞下五个孩子，夭折三个。漫长的岁月里她挨饿，受苦，被批斗，被欺凌，46岁丈夫逝世，无奈之下，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改嫁到湖北，20年后第二任丈夫故去，她回到湖南旧居度过晚年。被儿子们守着，被屋子前后的枫树与香樟守着，直至89岁终老。 

梁秋芳旧照

“颠沛流离”同样刻进杨本芬的一生。

那是1960年，杨本芬的父亲在饥饿中不安地死去，走时肚子圆滚滚的，“像个阔佬”。丈夫离世，在最需要子女们帮助“挣工分”的时刻，秋园把快小学毕业的杨本芬拉到身前，让她去考学校，“家里有我撑着。”杨本芬始终怀着读书的热望，但身为长女，她知道一旦走了，担子全压在妈妈一个人肩上。她带着矛盾的心情去考岳阳工业学校，将近30个人参加考试，只她一人考上。

在学校里，她勤学善思，成绩优异，“一张纸片子都要捡起来看”，书读到最后一年，学校因故停办，师生四散。她独自跑到江西铜鼓，在建筑队干活，工友们见她是学生模样，说起不远处有个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杨本芬的心思又被点亮，抱着行囊到江西共大求学，学制一年。她盼望尽快赚钱养家，在城市扎根，毕业前夕却因家庭成分被下放回农村。流离奔徙中，学业始终是一场空梦。婚后要照顾三个孩子，她又错过成为中学老师的机会。

章红的记忆中，母亲对“大学”始终有根深的执念。高考制度尚未恢复，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等你们长大了，要读大学。”当时的江西宜春的铜鼓县城，“连老师都不大知道大学这回事。”

长女章南第一年参加高考，差三分上本科线。家里的男人们觉得女孩子读中专是不错的选择，只有杨本芬一个劲坚持复读，老师来劝，“出了窑的砖定型了，再复读一年，也未必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杨本芬听后气冲冲地对女儿们说，“我就不信，一个人才16岁，怎么就定型了。”在母亲的坚持下，章南复读，一年后考入南昌一所重点工科院校，毕业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二女儿章红自称“小镇做题家”，是学校里有名的尖子生，1986年考入南京大学，完成了母亲和外婆未竟的“大学梦”。

为筹措女儿上学的资金，杨本芬与丈夫在院子里养猪——从汽车运输公司扛来淘汰的旧车厢板，屋顶盖海绵瓦，竹蔸一剖两边，绑在板子上当作食槽，到高考成绩揭晓，两只小猪长到八十斤，换来的钱给女儿带去南京。

为生活所迫的处境，她从小就在体味。她和母亲一般，如浮木漂泊，如野草柔韧。

《浮木》开篇，杨本芬讲述故去的亲人们，第一位是早夭的小弟杨锐，“漆黑的头发长齐后脖子，黑珍珠般的眼睛……特别爱笑。”弟弟模样胖手胖脚，却“来得很不是时候”。

那正是饥荒的年代，一家六口挤在破败的屋子里为粮食发愁，杨锐出生不久患上肺炎，咳嗽到第十九天，在姐姐怀里拱了拱身子，断了鼻息。“弟弟在我怀里走的时候一岁，我十二岁；现在我八十一岁了，弟弟还是一岁。”而在当时，她没有流泪，只为他摆脱饥饿感到解脱，“无须体会饥饿等于活埋的滋味”，日后生活有了余裕，却越发感到锥心刺骨的疼痛。

杨本芬刺绣作品

活着为了讲述

杨本芬为《浮木》第一章取名“家”，亲人先后离开，留下她做记录的人，这些人终于在书里“相聚”。

八十岁成为作家，杨本芬与人讲故事却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

29岁时，她开始在铜鼓县城的运输公司上班，日常最爱做的事便是到处找书，想尽办法换回家读——绣鞋垫、给袜子镶底，杀鸡招待客人……甚至在家务间隙伏在案头抄书，读得很“贪婪”，文字爬进脑海，她用自己的方式记忆和讲述。

没有电视可看的年代，入了夜，杨本芬的小房间便热闹起来，同事邻里聚在一起听她说起那些古老传奇的故事——《七侠五义》、《聊斋》、《镜花缘》、《红岩》，还有她最爱的《安娜·卡列尼娜》……章红是听众间的固定班底，端一张小板凳，把身体贴紧，喜欢把下巴倚在妈妈膝盖上，“听什么都很入迷”。

杨本芬的书架

杨本芬的阅读习惯也一直延续至今，关注多年的作家出了新书，她读完觉得失望，不加掩饰地批评，“结构是断裂的，怎么会写成这样。”在公众号上读文章，不管写得好坏，只要底下有“打赏”通道，她总要点进去花上一些钱，因为“无论什么年头，写字总是不容易的。”

被她讲述的人，也是渴望被倾听的。早在读书时章红就采访过外婆秋园，没有录音笔，她带了小本子，到老家找一间小屋，托着腮听外婆讲述往事。外婆声音柔和、思路清晰，章红听得入神，没有立即记录，老人便停下讲述，张大眼睛问，“你怎么不记了？”那次的采访，章红没有看得很重要，回想起外婆当时的反应，她至今仍感到遗憾，“我觉得她是渴望讲述的，她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看到。”

章红历历在目的是外婆秋园穿着浅灰色立领偏襟棉布褂子，一手举起蒲扇略挡住太阳，一双裹了又放开的脚“咚咚咚”走在乡村土路上，带她们去走人家，每到一户就饮上一杯豆子芝麻茶，茶里有盐，炒过的芝麻喷香。晚年的秋园坐在女儿、外孙女家里看《天龙八部》和台湾浪漫小说，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一边讲述一边感慨，“好好看咯，好好看咯。”离世前一年，身体日渐衰败的她在家中招待后辈，告别时，拉着外孙女的手站在屋前晒坪上，手指向不远处的山崖，“你要是早来一个月就好了，杜鹃花开得可好看了。”这个画面定格在章红心里，“外婆88岁，依然为我看不到杜鹃花而感到遗憾。” 

直到《秋园》发布在天涯论坛后，她的生命终于被千万人阅读。

故事挂在论坛上的十七年间，章红收到四面八方的网友留言，其中一位说自己也想记录父亲口述的往事，无奈父亲叙述的内容细碎零散，他把握不住其中的脉络和层次。读到这个帖子，他仿佛回到听父亲讲述过往的场景里，“一样的水漫过来，一样的苦味弥散着。”

《秋园》出版后，章红设法找到这位读者，对方却告诉她，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如今连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这件事带给章红冲击，“人们一直在丧失，记录和书写便是人类抵抗遗忘、抵抗丧失的方式，因为故事不经讲述就是不存在的。”

一位读者留言说起自己妈妈的写作，“她最近也在写点什么……世上并不只有名人的巨流河或无愁河，每个人都有河，都可以写，都能被看见。”

“妈妈平凡如草芥，早已湮没于大地，只是我再也没有想到，借助于我粗陋的笔墨，她的生平竟得以复活。”杨本芬在《浮木》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而最令我欣慰的是这样的声音：看来我也要去听外婆的故事，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

疼痛的骨头 

“用笔赶路”的杨本芬唯一忧心的是，“没有其他毛病，就是这个膝盖痛把我打败了。”

她的膝盖已经疼了三年多。前年做了微创，疼痛却加剧，再不敢轻易动刀。常年贴着膏药，阵痛来袭，常常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下楼也成了难事。

杨本芬偶尔在和女儿们的通话里委屈地哭，可有些事情却还是要拖着疼痛的身体去完成。比如写作，比如照顾年长七岁的老伴。 

杨本芬在阳台刺绣

写的频率不如以前了，但只要回忆上涌，她还是会拿起平板，坐在阳台上那张熟悉的小桌旁，或半躺在书房的小沙发打字，兴奋时一下能写出四个故事。

杨本芬感到困惑，明明这些年记忆力衰退得明显，前些日子才看的书便忘记名字，大部分内容也流水无痕，理不出思路，半世纪前的画面、言语却实在清晰。她能清楚地报出在运输公司做调度员时处理过的数据——成都到长沙198公里，成都到南昌210公里……书里的人多已断了联络，不知生死，说起来却像刚刚在楼下打过照面，“李娭毑（《浮木》中提到的一个角色）你晓得吧，看过吧，”坐在餐桌边谈起旧时的乡人，杨本芬放下筷子，半仰头，表情忿忿，“你说这些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咯！”

在家庭里忍耐和照料的历史远比写作悠久。早年间为了照顾两个弟弟，杨本芬到十四岁才正式上学，最潦倒的时候从父亲的手里接过木棍，和邻家孩子沿路乞讨；二十岁流落异乡，遇见丈夫——旧官吏家的女儿和地主家的儿子，两个年轻人带着各自刺眼的阶级成分，见过几面便定下终身；抱着继续工作读书的念头，婚后却很快成为母亲，照顾三个儿女，不到五点起来蒸饭，十多年中频繁换着工作，却从未摆脱灶头锅尾的琐碎；到了晚年也难得清闲，日夜看护患有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的老伴，忍住膝盖的疼痛在屋内“跋涉”——移动时，一只手要托紧丈夫手肘，另一只手扶住他的后背，再借一根杵在前面的拐杖开道，五条“腿”靠在一起缓慢地挪。

而在其他时候，杨本芬总是觉得丈夫离自己好远。相伴六十一年，她形容他，“是个好人，老实得不得了，对外人极好，对小孩极好，却不晓得心疼我。”记忆里少有亲密的时刻，早年间在南京过马路，她主动过去牵老伴的手，却被甩开，丈夫嘴里蹦出四个字，“各走各的。”别人称呼她“小杨子”，丈夫有一连串简单的音节可以用来代替名字，“诶”、“喂”……如果有孩子在场，这个问题便得到解决，他会转向儿女，在他们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姆妈”的后缀，“去找你姆妈。”杨本芬回忆，有一次她在房间里听到他这样说，从房间里走出来，气恼地回应道，“你姆妈来了。”丈夫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这一幕让她觉得“蛮好笑”。

所有的不满也只抵达这一声“蛮好笑”，“我模样不错，能说会写，手脚麻利，也聪明，为什么不值得他珍惜，不值得他爱呢？”杨本芬坐在书房的小沙发上，眼睛里有凄怆的颜色。尝试交流也只是“对牛弹琴”，她感到困惑，但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谈话的时候会中途离开，“去看爷爷睡得好么。”

在丈夫那里，杨本芬觉得自己仿佛是没有名字的人，但有件事让她印象深刻。前些年丈夫的言语和书写功能衰退得厉害，有人拿出白纸来让他写家人的名字，他写不出儿女叫什么，只会写“杨本芬”，不停写，直到黑色的字迹爬满一页纸。

妈妈的困惑也让章红感到困惑，她自觉有一个接近完美的父亲，“砍柴劈柴，种地种菜，赚钱养家，从无外遇，也不打骂孩子。”朋友听完描述，夸她的父亲是“那个时代的完美好男人”。章红更加迷惘了，“但我妈妈不幸福，他不能满足我妈妈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

这些家庭生活的细节都被杨本芬写进自己的第三本书，涂涂为这本书取名《我本芬芳》，书籍预定明年夏天出版。身边有人提出质疑，说家庭里的故事是私密的，何必要写下来让旁人知道，杨本芬却觉得只要是真切的生活，便没什么好掩藏。团圆和美满是真的，苦难和委屈也是真的，她从没想过逃，也不肯放弃写，“我就是要写出来，管他的，就是要写！”

杨本芬用平板写作

对于杨本芬而言，写作从来不是“出走”的征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挂在嘴边的话，她习惯付出，擅长忍耐，走过烟火灶台的一生，到了暮年，只是手上多出一支笔来，几页纸完成后，原本的生活照旧。

曾经被一位记者问到“有没有想过人生会有另外的可能”，她的回答是“没得选”——当年身上带了三块钱，只够到江西，去不了更远，后来被下放农村，只能通过婚姻“挽救”生活。 

“妈妈习惯忍耐，但要说真的没有抗争，似乎又不是，对她来说，写作本身就是日常缝隙里的挽留和抵抗，不基于性别，只基于人性，她愿意写，也能够写，便是好的。”章红说。

至于那些伤痛，就像膝盖下面那块不安的骨头，接下来的日子，她还要继续行走。即便疼痛，也不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