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从法国的城市化之中，中国能学到啥：一次工作坊综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与法国战后的城市化逻辑相合：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配合；而中国1998年以后，人口大量向城市迁徙、城市扩张、产业转型、街区变革以及治理方式变化，这些演变也与法国战后的城市化相似。当下，中国已全面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我们或许可以从有相似城市发展与治理逻辑的他国吸取经验教训，并借鉴其多学科平等协同的城市研究，寻求思路，让城镇化真正以人为本。

对上述问题，中国社会学界也一直留意。经过一年多准备，2015年10月19日-26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央民族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承办，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共同协办的“2015年城市社会学前沿研究暨中法城市研究工作坊”在北京召开。工作坊围绕中法城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展开报告与对话。

法国在战后经历了“光辉30年”的繁荣期（1945-1975），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移民涌入大城市。城市扩张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研究的发展，这时期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公共政策等新兴学科发展，促进了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潮流。讲述者权力、非线性叙事、回到历史维度等不同研究视角受到重视，与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议题及其研究取向的多元化有些相似。

二战后的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强调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出现的问题，同时，功能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中。在这两个背景下，费尔南•布罗代尔与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以及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人站在同一阵营，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的前身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第六学部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与对话。随着社会学的阿兰•图海纳以及布尔迪厄于1963年的加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跨学科潮流，最终这批中青年学者于1975年宣布自治，把原来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学部独立成为现在的社会科学高研院。

自1970年代以来，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城市研究就遵循了这一传统，但脱离应用、但研究范式指向实证，试图在哲学和社会哲学层面找到城市的逻辑，以及城市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问题。具体来说是从现实问题出发，由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同时介入，带来上溯历史、下探日常生活的全景式研究体系，从而探讨城市的本质。这一传统对中国城市社会学当下的议题，即如何从只强调应用的语境中走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空间、话语和权力，更精确地说，如何面对1998-2008年快速城市化进程创造出的城市形态带来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视角。

工作坊议程

此次工作坊邀请了两位法国主讲教授，一位是高研院历史研究中心的伊莎贝拉•巴库什（Isabelle Backouche）教授，另一位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研院-巴黎高师的莫里斯•哈尔布瓦赫中心的克里斯蒂安•托巴洛夫（Christian Topalov）教授。他们分别从城市史和城市社会学中选出8个研究主题与中国的学者学生们进行交流。

巴库什师承高研院已故教授贝尔纳•勒珀蒂（Bernard Lepetit），后者作为历史学年鉴学派第四代传人，是法国城市史领域的开拓人物，在城市网络的组织、城市创新传播等领域颇有建树，尤其是在“现代城市”的史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其英年早逝之后，几位学生继承该范式的研究。其中，巴库什重点开展了对巴黎城市史、塞纳河整治史、法国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以及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她还同时以学术委员的身份担任了法国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组织的专家论证评审工作。

托巴洛夫师承阿兰•图海纳，是图海纳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后者的行动社会学已为国内所知。托巴洛夫走了与图海纳不同的路线，其强调重新回到芝加哥社会学派提出的议题和方法论，再塑法国城市社会学的学术脉络。他曾先后担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城市社会学中心主任和学术委员，研究领域主要为城市社会学思想史、房地产开发商、城市街区、工人阶级的城市观、失业理论等。

两位法国教授分别做了4个主题报告，包括：巴库什的《奥斯曼与巴黎：城市模式的诞生》、《从脏乱差岛状住宅群走向城市更新的保护区创新》、《文化遗产与城市生产：18-20世纪文化遗产的建构》和《再造巴黎与扩大巴黎（1940-1970）》；托巴洛夫的《从花园城市走向大住宅：巴黎市郊公租房改革》、《1950年代的城市更新与传统工人街区》、《城市、话语与权力：国际研究项目的经验》和《法国城市社会学30年》。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潘允康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张丽研究员与法国两位教授进行了主题对话。潘允康教授重点讨论了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发展战略问题，张丽教授则介绍了近十年的中国世界城市史研究。此外，其它中青年学者分别围绕诸如文化动力、社区营造、城镇化变迁等不同议题，以20余个主题报告，对城市空间与治理、城市社会与治理等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以及中法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两位法国学者为工作坊所做的研究报告，内容覆盖了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法国自现代城市诞生以来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涵盖了城市模式、文化遗产以及社会平等等不同的城市议题。

巴库什把法国现代城市的模式归结于巴黎的城市整治。她认为巴黎城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奥斯曼化”（Haussmannisation）的典型特征（挑战旧城市肌理、并对建筑进行更新）在奥斯曼之前就已开始了。奥斯曼是创新者，但并非如其自传和后来者描述的那样，是集所有现代城市的革新于一身。巴库什对奥斯曼的智囊团队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奥斯曼时代变革中人的因素，并把巴黎在20世纪以及21世纪的城市整治的变革，归因于奥斯曼留下的思想遗产。

托巴洛夫把后奥斯曼时代巴黎地区的城市整治和20世纪初城市规划学科从美国传入法国并兴起的背景融合起来。他以20世纪初从罗马大奖脱颖而出的年轻新锐建筑师不甘于以设计豪宅和大型建筑作为使命并跳出其中，作为城市规划师职业兴起的标志，这些新型规划师是把自己作为“规划师”而不是以奥斯曼时期的“工程师”作为职业认同的。

托巴洛夫以设计了巴黎歌剧院的托尼•卡尼尔（Tony Garnier ）实验的“工业城”为例，分析了法国最初的城市规划，并以巴黎城墙的拆除和改造的历史为例，分析了规划师如何参与巴黎城郊整治。他把巴黎社会住宅的起源归于1930年代萧条时期的“花园城市”规划，并研究了其向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社会住宅计划——“大住宅”（Grand ensemble，即作为城市形态的公租房）转变的过程。当时在郊区兴建的大住宅，类似中国的公租房，最初是提供给中低收入者（含普通公务员）。1960年代，法国政府提出给有稳定收入的中等收入者提供住房贷款、鼓励购房的政策，让这个阶层的人离开了大住宅。此外，1960年代对北非移民设立的家庭团聚计划，使得大住宅从多阶层融合的街区变成了单一的移民社区。再加上之后巴黎地区去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使得这些街区的移民和其家庭无法实现更新，并为今日郊区暴力问题留下伏笔。

奥斯曼给巴黎留下的建筑遗产是岛状住宅群（îlots）。在19世纪留下的“形象工程”背后，即那些宽敞明亮整齐排列的奥斯曼建筑后面，还留着大量当时因整治而迁移于此的普通市民。在历次更新中，他们世世代代挤在狭小的建筑中生活。巴库什以其所工作的委员会执行的“保护区”（secteurs sauvegardés）制度，并以玛黑区16岛区建筑和周边街区在1940-1944年维希政府时期以及二战后戴高乐政府时期不同的整治策略为例，分析了城市整治中是如何尊重人和街区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维持城市活力的。

与类似“城中村”的脏乱差岛状住宅群一样，二战后的大都市，还有大量工人阶级街区。托巴洛夫以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和彼德•威摩特（Peter Willmott）1950年代研究伦敦东区工人街区小镇Bethnal Green的《伦敦东区的家庭和亲属关系》（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赫伯特J.甘斯（Herbert J. Gans）1960年代研究波士顿西区的《城市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亨利•科林（Henri Coing）受保罗•亨利•雄巴德劳维（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指导的研究巴黎工人阶级社区的博士论文《城市更新和社会变革》（Rénovation urbaine et changement social）为例，以知识考古的方法对三本著作对工人阶级街区展开的不同方式的研究进行讨论，提出了研究者的身份、话语对研究本身视角的作用，并提出了社会学家在工人阶级街区研究中的定位。

巴库什的报告也介绍了1940-1970年巴黎的城市扩张史。她以对巴黎战后建设和改造影响较大的四位人物：Jean Giraudoux、Léandre Vaillat、柯布西耶、Léon-Paul Fargue等人提出不同更新理念为讨论基础，分析了巴黎老城和市郊市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巴黎作为市镇和首都两种不同行政地位组织之间的冲突和功能。她还以岛状住宅群的改造为例，分析了不同的立法实践背后的首都治理模式。

巴库什的《文化遗产与城市生产：18-20世纪文化遗产的建构》以从法国大革命时期为避免革命群众的汪达尔主义（vandalisme）的保护行为出发，一直讲到20世纪末文化遗产保护如何通过法律和学术团体的介入得以更全面地推进，同时强调了雨果、弗朗索瓦•基佐、梅里美等一批当时的文化界名人如何在专制政权下对历史古迹保护发挥的巨大作用。她还介绍了法国在二战后如何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之间达致平衡，即把文化遗产和城市规划融合，创设了历史建筑周边500米（abords）保护制度，即围绕历史古迹方圆500米内的城市整治与更新需要考虑与文保建筑相一致的形态。

托巴洛夫的报告《城市、话语与权力：国际研究项目的经验》以他和不同国家的城市社会学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著作《城市语词的冒险》（L’Aventure des mots de la ville）为例，讨论了城市研究方法论的创新问题。在该研究中，不同国家的学者采用研究档案及各种文献资料、访谈等方式，对一些词在城市研究中的变革进行分析。比如以英国城市中square以及美国城市中plaza两个词的变化，发现词语的变革具有“区分－传播－失效”的周期，那些用来描述事实的术语总是暗含某种新生的秩序，城市词汇不仅用于指定、分类、定性对象并赋予它们含义，词汇对空间也具有象征性权力。

托巴洛夫在《法国城市社会学30年》中则分析了二战后法国城市社会学研究脉络、方法论的变迁，提出了以哈尔布瓦赫和列斐伏尔两种不同的城市研究传统展开的城市研究。左翼倾向的中青年学者开拓疆土，占据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地位。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保罗•亨利•雄巴德劳维（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雷蒙•勒德吕（Raymond Ledrut）、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是其中代表人物。勒德吕提出城市社会学应该研究组成了空间的各个单位相互团结协调的条件，为与城市规划的合作提出了相应的学科基础。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和空间理论直接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产生了直接影响。卡斯特尔则回到劳动社会学，反思了城市社会学当时出现的以政治与资本结合的生产取向而不是市民取向。

托巴罗夫认为，从Chris Pickvance于1976年出版的论文集开始，学界把这批学者归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学学派。在1980年代这批知识分子部分成员突遭变故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法国开始衰落，城市议题被政客、城市规划师掌握。直到2012年左右，出现了城市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复苏，这是法国本世纪初出现郊区问题后，公众和社会学家把焦点重新关注到郊区后出现的新议程带来的结果。旧的空间演绎出的新议题，形成了一批学者的经典研究著作。托巴洛夫认为法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生产的使命已经结束，转向对被排斥的空间，特别是城市族群聚居区、非人性化的建筑、城市边缘，以及被社会所排斥群体的关注。以芝加哥学派式的小而精、小而美的人文取向的研究成为法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借鉴意义

此次工作坊是寻找中法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话与合作的初步尝试，以期为中国的城市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主要带来以下几点借鉴意义。

技术主义要服从人文主义。在两位学者的城市研究中，都强调事实本身，即让研究对象自己说话，把所有数字、档案、文件和人等研究对象，作为统一的整体来对待。同时借助了各种方法，比如托巴洛夫主持的《城市语词的冒险》研究，就借助了语言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方法，从语言学的词语表征入手研究城市社会的变迁。他们并不排斥定量方法，但强调技术主义要服从人文主义。

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城市研究应用性强，从法国城市社会学在1970-80年代和政治与城市规划的紧密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和应用领域合作，但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出发的城市研究仍恪守学术本义，且通过学术刊物及各种专业委员会维护自身的独立。

从人的角度研究城市。类似于美国战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法国的城市研究在1970年代分道扬镳，一派走向城市规划等应用领域，一派仍停留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无论哪派，都强调人的尺度，在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以及其它涉及城市的工程师学院，仍开设大量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课程，由倡导人的尺度和人文主义的教授和讲师担任相关讲席，有效地避免了工程专业在应用的过程中走向技术主义。

跨学科合作和学术视角的多样性。法国城市研究的方法论已经走向多学科交互的层次。以巴库什和托巴洛夫为例，两人属于法国城市研究顶级学术刊物《genèse》的创始人团队，该杂志聚集了法国尤其是巴黎各个大学、学院以及研究机构中倡导跨学科城市研究的教授和团队，尤其是城市史、城市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等学科的交互较深，已经合作完成了多项基础研究。

（陈振铎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教师，研究领域为中国新安江水库移民、中欧穆斯林移民、城市街区。良警宇系中央民族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原标题为《他山之“实”：2015年中法城市研究工作坊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