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新局｜社会构造四大关键词重新定义中国转型期外交

【编者按】

“外交学人”栏目近日起刊出一组王逸舟教授的文章，这些文章节选自王逸舟最新著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一书。该书是“创造性介入”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另两部是《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其中心论点是：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需要国内合适的氛围与条件，那就是与全球进步时代相适应、相一致的深刻社会转型，需要外交体制机制自身的反省与改进。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分析了“现代社会”范畴之后，再来看看中国社会的现实构造，这是转型期外交的社会基础。

1.超大社会

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其超大的规模和差距悬殊的内部发展水平。它有很多值得讨论之处，这里仅就对外关系角度谈几点。

中国大多数省份都相当于国外中等国家的规模。中国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亚于外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加上国内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西部边远区域、与国外冲突热点相邻这一事实，经济巨大差别的存在使得中央政府的治理努力异常艰难。

外人更多看到中国成长迅猛、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看到“北上广深”等城市日新月异的风貌，却很少了解中国国内“三个世界”的现状，很少懂得这种差距对于执政者的压力。

超大社会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是均质、无缝的界面，而是阶梯式推进、速度质量不等的复式图景。它对于国家外交和战略设计，有着非常复杂、一言难尽的影响。

看清历史的走势，懂得不同时代的符号，制订政策时趋利避害、让各方满意，在一个人口总量比美国大四倍多、比俄罗斯大近十倍、比通常的中等强国大二十倍的国家，真是不简单！

放长眼量看历史，对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要有耐心、有智慧，有前进的勇气。

2.红色社会

与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大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用人们熟悉的说法，是一个“红色国家”。然而，在我看来，今天的“红”与昔日的“红”又有区别，它是“中”（中国历史文化）、“西”（西方近代影响）、“马”（马克思列宁主义）三种色调的融合。

众所周知，在中国，党的方针是外交决策的依据。“四项基本原则”，是制约中国社会的大前提，也是中国外交的指针。

传统政治话语里混杂看似矛盾的许多说法，譬如说除经济、贸易、技术的需要不得不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协调合作之外，还应支持广大发展中世界抗击美国和西方霸权。

就程序讲，外交政策运作的机构，主要有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简称“中央外办”）和外交部。中央外办直接隶属最高领导层，并非外交部的上级，但它在中南海最高领导身边办公的事实，使其具有“上传下达”的特殊地位。

党中央外办与外交部之间，加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负责党际交往）和中宣部（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和对外宣传的大口径），存在着一般人不易搞清的复杂关系。这种红色印记随处可见，提示着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独特性质。

不过，中国社会今日的“红色”，又不是毛泽东时代那种“红”，而是融合了国史“金黄”及西方“蓝色”的复合色彩。

首先，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党，也有别于今日朝鲜的劳动党。继续执掌政治大舵的同时，中共降低了意识形态的调门和重要性，强调“问题解决”和“实践本位”，与时俱进地改变自身面貌——从早期的“革命先锋队”，演化成后来的“三个代表”，再发展到今天“中国梦”的倡导者。

其次，中国社会及其外交同时继承了自身古老历史的某些基因。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器物层面的四大发明、精细的农耕方式、独特的兵书和医学及天文理论等，为今人所称道和自豪。深厚的历史文明血脉造就了深植的大国心理。仅就外交讲，它带来了两重结果：让中国人为伟大祖国自豪、愿意看到它的独特性，也可能使产生自大情绪、对外界的批评不敏感。

不管怎么说，中国本土的东西，对于引进的马列主义，有吸收有利用、也有改造和扬弃。与原来的马列学说对照，当下的中国版本，少了一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犀利、多了一分对传统中庸之道的诠释。

再次，现代西方文明的落地生根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从近代攻陷长城，到民国的长驱直入，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吸收消化，西方的各种思潮接踵而至，成为中国社会的某种“新常态”。其中既有不合中国国情的低档货甚至垃圾，也有建构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要件。

今天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人那里，西方文化大有市场（如美剧和日韩消费模式）；在中国学界，美式话语占据了有利位置；在中国政府体制和法规里有大量借鉴欧美的成分；在外交实践中，西方缔造的联合国体系、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在全球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功能；“自由”、“民主”、“人权”、“反恐”、“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最早由西方思想家或政府提出的命题，占据了国际首要议程并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认可。

对于“西方”，一般中国人有着又爱又恨的心理。这里特别须提到近代史留下的阴影。在中国人记忆里，1840年起始的百年，是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一段。在中国人脑海中留下耻辱难忘的印记。

学了近代史，就不难理解中国革命的起因和早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对于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来说，首要任务便是一扫旧时代留下的耻辱。独立自主观念在中国外交占有的位置是如此重要，中国百姓对于西方国家干涉方式是如此深恶痛绝，非一般大国所能比。

每当中外关系发生摩擦时，总有人说“八国联军又来了”，不大会思考中国自身原因或互动时的复杂情况。民族主义的起落当然不全取决于外交，但它将伴随中外关系的整个过程。在今天的中国，“受害者心结”和“弱国心态”，有所缓解但并未去根。

这一切增加了中国外交决策的复杂性和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难度——国家利益与政治意识形态有时一致有时不合，国际化的要求与民族自尊的想法时常碰撞，国家的霸道与王道像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不同态度的出现，有时表现了中国特有的多元与神奇，有时妨碍大国风范或战略制订所需的严谨。

在中国社会，“主旋律”之外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淡红”基调已经并将继续建立在重叠融合的不同底色之上，未来的转型只会让色泽光谱更加丰富。“红色中国”——如果继续使用这一概念的话——须有新的定义。

3.动感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动感十足的社会，在商业化信息化条件下，其活力和变动超出世界上任何国家。

“动”的表现之一，是工商业对于政治决策和外交方针的影响快速上升。曾受政治权力抑制的工商界影响和大众消费选择权，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浪潮的带动下，迅速转化为新的社会杠杆和影响力。纳税人意识、物权和法权等在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公民权利观，得到不断增强。不同寻常的权利意识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

工商业者对国家外交和国际形势十分关注，对自身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提出保障要求。外交工作与经济利益的联系日益密切。新时期不断扩大的外交领事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对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受到的不合理阻碍加以抨击。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总有企业和金融巨头的随同。

“经济外交”代表中国社会国内成长的向外延伸，经济利益和市场化也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

大众媒体的活跃和对更大自由的寻求，是今日中国社会的另一“动”像。通过各种媒介获取和了解信息，用它们加强自身能力和改善待遇，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方式。

中国的各大报纸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纸质传播物，中国的网民数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群体，中国家庭的手机和电脑保有量在新兴大国首屈一指。

就对外交的影响而言，过去人们普遍相信“外事无小事”。现在的局面大变：有些真正需要保密的消息或事件，常常由于外媒的透露而提前曝光，可能被乐于捕捉消息的网友传播；各种新媒体（如手机微信、家庭卫星装置、“翻墙”技术），很难受到官方控制；外交部门做了大量适应性调整，如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网上发布领事保护事项、外交官员在线回答网友提问等，仍无法避免各种指责。

经济快速的国际化、外向化，也表现出上述“动”态。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的最大特点，是它建立起跨国协调合作的投资和贸易方式，吸收多个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参加互补互惠的合作形态，更好利用人财物各种资源。到经济合作的一定阶段，地区一体化进程可能出现有助于增强共同军事安全和共同政治目标直至共同社会身份的各种“外溢”效果。中国发生的一切与此吻合。上世纪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亚洲金融危机，是促使中国经济加速国际化的标志性事件。

“开放”对于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作用，丝毫不亚于“改革”；它用各种安排及时间表，倒逼出适应性和制度变迁。中国人这方面的学习进展，是新兴大国中最神速的一个。

4.转型社会

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构架向现代形态转变，它成就巨大也矛盾多多，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新的进步也有新的危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答案一齐产生。

经验和理论都证明，市场化商业化的一定阶段，易加剧社会内部分化和裂变。

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也会带来始料不及的麻烦。中国经济相对笨重、社会粗放管理的特性，在对外交往上表现为国际化热情高但国际化水平不高、速度快却质量不理想、承诺多可落实不到位的种种问题。

中国社会的进步到了新的关口：它具备了现代的器物性外表，具有强劲的动力和潜能，但缺乏现代性要求的社会管理、自组织机制等。说到底，中国共产党和执政者，还在从历史长河中的革命战争、专政统治、阶级斗争那一段，朝着和平发展、依法治国的这一段艰难过渡。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