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我的斯卡拉初体验

我用了半个世纪跑遍全球各大歌剧院，要为有遗漏找借口的话，必须说：这可是斯卡拉的错。这间歌剧院把自己弄得比哈顿园（译注：英国最大的钻石珠宝交易市场）的珠宝金库还难进。

在前电子邮件时代，如果你好不容易接通一个米兰的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一通机关枪似的意大利语，恐怕只有受过高度训练的多尼采蒂歌剧里的主要配角才能听懂。要是你撞大运接通媒体公关的电话，就会感受到能与拜罗伊特一拼的自大和排外。我用了好一阵子才开始理解斯卡拉公关的痛苦，他们对艺术痴情，却要调和艺术家的虚荣与民主的透明之间那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这是题外话。

回到雾霾时代的伦敦，我的歌剧处女听是在萨德勒·威尔斯剧院，19路公交车上总是欢乐洋溢，要是谁穿了皮草外套或是晚礼服上来都会被乘客笑掉大牙。老威尔斯剧院在中世纪是逗熊场，歌手们上台时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里人说的英语都带着女王式的精准。我看了两次《费加罗的婚礼》后才明白这是一出喜剧，威尔斯剧院是如此执着于英式朗诵，每出戏都让人感到踏踏实实的存在，它的后来者英国国家歌剧院也保持了这一特性。

科芬园皇家歌剧院从来没让我感到暖意。为了写书做研究，我在十年中去了很多次，还喜欢上了凯恩斯的想法：世界一流的歌剧院可以振兴英国经济。但让人喜欢不起来的是，那些金融才俊在幕间休息也能把剧院酒吧变成交易场所，而傲慢的董事们总是对花钱来看歌剧的人纡尊降贵。我在科芬园享受过精彩的演出，但却总觉得有点儿忍气吞声。

我去维也纳歌剧院时感觉它像被潜规则的小明星。虽然它并不是马勒统治过的那栋建筑（老剧院毁于1945年苏军轰炸），但气质仍在。洛林·马泽尔在1980年代初当过总监，他告诉我他用了马勒的房间。中午无人时，大厅里散发着蜂蜡和硫磺的臭味。员工食堂里做的是捷克菜。演出时常因缺乏排练陷入混乱，乐队首席得上前代替指挥，这种慵懒松弛的传统就连马勒的铁腕统治也无能为力。我曾经连着六晚在维也纳歌剧院看戏，却没能记住一个精彩瞬间。

但即便国家歌剧院让人失望，总还有人民歌剧院、维也纳河畔剧院、室内歌剧院，环形大道附近有一打边缘剧场会在阴暗地窖里出现。维也纳是我的第一个歌剧天堂。初恋总叫人难以忘怀。

布拉格是第二个。国家剧院和斯美塔那剧院之间有穿梭大巴，我在一周中囫囵吞了十一部马蒂奴的歌剧，以及几部德沃夏克。国家剧院是靠老百姓几块几十块的捐赠建造的，却在开幕前碰上火灾被烧毁。于是老百姓又捐了一座。世界上还有哪里人更看重歌剧？

此处省去歌剧院游记XX字……总之这些年来从圣彼得堡、旧金山、巴黎、博洛尼亚、赫尔辛基、纽约到特拉维夫，我没有错过任何一间大歌剧院，该去的都去了，该看的都看了。

只除了歌剧的母板——斯卡拉歌剧院。我错过了什么？一切。

今年夏天我正好去米兰附近，就给斯卡拉的新任新闻官写了封邮件，请他帮忙安排。斯卡拉自从里卡多·夏伊（他父亲卢恰诺·夏伊曾当过斯卡拉的音乐总监，里卡多小时候常去剧院玩耍）就任首席指挥起向全球敞开了怀抱，他们的新密码是：开放所有咏叹调。

亲爱的读者，我大概从童年第一次出门游玩起还没有这么兴奋过，所以不打算写音乐批评来毁掉那份记忆。相反，我要干点儿有用的事，给你们写一份斯卡拉剧院观剧指南。你该知道的第一件事是：演出前半小时整剧院才会开门，要是你来早了又在下雨，他们是不会让你进去的。人们一般都会穿上正装带着孩子去剧院，还有无数来看世博会的游客想凑热闹，但规矩得由米兰的中产阶级定。他们带头鼓掌，带头吹口哨告诉你如何表示不满。领座员不论男女都很讨人喜欢。有一个让我别买节目册，因为那都是意大利语的，我只要拿一张免费的演员表就好了。

剧院里除了节目册，什么也没有卖。让我再重复一遍：你不是去斯卡拉买东西的。

这包括幕间休息的饮料。除非你当场买票，不然排不进饮料吧的队。就算你已经有了票，恐怕休息那点时间也不够你排到吧台跟前点饮料。所以你应该做的是，告诉门卫你要出去抽根烟，然后出门右转狂奔两百米，那里有两家上好的冰激凌店，我亲眼看到某些行家在第二幕开始前吃掉了四种口味的冰激凌。

休息结束，入座以后，你正凝神屏息准备重新进入歌剧情节，突然紧张被台上的噪音打断了，工作人员在台上了换了半个小时的场景和道具。自威尔第的年代开始，这里的舞台管理还没有经历过现代化。这时你可以自拍或者跟邻座聊天，呼吸历史的空气。

最后是意料之中的戏剧性。据说有些首席女伶排练谢幕要比练习咏叹调还花功夫。亲吻地板是惯例。在第五次谢幕时，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举着手臂跑在走廊上，喊着“棒极了！棒极了”，活脱脱像从费里尼电影里走出来一样。

这一切，只有在斯卡拉才能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