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人如何追寻“东西”的历史

什么是物质文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孙机先生去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堪称博物馆界的“大事”。孙机先生曾从沈从文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又从宿白先生研究汉唐文物，在文物研究领域堪称大家。书中后记谈到，全书是将作者各次讲座内容整理、编排，集成一书，使得文中内容轻松可读。

全书分为十章，从“衣食住行”到“科学技术”一应俱全，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重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博物馆人眼中的历史和一般读者心中的历史有一些差异。读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唐玄宗和李白、钱谦益与柳如是，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李白写诗所用的纸、唐玄宗梨园做戏所用的道具、钱谦益的拙政园和柳如是的书画同样也有各自的历史；而这些纸张、戏曲道具、园林和书画背后，还有更多的脉络——这些就叫“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听上去是个挺玄妙的术语，我们听惯了“非物质文化”（简称“非遗”），对“物质文化”反而有些陌生。其实这是一个来自考古学的术语。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文化则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比方说，一个热带居民学会利用动物毛皮制作御寒衣服，用泥土砌好厚厚的房子和土炕，下面生好火堆，就可以在寒冷地区生活。衣服、房子、土炕这些有形的部分，就叫“物质文化”（通俗地讲，就是“东西”）。而怎样做衣服、盖房子以及生火取暖的过程，叫做“非物质文化”，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文化。甲方请乙方做衣服，乙方帮甲方盖房子，甲方、乙方感情深厚，缔结婚姻纽带，繁衍后代，这种互动的过程就构成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历史。

我们所关注的历史记录往往充满英雄气概、激情浪漫；但做衣服、盖房子、种粮食、造工具……才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发生的事情。一个世纪之前的研究者多关心文字记录的“帝王将相”的历史，没兴趣也没能力关注“衣食住行”的历史，随着考古学的进展和博物馆的出现，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从“东西”的角度来重新省视历史。孙机先生的这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就是对这些平凡历史的一次出色研究实践。

话说回来，“东西”的历史就不如“人”的历史那么好研究。古人干了什么，“二十四史”说得还算详细，但物质的历史就不好说了。博物馆里陈列的都是许多年前人类活动留下的“东西”，有的出自墓葬，有的来自遗址，共同点是它们都比曾经的使用者更加“长寿”。人没了，东西还在。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还能看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但当时人是怎么用它们的，就完全不知道了，比如我们把好多东西都称作“礼器”——这等于是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让这些不会说话的物质文化“开口”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正因为不容易，才更显难得，体现出研究者的智慧和丰富积累。拿第一章的“农业与膳食”来说，虽然在“衣食住行”中排在第二位，但正如书中的排序一样，吃饭问题其实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的“家伙”就包括耒、耜这些最原始的农具，还有犁这类高级些的农具。考古发现许多石质、骨质的农具遗存，但是这些农具上可能只剩下石质的尖端部位，原先用于捆扎的绳子和木柄这些有机物都随着岁月风蚀了。那么这些农具的真实用法和安装方式就需要研究者上下搜求了。

首先，文献是少不了的，从甲骨文中找找有没有“犁”的原型，《国语》《论语》等文献爬梳一下最早提到犁的文字，比如“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等成了最早用牛拉犁的证据。这些文献方法我们都知道，因为历史学科也都在用，“故纸堆中”爬梳，说的就是这种功夫。但“物质文化”研究还有哪些独门技艺呢？

除了文献记载，第二个重要的工具来自图像，古代墓葬之所以有价值，大多数人都认为墓中随葬品都是“宝贝”。但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哪怕一座古墓被盗掘一空，如果剩下的墓室墙壁上还能留下未被毁坏的壁画，那么，这座古墓的价值至少就保留了一半以上。壁画大多记录了墓主人生前和死后想象的生活，源于当时日常生活场景。通过仔细比对，从这些图像中，就可以看到汉代时期用牛犁地的情景，从中复原当时农具的真实用法。这种方法就叫做“图像志”研究，是考古学和艺术史学科都经常用到的工具。此外，除了壁画，我在孙先生这本书中约略翻看了一下，还用到了（早期时代）地砖上的铭文，漆器彩绘、青铜器物图像铭文，以及（晚期时代）史上流传绘画作品、古书雕版插页等。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绘画作品的价值，固然在于从古至今流传之不易，以及出于名家手笔之罕见。但在考古研究者看来，画中一人一物、一屋一宇，哪怕一石一雀都是难得的研究材料，这些具体的事物组合或者反映了日常生活的细节，或者体现了绘画者内心的时空观、宇宙观，而通过具体图像重建物质文化的使用细节，也彻底避免了仅凭文字对物质遗存使用方式的不切实际的想象。

文献和图像志，是孙先生进行物质文化研究最常用的两种工具。全书十章内容的分析中，这两种工具始终得到了扎实应用，这也是具备博物馆背景的学者研究“物质文化”的最大优势。博物馆人常会自豪地表达，自己比起纯粹历史（文献）研究者略胜一筹的方面，是可以“接触到实物，我们可以‘上手’”，这种路径在孙先生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所谓“上手”很大程度上就通过独一无二的图像志分析呈现出来——因为相比其他研究者只能通过“肉眼”推敲已经发表的材料、推测日常生活的细节，博物馆研究者能更多借助显微镜、光谱仪以及扫描电镜等技术手段，使表面无奇的“物质遗存”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如何看到“隐形”的文化

说到更丰富的信息，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还有两种在孙先生的作品中出现较少的方法。第一种就是已经提到的成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的微观分析。比如在“文具、印刷、乐器”一章中，孙先生提到了当代研究者用“石脂、白矾、滑石粉、胡粉、牡蛎、盐、卤、醋等”物质还原“泥活字”制作的模拟试验，这代表了当代技术考古的最新进展。

其实，由于当代技术的发展，这项技术的反向运用也能给我们提供更多视角。一方面，光谱分析手段不但可以让我们分析出一种壁画、绘画作品中采用的颜料成分（这种技术在实践上能帮助我们辨别文物真伪），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对物质遗存的成分来辨明其产地。比如，我们通常认为的商周青铜器原料来自中原一带，但通过“铅同位素”考古技术可知，这些铜矿原料来自中国西南地区。这类研究不但开阔了我们对青铜器本身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也反过来帮助我们极大地拓宽了对古代中国文化、物质交流方面的认识。这种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分析成分以判断产地”，在国外相关领域中，它已经越来越多地超过文献和图像志研究，成为物质文化的主流。其原因就在于成分分析所依赖的科学手段，能提供文献和图像无可替代的（时间和来源上的）准确性，同时，也将不同时空中的生产者、制作者、运输者以及使用者联系起来，为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全新维度。

第二种孙先生较少提到的方法是“民族考古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捕捉古人的物质生活，但是，所谓“难以捕捉”只是局部意义上的，许多发达地区找不到的传统工艺，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或民族地区仍可较好地保留。这种方法的好处，就在于使出土文物中失去“非物质”一面的“物质文化”得以复活。比如，在“纺织与服饰”一章中，孙先生提到了晋宁石寨山出土贮贝器上铜质人像呈现的“踞织”技术。其实，这种技术在海南黎族地区仍有使用，如果能引入对当代踞织机纺织技术的分析，将能更全面地考量古代纺织者的生产效率、生产原料，以及产品再分配等方面。

此外，“民族考古学”方法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帮助我们修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交通工具”一章中，作者提到了浙江鄞县出土铜钺上的“竞渡纹饰”，并以此批驳了“认为图中四个泛舟者头上戴的羽冠是‘原始的风帆’”的说法。孙先生的看法确是真知灼见，因为民族考古学也可证明，“古代猎头者头戴羽冠”的风俗，是环南中国海文化的普遍现象，在整个华南和东南亚都可找到。因此，民族考古学确实有助于我们对物质文化遗存作出准确判断。

怎样看得更远

通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孙机先生作为博物馆中的“物质文化”研究者，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不同于“历史文献”路径的古代中国。他用图像志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对古代文献中的物质生活作出了全面的叙述，描绘一种更真实也更“接地气”的古代生活。也让我们对古代中国的物质成就，有了非常细腻和直观的认识。当然，如果吹毛求疵的话，在技术分析和民族考古学方面的糅合，或许会为我们呈现更丰富的文化维度。

记得几年以前，大英博物馆出版过一本《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用一百件珍藏文物讲述世界历史故事。这同样是一本出色的“物质文化”研究作品，它用物质呈现脉络，用文物展现世界的思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站在一个全球化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物质文化”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着世界，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用中国的实践来回应世界。结合前辈提供的学术积淀，这或许是我们新一代物质文化研究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深入运用各种新技术、新思路，审视中国和世界古老联系的当代表征的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