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夫一妻制的原因

【编者按】

著名社会学专家郑也夫2015年新作《文明是副产品》从外婚制、农业、文字、纸张、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等这些人类早期的伟大发明，来思考人类文明的产生。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探讨一夫一妻制的部分。

进化论是迄今为止最具解释力的理论。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是适应与自然选择。适应性好，指的是个体生存和繁衍能力好，说到根本还是后者。唯其后代多，父母的品性才能被继承，于是有助于繁衍的品性将成为该物种的特征。而高级、进步观、线性进化，已被威廉斯和古尔德证明与“适应”不符，不是达尔文的思想。（威廉斯，1962；古尔德，1996）若接受上述，便不会为这一U字形现象困惑：一夫一妻制是鸟类，却非哺乳类的主流婚配方式，至哺乳类的一个分支灵长目中又有回升。反激进主义的政治家说，能抓耗子才是好猫；与之对偶的进化论思想便是：仔多方为好动物。而获取多仔的策略，取决于特定的身体结构恰当地与某种婚配方式结合。文明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教条在生物法则前是没有存身之地的。在偶然的变异中，一些新生的、微妙的体征会出现，若其有助于存活和繁衍，便会在物种中流行，并有可能渐次改变婚配方式。

“祖克曼（Solly Zuckerman）宣称，所有灵长类动物的唯一共性就是月经周期”，哈拉威引用此言后说：“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对人类和非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有效的比较。”（1991，29）笔者认为，与其说是“生活方式”，毋宁说是“婚配方式”。而后者可以深刻地影响前者则是不待言的。

多数哺乳类动物有发情期，每年一两次，它们的交配活动都在发情期实现。灵长目动物与同属于哺乳纲中的多数动物不同，在于排卵期不是每年一两个时段，而是大约每月一次，即所谓月经。而灵长目动物中又有差异，就是有些排卵期有征兆，有些无征兆。有征兆者的屁股变得鲜红，维持10天、半月不等；雄性见此性欲大发。此期过后，基本无交配活动，不排卵干它作甚。瑞典生物学家西伦–图尔伯格（Birgitta Sillen-tullberg）和默勒（Anders Moller）正是从灵长目动物月经征兆的差异中，透视其与婚配方式的关联。

西伦–图尔伯格首先“悉数列出所有（共68种）高等灵长类动物”（戴蒙德，1997，55）的排卵期征兆情况和它们的婚配方式。从措辞看，笔者认为，这68种囊括了他们能找到的全部灵长目动物。种数较低的首要原因可能是日后分类更细，第二原因是日后又发现了一些灵长目物种。如此看，即便这68种不是全部灵长目动物，也颇具代表性，并很可能包括了其中的多数种类。在这68种中，排卵期无征兆的32种，包括人类、猩猩、黑长尾猴；轻微征兆的有18种，包括大猩猩；明显征兆的有18种，包括黑猩猩。婚配方式的分布是：一夫一妻制11种，包括人类的多数和长臂猿；多偶制23种，包括大猩猩；乱交的34种，包括黑猩猩。接下来他们分析排卵期有无征兆同婚配方式的相关性。发现两个单向度的相关：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目动物共11种，其中10种排卵期无征兆；排卵期有明显征兆的共18种，其中14种采取乱交的方式。以上相关只是单向度的，因为无征兆的灵长目动物共32种，多数不是一夫一妻制；乱交的共34种，内中无征兆和轻微征兆的共20种，多于14种有明显征兆的。这两个单向度的相关似乎说明：乱交的灵长目动物中容纳了三种月经特征，但有征兆的几乎都是乱交；无征兆未必走上一夫一妻制，但走上一夫一妻制几乎非无征兆莫属。（戴蒙德，1997：55—56）参阅笔者根据上书提供的并不完备的数字制作的表格：

他们接下来做的是进化树的分析。笔者不清楚他们的根据是什么，他们认为猴和猿类的共同祖先是乱交的，且排卵期有轻微征兆。这是人类的远期祖先。人类和黑猩猩、大猩猩享有98%的相同基因，我们在900万年前有着的共同祖先，那是还找不到化石的“失落的一环”。他们还告诉我们，三者的祖先采取多偶制，排卵期也有轻微征兆。从三者的共同祖先演化出特征和行为各异的三种动物：有轻微征兆和多偶制婚配的大猩猩，有明显征兆和乱交的黑猩猩，排卵期无征兆和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体的人类。就是说，大猩猩继承了三者共同祖先的行状，黑猩猩和人类发生了变异。狒狒和黑猩猩进化的树杈在3000万年前就分离了，它们是从不同的路径背离“轻微征兆”的远祖走向“明显征兆”的。走向无征兆的32种动物也是循着不同路径。就交配方式而言，黑猩猩的进化轨迹是：从远祖的乱交，到近祖的多偶制，到自身的乱交。概言之，在排卵期征兆和婚配方式两个项目上，今日存活的各种灵长目动物的进化轨迹是不同的，可能是A—B—C，可能是A—B—A，也可能是A—B—B，还有其他。

生存于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的化石所呈现出的较小的二态性证明，此时人类的婚配方式已经是一夫一妻制。就是说，从900万年前至400万年前是人类从多偶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期。人类早期的婚配方式是多偶制，以后是一夫一妻制，没有过乱交或曰群婚的经历。

要讨论一夫一妻制的由来，首先要说的是，这绝非必然，只是在演化的多个轨迹中有这样一条路径。

从哺乳类动物的发情期演化到灵长目的月经，无疑是一大变更：从短期的、集中的性关系变为分散到全年各月份中的性关系。以后上演的新曲目，虽仍有很大的偶然性，均离不开这一新平台。在灵长目走向一夫一妻制的历程中，继续发生的演化分为两步：其一，从有征兆到无征兆。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西伦–图尔伯格和默勒在其分析中接受了赫尔迪（Sarah Hrdy）的“多父理论”。这理论认为，当雌性排卵期有征兆时，未同它发生过性关系的雄性在取代了曾垄断雌性的首领时，容易杀戮它的幼崽。夭折的大猩猩幼崽中至少有三成是因此被杀戮。这种残酷性情在适应性上有优势，即终止了雌性哺乳后，会刺激它较快恢复排卵、为新配偶怀孕。而雌性的无征兆，令其主要配偶难以防范它与其他雄性的私通；且与其私通过的雄性日后不会杀戮其幼崽，因为那幼崽可能是它的儿子，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情感让它下意识地放弃暴力。以上是第一步，即无征兆的由来。（戴蒙德，1997，52）如果说月经将雌性的性接纳能力分散到全年，无征兆将之扩展为恒久的性接纳能力，无时不可进行。这一生存策略是有代价的。首先是对雌性，显而易见的发情期可以吸引更多雄性的更多激情，从而增加受孕的机会。（肇嘉，2000，55）相比之下，无征兆是消极和低效的。这代价同时也是对雄性和整个物种，因为无征兆下的多数交配根本不可能怀孕，浪费精子，浪费雌雄双方的精力和时间。（同上书，46—47）概言之，盲目交配多了，怀孕机会反而少了，但幼崽可免遭杀戮。自然选择青睐无征兆的品性，是因为收益大于支出。

无征兆的收获不限于此，它还开启了另一种可能性。无征兆不是必然走向一夫一妻制，但却只有具备了这一品性才可能走向一夫一妻制。这便是迈向一夫一妻制的第二步。解释其中原因的是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的“居家父亲”的理论。（同上书，51）这很好理解，无征兆导致雌性随时可以交配并受孕，于是雄性要不断和一雌性交配，并防止它被其他雄性染指，即无征兆更容易拴住一个雄性。一雄一雌长久厮守，一夫一妻家庭呼之欲出。

但是32种无征兆的灵长目动物中，为什么只有11种走上一夫一妻制？它们曾经都是有征兆且乱交或多偶的，虽变为无征兆，若未遇契机或压力，滞留在老的婚配方式中的可能是极大的，惯性的力量不可小视。笔者以为，狩猎很可能是人类迈向一夫一妻制的契机。狩猎依赖两个条件：其一，合作，那不是消极地听令，而是积极的、富有主动性和进取心的协作。其二，武器。武器助人类转守为攻，使狩猎成为常规生存方式，而武器的作用向外也向内，向外打败野兽，向内则弭平了成员间体能的差异。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武器是最奇妙的力量。在人类成员的力量对比上，武器的作用不是直线的矢量，而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曲线，即在某个时段它可以弭平双方力量的差异，下个时段会加剧力量的差异，下下个时段再次削弱差异。在大猩猩、黑猩猩乃至野牛的世界中，膂力决定了地位的悬殊和性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平等。同理，一个赤手空拳的弱者，即便突然袭击，也无力打败泰森——这是动物身体的逻辑，人类不能自外于这一铁律。与之相反，如若都持有武器，一个弱者也可以给泰森极大的威慑，故武器的初始发明，削弱了人类成员攻击力的差距。武器的第二阶段反其道行之，枪炮的发明大大地拉开了其拥有国与冷兵器民族的差距。武器的第三阶段竟又回归：不管常规武器上的差距如何，一旦有了核武，大家在威慑力上几乎又站在同一平台了，故昔日的中国、今天的朝鲜、伊朗对此不遗余力。大猩猩的世界中，多数雄性永远处在外围，看着首领尽享异性，它们中的大多数饱受压抑，是永远没有机会登场的预备役队员。明白了此点，对同性性行为为什么没有被自然选择淘汰的难题将豁然开朗，同性恋有帮助生存的价值：排遣抑郁，操练性交，不然幸运降临时已经不谙此道了。我们的祖先，曾经和大猩猩一样，但自拿起武器合作狩猎时，性资源的分配便将改观。更微观地分析，在狩猎、合作、武器三个因素中，笔者以为，武器是先行的。雌性为幼崽免遭杀戮，进化出的无征兆，瓦解了此前的性垄断：首领看管不住全天候可行交配的成群妻妾，其他雄性增加了偷情的机会。而武器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力挺膂力弱于首领的男性们去分一杯羹。均摊性资源绝非首领的意愿，动力在多数弱男，一夫一妻是首领与多数弱男间的妥协。弱男们有了性权利和它所连带地位、心理上的变化后，才会有积极的、富于进取心的合作。狩猎依赖于武器与合作，缺一不可。武器对外导致人类与野兽攻守关系中的转化，对内催化了一夫一妻制，进而促进了高质量的合作。武器与成员的协作合二而一，才有了人类伟大的狩猎时代。这一妥协，即一夫一妻制符合女性的愿望。从无征兆中，她们获得的是幼崽不被杀戮；而从摆脱小妾地位转而与单一男人的结合中，她们获得的是幼崽有其生父帮助养育。一言以蔽之，这是第一波民权运动的产物，从此一夫一妻制落脚人类社会。

三种婚制都有久远的历史，分别与多个物种结缘。比较利弊，则互见短长。多偶制与乱交在性选择上更有效，其雄性后代将更强悍。一夫一妻制在这方面逊色一筹，但它削弱了性资源上的激烈冲突，给了成员们更多的平等，在人类这里得以开启以合作为基础的狩猎，实现了一种新的适应。而后人类在文明上的脱颖而出，很可能是因为性资源竞争上节省出的精力所致。

《文明是副产品》，郑也夫/著，中信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