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吧精选︱明朝为何而亡？

【编者按】

何谓“晚明大变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是如何达成的，为什么明朝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为什么“倭寇”多是闽浙人，而领袖则是徽州人？张居正变法与王安石变法有何相似之处？近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做客澎湃•问吧，与网友交流相关问题。私家历史选取部分回答，与读者分享。

般若波罗蜜：为什么明朝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

樊树志：这是又一个李约瑟难题，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试图从几个方面做些说明。

其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很热闹了一阵子。那是先有结论，再去寻找证据的讨论。近二三十年来，中外学者经过反思与研究，基本上推翻了已有的结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

其二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他很欣赏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做出的区别：18世纪的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我想补充一句，这种市场经济早在晚明的江南已经出现了，但不是资本主义萌芽。

其三是，黄仁宇说：“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交换货币，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他的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黄仁宇还说，他特别欣赏布罗代尔的观点：“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于国家。”

您的问题“为什么明朝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是否可以由此获得一些启示呢？

集闲院侍读学士：樊先生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隆庆开关以后月港等港口盛极而衰的状况？此外，为何“倭寇”中闽浙人占绝大多数，可是最出名的几个领袖却是徽州人？是因何产生这样的“分工”？

樊树志：我在《晚明大变局》的第一章“‘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中，有一节写到“海禁的突破口：月港与双屿港”。漳州府的月港和宁波府的双屿港，是外商与华商进行海上贸易（当然是“走私贸易”）主要口岸。月港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到了晚明时期达到极盛，号称“小苏杭”。

双屿港隶属于宁波府的定海县，成为各国商船前来贸易的最佳港口，“万灶云屯，舟师鳞萃”。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贸易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的商人纷至沓来，向这两个港口的华商购入大量中国商品。由于这些国家并非明朝皇帝规定的朝贡国家，没有合法贸易渠道，只能进行“走私贸易”。从明初以来就确立的海禁政策，与全球化贸易浪潮显得格格不入。隆庆元年朝廷宣布开放月港的海禁，设立海关，征收进出口税，让“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是明智之举。

进入清朝以后，月港贸易盛极而衰，原因在于，朝廷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和台湾的抗清运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此后又推行严厉的闭关政策，规定对外贸易只允许在广州一港进行。月港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奈何的。

再谈问题的后半部分。我在《晚明大变局》写到“嘉靖倭患的真相”，强调“嘉靖大倭寇”的领导人是中国商人，成员的大多数也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大部分是“假倭”，小部分是“真倭”；而这少数的“真倭”是受“假倭”雇佣的，处于从属地位。这个判断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向嘉靖皇帝分析形势时提出来的。徐阶是松江人，对倭患的真相有真切的体会。江南一带的知名人士普遍持这样的看法，如太仓人王士骐、嘉兴人李日华、海盐人郑晓、苏州人陈仁锡，都有与徐阶类似的观点。

“假倭”的首领是徽州人，并不奇怪。明中叶以来，徽州商人集团蓬勃兴起，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踪迹，而且颇有垄断的趋势。其中有一些徽商，看到海外贸易的大势，转身成为海商，著名的“倭寇王”王直就是如此。王直是徽州歙县人，由盐商转而为海商，再由海商转而为海盗，兼具海商和海盗的双重身份。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把王直等人看作“真倭”，令人莫名其妙。

贝多芬：明朝万历十五年是改革元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历史在此拐个大弯，之前之后的思想区别？是什么样的进步？谢谢

樊树志：黄仁宇的大作《万历十五年》风靡多年，影响巨大。很多读者的问题都是关于这本书，我就在这里一并做答。

黄先生自己说：“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全年无大事可叙”。您所说的“万历十五年是改革元年”，恐怕是误解。如果有“改革元年”，也应该是万历元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出雷厉风行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称为万历新政。这场改革持续十年之久，成就卓著，缔造了富国强兵的盛世。

至于“之前之后的思想区别”，可以简单地说，自嘉靖时期掀起的思想解放浪潮，持续高涨，其标志性人物就是李贽。他把王阳明的思想发扬光大，强调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六经皆史，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对所谓经典与圣贤发起挑战，被人称为“异端之尤”。张岱为李贽立传，赞扬道：“李温陵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人畏之甚，不胜其服之甚，亦惟其服之甚，故不得不畏之甚也。异端一疏，瘐死诏狱。温陵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这样的思想家以前绝无仅有。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对他敬仰备至，视为“打到孔家店”的前辈。李贽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嫌过分。

行者：明朝是亡于党争吗？万历时期达到封建社会的高潮，具体有哪些表现？

樊树志：明朝后期政治舞台上朋党之争此起彼伏，党争的结果，导致政治腐败，成天忙于窝里斗。这或许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全部）。您所说的“万历时期达到封建社会的高潮”，颇有些教科书味道。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封建社会”稍加分析。

几十年来，“封建”这个词汇已经被说滥了，当代人对它的本意愈来愈隔膜。西周时代趋于极盛的“封建”，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建亲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序言中说：“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r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这并非黄仁宇最早提出的看法。早在1926年，顾颉刚写信向傅斯年请教一个“疑难问题”，说：“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久？”傅斯年赞成“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封建社会的灭亡，始于战国时期。此后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中指出，秦朝以后，中国由封建时代进入郡县时代。黄仁宇则把秦汉以后称为帝国时代，秦汉是第一帝国，唐宋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至于您问题的后半部分，即达到“高潮”云云，是确有所据的。我的新著《晚明大变局》就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不妨请看原著。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晚明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剧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化开端于晚明。人们常说晚清大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如果没有晚明大变局，也就不会有晚清大变局。

Richard May：樊老师您好。我从一些相关书籍中看到，明朝似乎是忽然倒下的，有人认为明朝的覆灭是因为其货币政策，请问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樊树志：明朝1368年建立，1644年灭亡，持续了两百多年，和其他王朝相比，并不算短命，谈不上“忽然倒下”。一个王朝的灭亡，是各种负面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

历史学家认为明朝的灭亡的动因可以追溯至万历年间，清朝官修《明史》就是一例，它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神宗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功过参半。他参与缔造堪称整个明朝最为富庶的万历王朝，又亲手毁掉了它。他临朝初期，对内阁首辅张居正信赖有加，两人默契配合，联手推行新政，成绩斐然。为了报复张居正“威权震主”，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使得新政逐渐化为乌有。由此引发政坛门户派系之争，给继承者留下了难以摆脱的政治后遗症。他并非庸主，而是颇有英才之气的帝王，前半生励精图治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致命伤是“酒色财气”四字，导致或半生一错再错。他沉迷于酒色，青年时代就疾病缠身。他尚气使性，刚愎自用，使得臣下心灰意冷，离心离德。贪财秉性驱使他醉心于聚敛财富，把最为富庶的万历朝搞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所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叹，大概是由此而发的吧！

正如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所说：“熹宗（即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即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您说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其货币政策”，似乎缺乏说服力。明朝后期由于开放海禁，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商船纷至沓来，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等价廉物美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地，巨额白银货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有力地支撑着银本位货币政策。一直到明朝灭亡，始终没有出现货币危机。明朝的灭亡，另有原因。

3187082662：对历史上的变法向来是褒贬不一的，如王安石变法。请问张居正改革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樊树志：变法也就是改革，或者说革故鼎新，总的说来，历史学家对此大体是肯定的，因为它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所谓“褒贬不一”云云，要作具体分析。

一种情况是，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与反改革成为生死较量。例如：吴起变法使得楚国迅速强盛，由于损害了旧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猛烈反对，攻击吴起是“祸人”，攻击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是“逆天道”，一时间反对变法的舆论甚嚣尘上。楚悼王一死，反对派发动叛乱，吴起被肢解而死。

另一种情况是，改革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具体措施有些不符合实际，显得利弊参半。例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由县政府在青黄不接时贷款（或粮食）给农民，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归还。出发点是企图以政府借贷来抵制民间高利贷，由于措施过于简单化，采取强制摊派的方法，对于不想借贷的农户而言，无形中多了一种变相的税负。王安石变法的其他措施，大多利弊参半，争议纷纭。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与司马光的“元祐更化”，历史学家确实褒贬不一。如果说司马光是一个保守的现实主义者，那么王安石便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把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具体表现为《周礼》）作为追求的目标，因此后世的评价是变幻不定的。

张居正改革与王安石变法有相似之处，都秉持“三不足”思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值得赞扬。倘若连“三不足”都不敢坚持，遑论革故鼎新！他推行的“考成法”，致力于整顿吏治，改变颓靡之风，“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励，莫敢有偷心”。他本着“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惩贪污以足民”与“理逋负以足国”两手并举，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使得连续几十年的财政赤字消失，国库年年有盈余，使万历一朝成为最为富庶的时代。

不用否认，张居正改革在当时就争议不断，批评得最集中的，就是过于操切，急于求成。非议最多的还是下令捣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未免矫枉过正。这种钳制舆论的做法，引起士大夫与读书人的普遍反感。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改革的具体举措并非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