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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新局|王逸舟:如何理解习大大“升级版大国外交”
【编者按】
外交学人l栏目今起将刊出一组王逸舟教授的文章,这些文章节选自王逸舟最新著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一书。该书是“创造性介入”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另两部是《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其中心论点是: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需要国内合适的氛围与条件,那就是与全球进步时代相适应、相一致的深刻社会转型,需要外交体制机制自身的反省与改进。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今天中国富有特色的“大国外交”,本质上是邓小平外交的升级版。从习近平执政两年来的经历观察,“升级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全球抱负
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的实力,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有了新的全球抱负。最典型的事例,有“海洋强国”目标的提出和中国海上力量的迅速扩展,有中国登月计划的推进及整体航天事业的加速进步,有中国人对于南极事务的更大参与和在北极能源开发及科研方面的新兴趣,有对亚太经合组织未来互能互联“路线图”的规划;这些都属于全球性重要国家的“标配”,非一般中等强国或地区大国能力所备。
绝非偶然,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这两位代表性人物,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出生的。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崛起后一代中国政治精英的特点:屈辱近代史遗留的包袱较轻;改革开放后受教育和获得晋升;深知国际经济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直接规划和亲手布局中国在世界各地的重大项目;懂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压力;越来越熟悉全球大国俱乐部的规则与玩法。
他们不会、也不愿意颠覆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是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和维系人之一;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位置也不一样,习近平李克强的底气更足、站的位置也更高。中国现在是公认的全球大玩家。习近平、李克强现在不论到哪个国家、世界任何角落,他们心里有数,今日中国已是人均7000多美元GDP、总产值占到全球15%左右的世界大国。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新一代领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全球抱负的时刻。
2.新型大国关系
最能体现“升级版”含义的,是习近平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它的要点在于既不对抗、也不结盟,保证与各个重要方向重要国家之协调协作关系的同时,维护和扩大自身的自主性和影响力。这一概念在胡锦涛时期已提出,现在则有一些发展和创新。
首先,在中国崛起为公认世界第二重要国家的特殊局面下,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已站在全球角度、根据多边后果加以思索谋划。
其次,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加强了与另一世界大国俄罗斯的战略协商与合作,但在外界纷纷猜测中俄结盟的时候,却坚持把这一关系定位在“结伴不结盟”的方位。
再次是大力发展与世界各重要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战略伙伴关系。这里,既有与金砖国家越来越重要的机制性协商合作,又有同某些重要大国或战略枢纽位置国家的特殊安排。
在如何建设伙伴关系网络方面,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外交部门和智库有许多新设想、新提法、新举措,比如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战略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为战略方向,以政治互信、经济互赖、文化交融、社会互动和安全支撑为战略手段,通过双边关系的改善带动全球战略利益的拓展。这是所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突出侧面。
3.中国声音
与邓小平的刻意低调(“韬光养晦”)有所不同,习近平显示出在国际舞台大力发声和争夺话语权的强烈意愿。他和李克强总理一方面在国内反复要求政府外宣部门与传媒,要努力学会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出访机会,在国外大力宣扬中国的主张,塑造各种新的形象。不夸张地讲,最近两年习近平的新词汇,超过以往十年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场合提出的政治和外交概念之总和。
中国的块头太大,中国的发展太快,中国内部的情况太复杂,外部获得的不同信息太多,让人莫衷一是、真假难辨。目前得到一定传播的“中国声音”,主要是领导人的表态、官方的说法、外交的辞令,社会的多样性、民间的各种态度、普通人的声音,仍不太为外人所知。
技术上分析,在中文里看似高深的一些词汇,翻译成外文就不是那么回事,容易产生多义或歧义,这也导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概念往往得不到期待的呼应;举例来说,“中国梦”这个讲得特别多、引征率相当高的词汇,有时被译成“China Dream”,有时是“Chinese Dream”,外界解读起来相当不同,譬如有的把它当成仅仅国家层面的追求,有的视为全球华裔的愿景,总之跟国人的一般理解大相径庭。
4.东亚新秩序
在习近平外交布局画面中,中国周边地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例如,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中共高层召开了专门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第一次;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四字方针,把它作为对邻国工作的特殊要求;中国领导人还利用亚信峰会,提出了树立亚洲安全观、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协调本地区各国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等倡议;中国政府新近推出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等对外战略经济规划,也以周边地区为主要基石。我个人的解读,中国高层对周边外交方针的制订,主要有三点战略考量:
其一是扭转前几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给中国与邻国关系造成的被动不利局面。
其二是为中国引导建立的亚洲经贸和安全格局创造合适的氛围。
其三是保持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区域相对繁荣稳定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习近平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既能“硬的更硬”,亦可“软的更软”。举例来讲,中国一方面提出了“海洋强国”远景目标,大力发展海军和民事海上力量,敢与日本、菲律宾、越南及背后支持它们的美国较量,大力维护和扩展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主动向多数国家释放善意,更加积极地提供解决海洋争端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不到两年里,中国周边外交出台措施之多、涉及面之广,令人眼花缭乱,很短时间内扭转此前几年只是“撞击反射”的被动局面。二战结束后一直由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美日同盟)掌控的东亚旧秩序,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受到近几年冲击波的震撼,变得裂痕四出、摇摇欲坠。东亚新秩序的天平,正在向中国一方倾斜。
5.“一带一路”规划
习近平外交的亮点之一,是“一带一路”对外经贸规划。这个由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在2013年秋天对外宣告、最初以中国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为目标的合作倡议,得到出乎意料的热烈响应,地理范围扩大到中东、非洲、中东欧和亚太等地区,纳入的多半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人)和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到全球六成和近三成。
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大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中国在其初始股本1000亿美元中占有重要比重,目前已有中国、印度、印尼、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加入),以满足基础设施建造和相关投资信贷的需求。综合分析,这一规划具备多重战略意义:
首先,经济上,它可以使中国政府拥有的近5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和大量闲置过剩的制造业产能得到利用,缓解国内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的困难。从较长期看,它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服务业和高端技术的同时,把传统产业的一部分转移到目前急需它们的许多国家。
其次,政治上,中国大力推进的这个战略经贸规划,恰似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通过长远布局和战略投入,增强周边地区和友好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减少乃至化解原有的某些利益纠纷和心结,逐步确立中国作为世界角色和中心国家的地位。
往大的说,这是世界历史在21世纪前期长期再平衡过程的端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数百年后全球宏观政治经济的校正,是历史悠久、体量巨大的中国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新贡献的势头。无论尚存多少不成熟之处,也不管前进道路上会有什么曲折,“一带一路”应当这样评估。
6.“命运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习近平还说:“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类似讲话并不多见;我认为,它不止是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表明了对外界急剧升温的“中国威胁论”的批驳态度,而且从一个角度显现出中国新领导的大国道义感和责任意识。虽然目前很难说国际社会对此有多少了解,未来这种理念肯定会发生持续的作用。
7.统筹内外利益
今日中国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参与者和获益大国之一。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本世纪初“走出去”方针实施之后,中国巨人一日千里似迈向地球各个角落,海外利益越来越大、占GDP之比越来越高,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局势对于国内发展与稳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
正因如此,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强调,要注重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套规则,努力使它们之间不是摩擦对抗、而是协调对接。、
捉摸一下,这种思路对于中国外交和军事的下一步建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中国肯定将加大对海外利益的保护,对中国在全球的人财物安危予以更多预防性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重新审视国防和军事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政府必然依照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与既定目标,向周边和世界其它地区梯次转移富裕产能和实现产业对接;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大型企业,会越来越多在本部门本公司的议事日程和资源配置上考量外部因素。统筹内外利益的外交和安全学说,成为今天中国策论的主流。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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