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老兵临终遗愿对华谢罪，女儿12年间走访中国多地写书

一直被搁置的遗言，一天天地不断爬上我的心头。

虽然也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不可能知道这边发生的事”，可我心里就是没法踏实，因为没有完成与父亲的约定。但是如果同样是约定，纸条上写的是别的内容会怎样呢？要是父亲作为军人升迁的记录、授勋的记录之类的内容我还会在意吗？二哥也会说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而同意刻碑，我也会接口说“刻不刻都随便”，不刻碑也不觉得有什么挂心了。

然而父亲谢罪的遗言是这样的直抒胸臆，我被其中的“事实”所压倒，心灵深受震撼。

我开始试着回忆起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有关那场战争的话。以前父亲常把我抱在腿上给我讲过去的事情。

旧满洲的冬天冷得出奇，刚撒出的尿马上就冻住了，能画出一道冰弧。中国人见面问“您吃了吗？”只是在打个招呼。他还教过我几句汉语，但是我全忘了。

还有医院的故事。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住过院，但是他曾经夸奖道：“那个时候中国勤杂工负责把日本兵的饭菜从厨房送到病房，途中无论他们有多饿都不会动那些饭菜。他们真的非常诚实。”

父亲还讲过一个少年的故事：有个少年被拉去在父亲的宪兵队负责煮饭，有一天用柴刀把自己的右手给砍了下来。我问过他这样做的缘由，他说：“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卧病在床，我不回去的话她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想着如果右手使不了，就在这里顶不上用了，那大概就能放我回家吧。”部队的上级说那就杀了他，而我为了救他到处奔走。再往后的结局也可能是父亲没说，也可能是我忘了。

父亲应该还说过很多往事，可我记得清楚的就这么多了。

父亲让我看过弗兰基堺的《我想成为贝壳》⑴，还逼我去镇里的电影院看了五味川纯平⑵的《人间的条件》。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扮演主人公妻子的新珠美千代慢慢褪去衣服的场景，还有主人公梶被长官用皮拖鞋抽打的恐怖场面。我还记得父亲边读原作边流眼泪，好像是读到了最后上等兵梶被大雪埋没逐渐死去的那一幕。父亲也曾两度逃亡，可能是对梶的人生感同身受吧。

父亲还推荐了深泽七郎的《楢山节考》。后来听父亲说，主演田中絹代为了演好剧中的老婆婆把自己的前牙都拔掉了，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还推荐了一部电影《菊与勇》。我最近才知道，饰演女主角阿菊的高桥绘美和我同岁。

就这样，父亲不断地把自己觉得好的作品推荐给我们，还会谈起自己的感想。像林芙美子的《放浪记》啦，川端康成的《雪国》里的驹子啦，还有深泽七郎的《风流梦谭》⑶。父亲似乎从皇族的脑袋被砍落在地的场面得到一种快感。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对战争最高责任者还能稳坐原位抱有很大的不信任感。父亲虽然笑着说美智子殿下⑷只是日清制粉这家“面粉店家的女儿”，但是始终没能消除对皇室的不信任感。媒体报道昭和天皇（即裕仁天皇，昭和为年号——译者注）对海洋生物颇有造诣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父亲嘴下也毫不留情：“他不过是在叶山海滨⑸游泳的时候，从海里带出一堆鱼蟹小虫之类的破玩意儿而已。”总之，是怎么看都不顺眼。

也许父亲是想说自己跟悠闲度日的天皇相反，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吧。我小时候，父亲常被梦魇缠身。哥哥们一直睡在二楼，我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还睡在父母的身边，晚上时常会被父亲的梦里呻吟所惊醒。母亲总会说“一定又是梦见中国了”。我后来也搬到了二楼，但是为了备战高考，就又跑到楼下放暖炉的房间，于是乎又听见睡在隔壁的父亲梦中的呻吟。那时我虽然没怎么在意，但是现在真的很想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梦，特别是好几次都听到他叫喊： “救命啊，要掉下去了，要掉到洞里了！”

我从小就黏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就把他的想法给照单吸收了。

我虽然对那场战争整体上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却全然不知父亲在战争中去过哪里、到底陷得有多深。母亲也已经过世，无法去问她了。我心里总觉得缺少一种看得见摸得着，能让我满意 的答案：“父亲在中国犯下了这样那样的罪行，所以现在才要谢罪。”这让我非常苦恼。

于是我辞职以后，去拜访了父亲的二哥。

父亲的老家是大伯父继承的家业，但是他已经去世了。现在应该是父亲的二哥（我的伯父）最了解情况了。

伯父一家在我还小的时候就搬到了东京，大概因为是在农村老二不能继承产业，所以只能到大都市寻求活路吧。他到东京后先在老城平民区的一家旅馆打工，吃苦流汗，发家致富，换来了 一家现在安定富裕的生活。也许是因为伯父只有在家里办红白事的时候才回农村，所以我跟他不是很亲。但是伯父与父亲不同，性情很温和，我结婚后，他还特意来我们家贺喜。

因为我听二哥说过伯父也反对刻碑，在和丈夫一起去拜访住在东京的伯父时多少有些惴惴不安。伯父、伯母和他们的儿子、儿媳以及孙子们在家里热情款待了我们。伯父同样热衷于教育，这点和父亲很像。

那次拜访后，伯父就常常打电话同我说起父亲和自己的往事。

伯父比父亲大两岁，小时候两人经常打架。父亲小时候很勇敢又能忍，做事总是冲在前头，还当过孩子王，并且和祖父一样喜欢马。伯父由于身体病弱在家主要负责做饭，而父亲身体健壮 就负责力气活。伯父虽然被强征入伍参加了宪兵队并去了中国，但是因为讨厌那些残暴的行为，所以就找机会逃回日本了，据说是在战争结束之前自己离开宪兵队的。在前线宪兵队要争夺战果，流行做虚假的战报，据伯父说他从没做过这些事。

后来伯父又跟我讲起前线的故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1938年），我在北京宪兵队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在天津宪兵队服役的弟弟有一天突然身着便装出现在我面前。我的上司听说弟弟是请假来的，就也放了我的假，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紫禁城游玩了。虽然当时紫禁城不开放，但是我们凭借宪兵队的特权打开门进去悠闲地参观，那是至今难忘的记忆。”

伯父还写了一首短歌：“儿时打过架的弟弟来到前线，我们再次相逢在紫禁城的春天。”

伯父还告诉了我一些战后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事情。

“弟弟一知道战败了，就摘下了宪兵的徽章混入了步兵的队伍中，撤退途中与队伍走散，后来被苏联军队抓住并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忍受不了残酷的审讯和混着麦芒的大麦饭就逃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破铁窗的，总之说是往朝鲜那边逃。当时他可能是想去清津（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的首府——译者注），但是又被逮住，而后再次逃亡。一年后他终于得以旧满洲日侨的身份回到国内时，浑身上下都黑得要命，衣衫褴褛，背包也破烂不堪，还严重营养不良，大概有半年都晚上小便失禁。我们县出去的宪兵里，他可能是吃苦吃得最多的了。”

对于伯父来说，父亲是他的宝贝弟弟，所以父亲遗言的这档子事，他是这么说的：

“弟弟太善良了，大概是为部下做的事道歉吧。可是要把道歉文刻在墓碑上的话，别人就不会这么想了。这种事儿真还是只有去过前线的人才明白。”

被伯父这样一说我也就犹豫了，但又模模糊糊地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父亲要是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那当然好，可是那样的话他应该不会想到要刻碑。就算父亲没亲自动过手，要是曾经命令部下做过的话，那不也一样吗？还有，伯父厌恶宪兵的工作，干了三 年就自己退伍；父亲却是志愿成为职业军人并一直干了十年宪兵的，我想这里头情况是不同的。

可是我也没有底气跟伯父说这些话。虽说他那句“没打过仗的不会明白”把我噎得无法反驳，但那也确实是他的亲身感受，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伯父非常诚实地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我，可他好像没有问起过父亲究竟做过什么事。也可能是他们两个心有默契，谈话的时候绕开了这个话题。我虽然想知道父亲究竟在哪儿做过多么残酷的事，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这次趁着回乡下，又拜访了继承父亲老家家业的堂兄，还有姨妈们，问问他们那里有没有什么战争中的线索，可是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辞职以后，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就去区里的图书馆把“全国宪友会联合会”出版的《日本宪兵正史》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书中虽然收录了主要的作战任务，但是对宪兵的定位是“为国家而 战”，这使我不大满意。

反倒是偶然读到的“中国归国者联络会”⑹出版的《我们在中国做了什么——原日本战犯记录》（新风书房）一书让我深受感动。居然有这样一个团体，每个成员从心底里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公开为战争作证，使我吃惊不小。

正好那年（1990年）的8月日本电视台⑺播放了纪录片《一个战犯的谢罪》。山形县有一位原宪兵名叫土屋芳雄，在战争中镇压过1900多名中国人，纪录片讲述他去被处刑的抗日革命者亲属家里谢罪的事情。死者家属们那严肃的神情和土屋先生双膝跪地泪流满面的身影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父亲也是想这样来道歉的吧。（土屋先生于2001年10月30日去世了。）

我立刻给山形县那边写了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土屋先生也是中国归国者联络会的成员，在各地不断为战争作证。信里写到，有一次一位年轻的母亲指着土屋先生跟孩子说：“那个叔叔在战争中杀了好多人，是个很可怕的人哦。”

即使这样，土屋先生仍毫不气馁地继续作证，他的勇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父亲一定是害怕被这么指着后脊梁吧。我认为战后父亲身边没有能交心的战友，乡下也没有悔罪者们的集会， 使得父亲只能一个人面对过去，也就没能像土屋先生那样鼓起足够的勇气。

我在土屋先生发行的通讯刊物中刊登启事，询问有没有人认识我父亲，可是没有结果。

还有，我经别人介绍去了趟位于东京惠比寿⑻的防卫厅（现防卫省——译者注）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一听说是防卫厅我很紧张，但是实际上谁都可以进去。我在那儿拼命地查找有关宪兵的史料，却一无所获。我觉得奇怪就去问了一下职员，得知联队⑼都是按照驻地来编成的，史料比较容易编纂；而宪兵则接受的任务各有不同，所以没有汇总的史料。这让我非常失望。

我想起一件事情：父亲从前参加过争取退伍军人养老金的运动。我觉得从这里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联系了县政府后收到了一份父亲写的履历书复印件。一看确实是父亲那令人怀念的笔迹。我虽然说不上他的字好看还是难看，但是写得很认真很仔细。

果然如伯父所说，父亲18岁主动申请入伍成为志愿兵，在齐齐哈尔待了半年，回国后参加了宪兵考试并合格。

接着父亲于1937年（昭和十二年）的夏天去天津宪兵队赴任。那是在北京“卢沟桥事变”刚发生不久。然后他去了山西省的临汾，再后来被调到北京。

1943年的春天，父亲去旧满洲的东宁宪兵队的石门子（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大肚川镇石门子村——译者注）分遣队赴任。在那里待了两年半后，1945年的8月1日父亲接到命令被派去东宁南边的珲春（今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译者注），在那里8月15日迎来了日本战败，三天以后被苏军解除了武装。

再往后写着“移动至朝鲜富宁（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中心部——译者注）”，这其实就是父亲的“逃亡”路线吧。接着是“被引渡给八路军在敦化（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译者注）从事土木工程工作”。我这才知道父亲被抓到后送到了敦化。那以后父亲好像再次逃亡了，不过履历上只写着“1946年8月到达吉林”，10月经葫芦岛回到日本的博多。这份履历让我基本掌握了大致的线索。

就在这时，从伯父那里听说原宪兵的组织“全国宪友会联合会”出版了名簿，我就从住在群马县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借来了这厚厚的册子。这位老妇人的丈夫原先也是宪兵，已经去世了。

1985年出版的《新全国宪友名单》里记载了17000人的名字，约占战败时36000名宪兵里的一半，并标注了每一个宪兵的住处、职业，以及应征时间、入伍时所属部队，还有最后服役的部队。我翻到第一页的最后找到服役部队的记录，从上往下数——

中部宪兵司令部⑽、徐州、菲律宾的圣何塞、北支特警⑾、扬州、罗子沟（今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镇——译者注）、西里伯斯 (Gelebes)、哈尔滨、大田、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译者 注）……

我一页页地翻阅下去，心中充满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感。

我说不上来具体的感受，总之是感到自己终于真正开始直面战争了。我原先自以为懂行，说起“日本宪兵”，一句话“宪兵嘛，就跟军队里的警察一样，还负责纠察思想作风的工作”。现在仿佛突然间宪兵一个个地站在了我面前。我仿佛能从那800多页的橘黄色书籍里听到17000名宪兵的呼吸，心怦怦跳个不停。

“你们每个人，什么时候，在哪里，执行过哪些作战任务？你们对多少人下过手？镇压过多少人？战争在退伍后的人生里投下过阴影吗？你们做过的事情，现在还会回顾吗？跟谁告白过吗？要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积少成多，构成了那场战争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啊。”

以前我因为教社会学科的历史课读过很多有关战争的书籍，也曾经让学生们去阅读“活着的教材”，就是让他们向自己的祖父母询问战争体验。但是，从这本书里，我体会到了跟从前完全不同的真实感。

【注释】

1.《我想成为贝壳》：根据前陆军中尉加藤哲太郎的遗言改编而成的日本电影 (全长92分钟），由弗兰基堺（本名堺正俊，1929-1996）主演，描述一名理发师被强征人伍，战后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刑前留下遗言，如有来世再也不愿转生为人，而情愿“成为海底的贝壳”。

2.五味川纯平（1916-1995）：作家，曾应征人伍在中国东北服役。1945年8月其所属部队几被苏军全歼，只有五味川等几人得以逃生。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成的小说《人间的条件》，销量达1300余万册，后被改编成电影，分六部全长9小时31分。

3.《风流梦谭》：小说，刊载于《中央公论》（1961年11月号）。小说中有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被斩首、天皇皇后无头尸体等对皇室不敬的描写。发表后引发了文坛的大论争，后导致右翼团体袭击杂志社，右翼少年K潜人杂志社社长家中杀死两名女佣，震动朝野。

4.美智子殿下（1934- ）：日本现皇后（现称陛下），日清制粉社长之女。1959年成为皇太子妃，出身平民的妃子在当时尚属罕见。

5.叶山海滨：位于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叶山町，是著名的海滨胜地。

6.中国归国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曾被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军战犯，经过改造被释放回国后于1957年成立的组织。致力于敦促日本反省侵华战争和推动中日和平。由于其成员作为旧日军官兵通过自身经历对日军侵华罪行做出了种种证言，所以被日本右翼和保守团体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7.日本电视台：英文简写NTV，为读卖集团属下全国范围的电视台。

8.惠比寿：东京地名，位于市中心南部。

9.联队：旧日军的编制名称，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团或旅的编制。

10.中部宪兵司令部：旧日军宪兵之一部，主要负责管控京都、神户、奈良等本州岛中部地区。

11.北支特警：即北支特别警备队，从属于旧日军北支那（“支那”为日本当时对中国的蔑称）方面军，负责监视、管控中国北部日军占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