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与汉之间·名与望③：以汉口之名

风有点大，话一出口就被吹走，好像天上的飞机漏了气。假如保持正常音量，此刻的对话就变成了一场默剧。我们面对面大声呼喊“啊？喂！”一个疯子撞见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疯子，瞎比划。

望向江面，江面正在沸腾，没有浪，无数破碎的褶皱不停振荡。

我们决定离开露台，换个地方。

2020年4月，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久违。武汉“解封”不到一周，我约在青山江滩游心咖啡接受采访。走的时候，在临水护栏边，多看了两眼。新的一年，我还是第一次来到江边。

此刻的江面是一片怒海。大风天无雨，能见度尚可，正对北岸汉口堤角的失落之塔。没有阳光透射，上游二环线二七大桥清冷收敛，下游水面开阔，达到四五公里，天兴洲头托起三环线天兴洲大桥，逆流停泊，像是在前进，又像是在后退，洲在江中，身不由己。

如果是在1990年代初内环线长江二桥施工的时候，站在如今的游心咖啡这个位置（那时是一排重工码头），按当时地图，天兴洲头应当就在我正前方的江中，今昔两处位置相距约2公里。

青山游心咖啡附近的江边。  谌毅 图

相比鹦鹉洲、金沙洲、白沙洲，天兴洲的名字来得潦草许多，谐音“添新洲”，意为又多了一个新的洲，没什么特别的。这个面积与澳门相当的江心岛，坐落在北岸汉口谌家矶与南岸青山之间，三环线天兴洲长江大桥横卧洲头，洲尾托起了四环线青山长江大桥，尾端正对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洲身长13公里，宽约2公里，是长江流出武汉市主城区的地方。

还是要在一个晴天。日落时分，从架在昔日矿渣坑里的青山引桥，驶上天兴洲大桥，脚下是呼啸的京广高铁，桥面上驱车逆光而行，看不见对岸未来要建成三镇后“第四镇”、矢志“世界一流”的长江新城，远处汉口谌家矶背后金光闪烁，一条河带蜿蜒绕过谌家矶注入长江，这就是滠水与《水经注》中的涢水（今名府河）共用的新河口（1970年代开掘）。新河口上游，是府河的另一入江口朱家河口，对着天兴洲头；下游对着天兴洲尾巴的则是黄陂沙口，古汉水曾与涢水、滠水共用的一处入江口（已淤平）；三处江口紧邻。多年前，父亲曾在朱家河大桥、新河大桥工作，那时我并不知道，桥下淌过的河流与汉口的诞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天兴洲北面的沙口，只是15世纪后期汉水改道后众多淤塞消失的古江口之一。天兴洲尾尖指向的阳逻港下首，还有先秦时代汉水并流倒水入江的龙口。历史上汉水入江口变幻莫测，历代各口多数在当下武汉一带，或者毋宁说，“汉水入江”的迁变深刻塑造了今天的武汉尤其北岸。汉口，顾名思义就是“汉水入江口”，作为汉水旧江口的沙口一带，正好在今天汉口主城区东北边缘地带，当地人也曾骄傲自称“小汉口”。

“汉口”何其多，算上差不多一个意思的“夏口”，那就更多了。

天兴洲 资料图

 1898年，张之洞把今汉口从汉阳县独立出来，从汉阳县治下的一个镇升格为与汉阳县同级并立，改称“夏口厅”，而不是“汉口厅”。辛亥革命时，北洋清军与革命军在汉口、汉阳激战，史称“阳夏战争”。可见，清末“夏口”就是汉口，“夏”似乎就是“汉”。

在晚清设立夏口厅之前，武汉至少还存在过两个夏口。一个是三国孙权在蛇山北麓建立的夏口城，今天武汉市武昌部分的发端。另一个则是夏口城对岸龟山南麓一带夏水（古汉水）入江口，夏口城得名于其正对夏口。

对武汉之间来说，夏水可以等同于汉水。古夏水原本是历史上汉水的一条支流（今不存），它从今荆州市东南江陵县长江分流东出，在仙桃汇入汉江，即《水经》所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夏水也就是先秦民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里的“沧浪水”。三国时古人把夏水认作主脉，就把夏水汇入后的汉水下游称作夏水，“夏口”就是“汉口”的古早表达。

“汉口”提法最早出现在唐人所著《南史》中，南朝梁武帝萧衍称帝前“筑汉口城以守鲁山”，鲁山即汉阳龟山，这里的“汉口城”应在龟山或邻近。《大明一统志》载，“汉口在大别山北”，大别山也是汉阳龟山，这个“汉口”也跟今天一样在龟山以北。元末以后，武昌城外鹦鹉洲-南市没落，部分商人跑到武昌鲇鱼套对岸汉阳城南门外另起炉灶，后来发展成新的“南市”，这一带被时人称为“汉口”或“夏口”。

以上，“汉口”乃至与“汉口”紧密关联的“夏口”，它们所对应的具体地点比鹦鹉洲、白沙洲还要飘忽不定、百变多端。如果说这些“汉口”“夏口”有什么相同之处，那就是当时它们都在某处汉水入江口边（或如夏口城正对入江口）。

汉口江滩近长江二桥处，芦花与雾霾。  谌毅 图

萧衍汉口城渺不可考。三国夏口在汉阳龟山南麓，今大桥引桥下莲花湖一带当时应有汉水入江口。《大明一统志》成书于汉水改道前不久，书中“汉口”在龟山北，说明汉水改道前龟山北就有入江口，只是并非主口。元明汉阳城南市“汉口”，毗邻汉水夹河口（约今拦江路江边），即15世纪改道前汉水诸口中比较稳定、公认度比较高的一个江口，改道后也续流很久。汉阳城在该“汉口”以北，山南水北为阳，所以叫“汉阳”。

15世纪后期汉水改道后一段时间内，“汉口”指龟山北今龙王庙入江口南北两岸，而且更偏重南岸即今汉阳南岸嘴一带。其实，在明末清初的人看来，从“新汉口”龙王庙、南岸嘴两岸再到汉阳南门外的“老汉口”，都是汉口，这一条狭带半包围了汉阳城东北、正东、东南和龟山，有新老两个入江口，街市堤桥码头相接，滨江滨汉，还有东月湖（后淤成汉阳兵工厂地界）、莲花湖凑热闹，所有水体都既连汉水又连长江，所有陆地都似岛似半岛。直到清康熙年汉口巡检司迁到汉正街，“汉口”才限于专指今天的汉水入江口北岸。

汉水如果有神，祂一定是在孜孜寻求这个终极的“汉口”。

15世纪后期汉水自己裁弯取直，结束漫流纷绪，众口归一，仿佛是“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那么，“事就这样成了”吗？

今天的汉口，以汉江口龙王庙为扇心，沿着汉水-长江连续岸线铺展成扇面区域，带硚口、江汉、江岸三区，蔚然大观。汉口的气场，随两江交汇点渐远渐弱，远超江汉关钟声所达。

然而，诞生之初，汉口的自然根基与鹦鹉洲、白沙洲乃至武汉之间所有沙洲，并无本质区别。

改道后汉水是从汉口腹地退出了，身后留下湖港洼地，每逢涨水季节，这些地方就会成为汉水、涢水两大水系自由进出的停车场、后花园，以至于始终有一个汉口人自己都说不清具体范围的无处不在的“后湖”，意思就是汉口后面全是湖——“上下”之外，“前后”是另一对汉口方位范畴——后头全是湖，前头全是江，飘飘何所似，江汉一沙洲，这就是汉口起手的牌面了。没有堤防，一到夏天全泡汤，难以定居，以至于从15世纪后期改道到1525年官方着手统计，汉口民户一共才809户。

汉口历史文化展示中心。人民视觉 资料图

此后盐、漕兴起，“上岸”即汉水岸线码头林立。至1635年，即明亡前十年，筑袁公堤挡住后湖，街市才有了保障，堤外玉带河成为汉口身后的运河，连通江汉。到1817年，汉口人口过12万，商贸兴旺，与苏州、佛山、北京并称天下四聚。此时距汉水改道汉口诞生已过去了三百多年，慢不要紧，重要的是，尽管一直受到洪水威胁，汉口仍然稳定三百年不沉没不淤塞不崩陷，单凭这一点就战胜了武汉历史上所有盛极一时的沙洲。

名列天下四聚的汉口依然是脆弱渺小的，这一点，哪怕是对开埠前汉口评价极高的美国学者罗威廉（据他综合研判19世纪大部分时候汉口实际人口过百万）也是承认的：

“在一位艺术家绘于1818年的江汉会合处的图画上，汉口被画成好像只是一条沙带，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有关汉口的地表形态的这种描绘有怎样程度的夸张，但它在经验上无疑是正确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

汉口只是被水环绕的“一条沙带”，这是汉口在19世纪多件不同作者的绘画、地图中一致的形象，换而言之，是时人共识、共有认知，吻合当时实际情况。在1864年汉口城堡建成之前，汉口这条“沙带”的范围在北面的袁公堤（今长堤街）到南面的汉水、长江之间，堤离汉水、长江岸线距离，上段硚口沿河段为三百到五百米，接近汉水入江处最宽，也仅一公里，下段终点王家巷江边，此地到江河交汇点距离也只五百米，堤街全长约四公里。1864年汉口城堡往袁公堤外扩张，城堡全长也不超过六公里，城区由袁公堤向外推进两百米左右。所以，在19世纪诸版地图、绘画上，汉口被画成一列码头、一条沙带是没问题的，那时面江背湖的汉口实际上就是一条进深几百米的狭长岛屿或沙洲。

19世纪中叶的天空下，如果说港口与市场是可以促使一座远东城市崛起于即将来临的近代全球化世界的竞争武器，那么稳步兴聚三百年的汉口看上去就是足以承载这一切的大船，即便它还是如此狭小局促，品秩低微。汉口已经成长为清帝国无可取代的内贸中心，具备一个前近代化文明所能发育出的成熟的商业传统与市民社会，这是一种无形的“准备”，尽管人们并未预知开埠通商的到来，以及那将意味着什么。

就在此时，另一个与汉口未来命运攸关的进程，正在长江浑浊洄漩的水面下潜行……

在变动不居的时空巨浪中，“汉口”始终是一个年轻的悬浮，汉口之名古老，落在今天这块地面上却不过五百余年，“汉口”从字面上就意味着“出路”，它的命运仍然是一叶扁舟，既已检票登船，无论浮沉，俱是风景。诚如清人吴鹤关所言：“今之汉口，非古之汉口。吾不虑夫千百年后，今之汉口又莫可知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