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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死,医生从患者那里学到更多|医师节口述实录
原创 全体的 偶尔治愈
提到医患关系,人们常会联想到不同的片段,温情的、抑或是冰冷的。
在 2021 年,中国的医生们殊为不易,Ta 们呈现了更多有力量的画面。在反复的疫情下,继续白衣逆行。无论是「陪伴」抗疫的张文宏,直言敢谏揭穿治疗黑幕的肿瘤科医生张煜,还是日前在郑州暴雨中,挺身而出冒死救人的年轻医生于逸飞和秦杰林,都让国人看到了这一职业群体除了医术,还有正直、无私甚至侠肝义胆的一面。
真诚对待患者,以患者为「师 」是他们的初心。「医疗工作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就是因为我们的成败不仅关系到病人的生死,而且牵涉众多复杂的层面。」
在第 4 个医师节来临之际,偶尔治愈邀请了 5 位不同岗位、不同年资的医生进行讲述。包括北京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发起人、儿童肿瘤医生周翾,眼科医生陶勇,纪录片《生门》主角之一、产科医生李家福,关注老年抑郁问题的老年科医生燕江陵,医学科普博主、生殖医学科医生方祺。
你会看到,那些看似懵懂的孩子、刚成家就接受骨髓移植的小伙、生死线上挣扎的待产妈妈、因迟暮而几欲自戕的老人、在术后病发症中徘徊的阿姨,是如何让「身经百战」的医生久久难忘,成为他们各自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堂课。
「不要低估孩子对死亡的接受程度」
口述档案
姓名:周翾
执业时间:26 年
职业: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主任医师,儿童舒缓治疗团队负责人,家庭式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发起人
患者情况:9 岁女孩,癌症终末期患者,今年春天入住「雏菊之家」
大家总会觉得,孩子对于死亡的认知比较差。前几天我看的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去世后,家人对孩子也是隐瞒。很多人觉得,这种隐瞒对孩子是一种莫大的善意。
其实对于我接触的多数临终孩子而言,这不是最好的选择。
今年五六月份,「雏菊之家」住进了一个9岁的女孩,已经到了癌症终末期。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是她和家人刚搬进来的时候,身形消瘦,脸色苍白,但还算安静。当时病情还没有进展到让她无法忍受的状态,虽然会有疼痛,但不去动,好像她还可以(忍受),包括进食和肢体的活动等等,都还行。
她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特别难受的时候,可能稍微跟爸爸妈妈发点脾气,但只要我们(医护人员)一到,她马上就安静下来。问诊时,她会很配合地回答。我们每次离开时,她无论多难受,都会睁开眼睛和我们说再见。
有天我和女孩的妈妈交流,她说,「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孩子说她的病情?」我提示她,孩子有没有释放出一些信号?
后来她回忆起有天孩子问她,「妈妈,你能不能像抱小宝宝一样,紧紧地抱着我?」
她询问原因,孩子说,「妈妈,我怕死了之后,你就不会像抱小宝宝一样紧紧地抱着我了,所以我希望现在你可以这样抱我。」她特别心疼,就使劲地抱着孩子。
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她一边说一边哭。我告诉她,这就是孩子在释放信号,孩子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不太好了,但她不会直接说,「我是不是要死了?」
图源:「雏菊之家」
虽然这个女孩只有 9 岁,但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是个很成熟、自主、需要别人尊重的孩子。有个细节。在她搬来的第一天,医护人员和社工都在房间里陪着,当时她准备换下自己的裤子,有个社工是男性,她看了一眼那个社工,然后就不动了。社工一看,赶快就出去了。
所以我想,她是一个很希望自己去控制事情的孩子。我和她的妈妈说,如果觉得自己能够说出来,可以和孩子谈一谈,「她可能想要一个答案」。我们也可以代她去和孩子谈。
她想了想,还是决定自己去谈。
当天晚上,这位母亲给我发了一段信息,说孩子已经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她很平静。「你说得对,她就是要一个答案。」
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女孩开始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她让家人回家取自己喜欢的毛绒玩具,她特别喜欢小熊,家人取来了好多毛绒熊仔,她就挑,「这两个后面要跟我一起走,其他的你们可以带回去。」
我没有想到,一个 9 岁的孩子可以这么冷静地去安排自己的后事。
之前也有孩子去做安排,但都是更大一些的孩子。有的会说爸爸妈妈别再吵架了;有的会让爸爸出去打打工,不要一直守在病床旁边,毕竟住院费用也挺贵的;还有孩子会选择,让谁在最后的时刻陪伴自己,他挑了一直和自己打游戏的志愿者,那个哥哥在他弥留之际,始终陪在一旁。
开始做临终关怀后的这几年,我见过的孩子中,这个女孩应该是安排得最完善的,把所有能交代的都交代好了。
她也会恐惧,自己到最后变得很痛苦。
有天早晨我去看她,她正在哭。妈妈说,她觉得自己无法吞咽了,开始还能吃东西,后来连水也咽不下去了,特别害怕。
我坐到女孩身边,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为什么我现在吃不下东西,也不能喝水了?」我能够体会到,一方面她很要强,不希望自己是这样一种状态;另一方面她很担心,后面自己会不会连喘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介绍了一些方法,鼓励她试一试,还说,「如果后面继续加重的话,周阿姨会有很好的方法,保证肯定不会让你难受,你就放心。」她听完这些,眼泪慢慢止住了。
后来她很快就到了那种完全不能吞咽的状态,特别痛苦。我们就和她的家人商量,要不要做临终镇静?
最后,她和妈妈共同决定用上镇静药物,她希望自己进入到一种睡眠状态。
中间挺神奇的,有天晚上输药的泵可能出了点问题,药量没有给那么多,她就醒了,和家人说了一夜的话。第二天早上,我们把泵调整好后,她又进入到睡眠状态。过了几天,她在特别安静的状态下离世了。
事后她的奶奶还说,那一晚的清醒好像是种天意,让她把所有想说的都说了。
图源:「雏菊之家」
女孩走了之后,她的家人觉得在「雏菊之家」的经历了无遗憾,时时刻刻让孩子处在有尊严的环境里,很多事情都遵从了她自己的意愿,也有机会和家人做最后的告别。
这个女孩给我很大感触,即便是年龄这么小的孩子,对死亡仍然是可以有认知的。
因此,不要低估孩子对死亡的接受程度。无论多小的孩子,都要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根据Ta的情况来做出更适合的选择。如果Ta的内心已经做好准备,想要了解真实的病情,我们做大人的就不要避讳。
「坚持科研的初心带来的快乐,
有时是延迟的」
口述档案
姓名:陶勇
执业时间:14 年
职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患者信息:29 岁的白血病患者,骨髓移植后检查眼底时,发现黄斑区有病变
10 年前,我接诊了一位来自东北的朝鲜族小伙子,姓朴,29 岁。陪同就诊的是他的妻子,当时两人新婚不久,在诊室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恩爱得不得了。
他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刚刚接受了骨髓移植。多次化疗让他的身体变得很差,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要在椅⼦上垫个软垫才能坐下。
陶勇医生在工作中
图源:受访者
骨髓移植的患者需要定期检查眼底。他的检查结果显示,在离黄斑很近的地方出现了病变。
黄斑又被称为「眼底的心脏」,是每个人视力最敏锐的地方。当时他的病情处于早期,有很⼤的不确定性。一种可能是,随着病情的发展,未来他的视力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失明;运气好的话,则会保持现状不会病发。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主动建议他在早期积极治疗,但这样有引祸上身的风险。因为⼀旦结果不好,很难说清楚是治疗引发的问题,还是他本来就会发展到这⼀步;二是等到他视力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时,再做治疗。这样我不需要承担风险,但到了晚期,患者的眼睛可能很难治愈。
这个选择对于当时的我,是很大的难题。那年,我已经成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还评上了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前途一片大好。而一次失败的治疗记录,会给我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我大可不必冒这样的风险。
是勇敢去尝试,还是待在自己的安全区?我犹豫了一整天,最终决定选择第一个方案。
当时,我已经开始做眼内液检测技术的研究,这项技术需要用一根非常细的针,扎进患者的眼球,抽取微量的眼内液,进行生物分析检测,在成千上万种病原体中做精准判别,以发现病因。
朴先生是最早应用这项技术的几位患者之一。幸运的是,我们成功地检测出,他的眼底是因为感染了巨细胞病毒,从而导致了视网膜炎。
明确了病因,治疗就不难了。我们在他的眼球内注射抗病毒针剂,使病变很快消退。后来,他和妻子开开心心地回了东北老家。
这次成功的尝试,给予了我新的价值感,更坚定了我走出舒适圈、开展原创性科研的决心。
陶勇医生在工作中
图源:受访者
这 10 年里,我和朴先生几乎没有联系。直到去年冬天,我突然在微信上收到⼀条视频,是一个胖子蹦极的画面,他从高台一跃而下,下面是广阔的大海。我正纳闷这是谁,就收到了朴先生的语音。
原来,当年瘦得皮包骨头的他,回老家后和妻子开了个朝鲜风味的餐馆,生意不错,每天剩下的外卖全进了他的肚子,很快便发福了。他们还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非常幸福。
时隔多年,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其实当年来看病时,他已经做好了跳楼的准备。因为治疗白血病已经给他的家庭造成了很重的经济负担,他不希望成为盲人,再拖累新婚妻子一辈子。
我的⼀次勇敢尝试,将⼀个「跳楼」的人,变成了「跳海」的人。
这让我意识到,坚持科研的初心带来的快乐,有时是延迟的。10 年前的我并不知道,当时的选择,会给朴先生的生活带来如此大的反转,但时间给了我们答案。
坚持初心带来的价值,也是可以传播的。这项检测技术已经在全国医院普及,而且还写进了医学院研究生的教材里,让更多患者免遭失明厄运;而朴先生也把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录制成了视频,这段视频在不少高校的巡讲中都播放过,帮助很多和我当年一样年轻的医学生们,坚定了从医的信心。
「之前在乡镇工作时,
我也很希望有人来指点自己」
口述档案
姓名:李家福
执业时间:38 年
职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主任,湖北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纪录片《生门》主角之一
患者信息:37 岁的高龄孕妇,来自农村,家境贫困,怀孕 37 周时被诊断出围产性心肌病,曾在县级医院遭遇误诊,贻误了治疗时机
我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医生。1983 - 1988 年,我在咸宁一个偏远山区的乡镇卫生院工作。那时候重症病人都不往县里转,一是交通不便,二是没有那么多钱。乡镇的医生说没办法,家属往往就认了。
后来我进了省城的医院,遇到农村来的病人,都会对他们很友好。我知道,他们来省城看个病不容易,本来就没什么钱,有的还很胆怯,担心自己讲不清楚,被医生吼一顿。
另一方面,基层的医生来这里进修,我也很用心,几乎都是亲自带教。因为之前在乡镇工作时,我也很希望有人来指点自己。
我常常会给他们讲这样一个病人的故事:
10 年前的一个周末,科室的年轻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来了一个 37 岁的患者,怀孕 37 周,感觉快要不行了。
她是农村人,一周以前去县里的妇幼保健院看病,主诉心慌、胸闷,不能平卧,持续至少有一两个星期了。医生给她查了血常规、尿常规和肝功能等等,发现肝酶比较高,加上病人的肝周也有点疼,就觉得是肝脏的问题,把她拉到住院部,开始针对肝脏进行治疗。
过了一周,她的情况越来越差,起初是不能平卧,后来坐着也觉得不舒服。她就要求转院,从县级医院转到市级医院。市级医院的医生一看,她嘴唇和手指末梢发绀,加上一些其他的征兆,怀疑是心脏的问题,就赶紧把她转到武汉来。
科室的年轻医生也说,这个病人主要问题不在肝脏,而在心脏。她的呼吸频率特别快,每分钟有 25 次左右(正常范围是 12 - 20 次),而且她侧卧的时候,颈外浅静脉怒张得特别明显,这表明病人可能有右心衰。
我赶过去一看,非常惊讶,病人的心衰差不多已经是终末期,她张着嘴,大口大口喘气,感觉要呼吸不过来了。
稍微有点经验的医生,一定知道这个病人正处于濒死的状态,要么是心脏病,要么是肺栓塞,绝对不会只用「肝酶升高」来解释。县里的医生怎么就没想到,这是一个快死掉的病人?哪怕不会看心脏病,给她及时转到上级医院也好。
术后查房时,李家福向患新冠肺炎的产妇了解情况
图源:受访者
我赶紧把病人放到 ICU,然后给彩超室的行政主任打电话。那时候的条件不像现在,随时都可以做心脏彩超,10 年前,周末想立刻做彩超,还是有点困难。我和他们主任说,「这个孕妇不能死亡」。
一做彩超,她左心室的内径是 6.5 厘米,女性的正常范围约为 3.5 - 5.0 厘米,几乎不会超过 5.5 厘米。这是我见过心脏最大的一次。
后来我们判断,这个病人是围产性心肌病引起的全心衰。经过会诊,决定马上给她做剖宫产手术,首先把妊娠的负荷卸掉。
她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见了孩子一面,两人就分离了。因为心脏的问题,她不能给孩子喂奶,孩子也不便频繁出入 ICU ,后来就被抱回老家了。
手术之后,她在 ICU 住了近一个月。我们为她想了很多办法来改善心脏,但她的心脏始终缩小不了,后来又出现附壁血栓。
遇到这样的病人,可以用 ECMO,看看能不能帮助 Ta 度过心衰的危险期。那时候我们医院已经有这个设备了,不过费用很高,一天要几万块钱。也可以做心脏移植,但费用也是个天文数字。
这个病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她所在的县,是我们湖北省最穷的几个县之一。
她的丈夫也是农村人,大概 40 岁了。他们是个再婚家庭,产妇是二婚,丈夫是头婚,就是因为穷,讨不到老婆,后来找到了她。婚后她也希望为新组建的家庭生育一个孩子,因此成为了高龄产妇。
她丈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我没钱了,我也想救她」。像这样的病人,我们会建议家属去找当地的民政部门、卫生部门申请一些资助,他们确实拿到了。县里的医院也赔了一部分钱,不然她住不了那么久的 ICU。
后面看到自己妻子一直没有好转,这个男人恳求的样子,就好像希望医生能施展一种魔法,不让她死去。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和他说,再治疗下去,意义也不是很大了。最后,他决定把妻子带回家。
我们往往会给这样的病人一个希望,和她说,「你这个病不是一两天就能好的,你就先回当地治疗,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孩子。」
其实出院之前,病人心里有数。在 ICU 住了这么长时间,情况越来越差,现在要转回当地,她也知道,家人可能是放弃了。
但病人自己不想放弃,她说,「我不想回去,我不相信那个地方,还是想在武汉治疗。」
在农村,女性一般还是听丈夫的。她也知道,政府的资助拿了,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在 ICU 住一个月,大概要花十几万,她也觉得没办法了,丈夫已经尽力了。
他们回去没有一个星期,病人就去世了。
我做了 30 多年的产科医生,每年都会遇到几个围产期心肌病的病人,她是唯一一个死亡的。
后来我们讨论,一方面,她的病情确实比较重,另一方面,她在县里的医院耽搁了 7 天时间,那里的医生只看到病人肝功能不好,没有评估背后的原因,而且病人的主诉是心慌、胸闷,却根本没有做心脏的检查。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那时候我大概 50 岁,算是从一个普通医生,成为了一个稍稍有点作为的医生。距离我从乡镇卫生院考出来,也过去20多年了,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依然存在,基层的医护人员依然需要更多的培训。
之后的 10 年,我总是把这个案例分享给进修医生和医学生,希望他们培养起正确的临床思维。我也用它来警示自己,要坚持深入临床,决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压倒老年抑郁患者的最后一根稻
草,在别人眼里往往是小事」
口述档案
姓名:燕江陵
执业时间:24 年
职业: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老年期精神障碍诊治专家
患者信息:陈俊(化名),77 岁,老年抑郁症患者,有尝试自杀行为,到燕江陵所在的回龙观医院老年科就诊
最近遇到的一个病人,让我感触很深。
他是一个 77 岁的老人,叫陈俊(化名),之前从干部岗位退了下来。最近三个月因为遭遇一系列事情,患上抑郁症,病情进展到已经有自杀的行为。
我们是几周前收治陈俊的,他的老伴和子女把他送到医院门诊。陈俊中等身材,当时就坐在轮椅上。他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眼神呆滞。
家属说,陈俊前一段时间性情大变,忽然决心「想死」,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好几天,想用绝食的方式结束生命。在老伴劝说下,他才勉强喝了些水。看到陈俊情况危险,家属赶忙把他送到医院来。
一开始,陈俊很抗拒诊疗。在门诊,不论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一言不发。后来开口说话,也是简短地蹦出一两个字,声音很小。好长一段时间过后,他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想死」。但当时我感觉,他的头脑很清晰,只是不愿意和人沟通交流。
我们给陈俊做风险评估,考虑到绝食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比较令人担忧,就做了紧急处置,给他输了液,后来还做了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和陈俊的家属聊过后,我才知道他陷进抑郁是因为近期发生的三件事情,后来他也亲口证实了。这三件事情是:老年站的伙伴们嫌弃他变得迟钝,腿脚不灵活了,不和他一个队参加比赛;老伴担心他摔倒,不让他骑自行车外出;他不会使用孩子送他的智能手机。
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让陈俊「很受伤」,感觉自己「没用」,失去了价值,因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想法,采取了绝食的行为。
陈俊这位病人之所以给我很深的触动,是因为他和其他常见的老年抑郁患者不太一样 —— 他并没有伴随任何躯体疾病,也没有遇到重大的生活变故,原先身体状况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在别人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短短三个月,使他得了抑郁症,甚至发展到尝试自杀的地步。
这引起我的深思。其实目前社会、家庭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关注是很不够的。比如说,近些年来儿童的抑郁症也呈高发趋势,但是相比之下,儿童得了抑郁症,全家人都很关心、紧张,老年人得抑郁症,却很少被家人及时注意到,一旦察觉到了,状况往往就比较严重,所以子女们也要主动学习一下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
而治疗像陈俊这样的病人,也总是能提醒我在和老年病人沟通时,要更有耐心引导他们倾诉,认真倾听并寻找导致他们痛苦的根源。
陈俊刚开始住院的时候很抗拒。说自己没病,嚷嚷着要回家。在病房里,我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沟通,给他解释疾病的原理,他目前不开心的原因,开导他疾病是可以治好的,希望他给我一两周的时间,先治疗看看,如果效果不理想他再出院也不迟。
最终陈俊同意了。对我而言,这也是病人给我的信任:他们配合治疗,而我的目标是尽我所能让他们恢复正常,重新回归生活。这也可以说是我职业成就感的来源。
住院接受治疗后,我能明显感觉到陈俊在一步步好转。从一开始表情呆滞、一言不发,到眼睛里有了神采,说话声音渐渐大了起来;从不愿意回答问题,再到主动和人交流,主动穿病号服,配合我们的检查。
有一次,我去查房,看到陈俊在和护工讨论窗外的银杏树,说银杏树结的果实叫「白果」。我就装作不知道,问他:「那白果和百香果是一回事吗?」他立马来了精神,打开话匣子,饶有兴致地向我解释。
其实这也是我希望给病人留下的印象。让他们知道,精神科医生并不像影视作品中那样,是古板严肃、态度淡漠的,而是温和耐心的,平易近人的。
燕江陵医生
图源:受访者
临床之中,接触了像陈俊这样的老年病人后,也让我对老年生活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我现在觉得,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人应该要做好迎接老年生活的准备。老年生活并不总是美好的,我们也要去接受一些不好的变化,比如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躯体疾病,遭遇丧亲事件等等。
只有用更开放的心态去对待死亡和疾病,人老了,才不会总是伤春悲秋,唉叹忧愁。其实,我也常常和我的病人们说,不要太操心子女的事情了,难得糊涂往往是最好的选择。
「哪怕手术并发症概率再低,
但对患者就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口述档案
姓名:方祺
执业时间:7 年
职业:南开大学附属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生殖医学科主治医师,医学科普博主(微博 ID 「医学手札」)
患者信息:马女士,约 50 岁,患子宫肌瘤后做了子宫切除术,术后出现了并发症——膀胱阴道瘘,因而来到方祺实习所在的泌尿外科就诊
那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儿了,我读研时,在当地医院泌尿外科实习。在那里,我遇到了马阿姨。
马阿姨早先因为长了一个巨大的子宫肌瘤,在另一个医院做手术,医生给出的判断是,基于她已经快 50 岁,生育过,且孩子已经很大了,建议摘除整个子宫。
她术后出现了并发症 —— 膀胱阴道瘘。虽然良性妇科疾病行子宫切除术后形成瘘的概率不到 1% ,可一旦发生,就只能鼓励患者积极面对。
为什么这么说?
膀胱阴道瘘是膀胱和阴道局部组织坏死,形成了异常解剖通道。膀胱里的尿液顺着这个通道从阴道流出,膀胱随时产生尿液,患者的阴道也随时会有尿液流出。
对于马阿姨来说,这给她的生活带了极大的不便。阴道不受控的漏尿让她没有办法出门。如果外出久一些,她的心里就很不踏实,而且整件事对她的自尊心也是极大的打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马阿姨转到我当时实习的医院。刚来时,她情绪非常低落,因为她和我妈妈差不多年纪,每天查房后,我都会去安慰几句,她对我也很亲切。
第一次,我们给她定的方案是,经阴道进行修补。临推进手术室前,她握着我的手说,其实她这一次手术比上一次做子宫肌瘤手术还紧张,因为上一次之后,出现了这样的并发症,对她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修补手术能不能成功,她心里是非常忐忑的。
术后留置尿管一段时间后拔了尿管,第一天,她的阴道没有尿液渗出来,马阿姨特别高兴,我们也很高兴。临近出院的一个早晨,阿姨突然哭了出来,我忙追问,她说,还是有尿流出来了,这说明瘘又出现了。
我们又做了第二次手术,经腹术式,得做一个开腹的手术。手术麻醉前,阿姨握住我的手,眼角有泪花。这一次手术开始很顺利,术后拔尿管,第一天、第二天都没有尿液渗出,我们以为能松一口气的时候。第三天,尿液又从阴道渗出了,手术还是不理想。
那一次,马阿姨哭了很久,我在值班室写着病历,听到楼道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哭声,心里也拧成了一团。
第三次手术,马阿姨整个人似乎都麻木了,对于我们的安慰和鼓励似乎也听不进去。术后一个月再次出现阴道漏尿,马阿姨拽着我的手一遍遍问我为什么?那些科普的官方语言我实在说不出口。
对于马阿姨这个年纪的女性,她已经进入围绝经期这样的年纪,在雌激素水平下降之后,阴道内壁的血供相比年轻时差很多,阴道壁的黏膜不同程度萎缩,创面愈合就会受到影响。
这件事给我职业生涯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大夫来说,我们潜意识希望这些结局都是尽善尽美,但很多时候,事情并非都会按照我们理想的结局去推进。
方祺医生(左一)在工作中
图源:受访者
此外,还有一个启示是,一些手术的并发症,可能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低,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但一旦发生,对于患者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因此,哪怕这个手术是再熟悉不过的,只要理论上会造成一些并发症,都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概率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患者身心俱损的痛苦过程。
当然,这并不是要苛求医生行医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一例手术并发症,但作为医生要做的是: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我已经全力以赴了。
现在,我在做一些手术,哪怕是睾丸穿刺取精这样很小的门诊手术,我都会提醒自己,包括穿刺的位点选择、术中的压迫止血等等,都不能着急,不能怕麻烦。譬如术中压迫的时间不够,就可能会出现术后的血肿等等,对患者来说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在我实习的时候,马阿姨的病情对我来说就像块石头一样,可能那时我刚进临床不久,她是我跟进的第一个病人,我的情绪代入会多一些,甚至我中途出科做实验都会感到压抑和烦躁。
后来因为出科做实验没有再跟进马阿姨的病情。大概过了半年,我回科里办事,碰巧又遇到她。马阿姨告诉我,瘘口已经愈合了,那一刻,我是真心为她高兴的。
后来我也反思了一下,作为医生来说,要有人文关怀,但我们也要学会从情绪中抽离出来。
你可以很感性地去理解一个病人,但也需要更理性地去看待整个事情。
譬如我现在在生殖科工作。来我们生殖科的患者,尤其是来做试管的患者,相当一大部分是相对偏高龄的女性,一些人快四十岁,甚至已经四十四五岁了,来做试管,成功率很低,因为可以取出的卵泡的数量非常有限,即使获卵,卵子的质量也相对年轻时差了许多。
很多时候,遇到这些病患,一些生殖中心就会直接拒绝她们,因为这会拉低他们中心的成功率,而成功率是生殖中心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需要每年上报国家卫健委。成功率对我们当然也很重要,但我们还是先会想办法做一些尝试,总要给患者一些未来的希望。
比如一个 42 岁的患者,她的卵巢功能已经处于衰竭状态,但某一个月还是能看到一两个卵泡的,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试一下。
但如果我们已经监测了许多个周期,已经不再有卵泡出现,那我们就会理性建议这位患者,换一个思路(譬如领养)。
患者可能一开始会很不理解,很激动。
对我们来说,在还有一线希望的时候,会一直都不放弃。但一段时间的监测窦卵泡和尝试取卵都失败后,我们就要摆事实讲道理,试着帮助患者按下那个暂停键。
撰文:陈怡含 潘闻博 苏惟楚
监制:李晨
首图来源: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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