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70年，德国和日本的“记忆之战”仍在进行

当冷风不断拂面时，我们都明白，2015年——五年一轮的“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年终将落幕了。斗转星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鲜活的记忆似乎也将伴随步入黄土的亲历者而远去。然而，它们只能成为一段“历史”、战争史上的几行文字吗？其实不然。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或许没有一场战争能够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结束七十年之后，居然还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记忆冲突”：且不论中俄两国的盛大阅兵仪式所引发的鼓噪之声，希腊人在债务危机关头向德国人“进行战争索赔”的诉求，日本人解禁自卫队以实现“正常化”的举动等等，诸如此类，无一不提醒着我们，围绕着二战的“记忆之战”从未停息，甚至恰入高潮。

七十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记忆之战”不止在胜利方与失败方之间发生，实际上或明或暗地在几乎所有战争参与国内部萌芽壮大。在法国，对维希政府（所谓“法奸”或“合作者”）的评价从1970年代起出现重大变化，因为人们发现“沉默的大多数人”多少也应承担相应的罪责。在美国，有关“原子弹轰炸”的合理性问题，一度成为二战书写中的纠结点。在以色列，人们对“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定位经历了从“懦弱”到“可敬”的转换，但又不得不面临记忆混淆所带来的辩驳困境。

战胜国尚且如此，战败国内部的“记忆之战”的激烈性、复杂性与纠结性更是可想而知。在最近二十年，专注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陆续面世，有的感性化，有的学术化，有的则兼及二者。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以下只注页码）正是一部在游历观察基础上加以深层思考的著作。

该书初版于1994年，恰在雅尔塔体系终结后不久(当时作者被译为“布衣”，题目为《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戴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再版于2009年，又是在新世纪国际格局再度转变之时。此间相隔十五年，但作者的研究目标“探求类似的心理创伤何以影响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和基本判断“两国之间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第7页）并未发生变化。

把德国和日本放在一个平台上加以比较，此举当然不是作者的独创。二战后，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提出过著名的所谓基督教“罪文化”与儒家“耻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菊与刀》，田伟华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本尼迪克特本意是为驻日美军描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但她的观点后来却被广泛用来解释德日两国战后反省之所以出现差别的缘由。德国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基特尔也曾对1945-1968年间德日两国的“历史清算”加以阐释，重点突出了“记忆文化中的外部压力与内在接受”（《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吕澍、王维江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相较于前两种解释模式，作者一方面立场明确地反对本尼迪克特式的“文化说”，认为“这是一种对人类行为机械式的看法”，“其解释力充其量只能说十分有限”（122页）；另一方面，他更多的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某些“记忆之战”的表象加以描述、梳理、比对与分析，此间体现出作者的敏锐观察力，但也留下了一些粗疏之处，如人们后来批评的那样，“距离系统研究尚很遥远”（基特尔，第7页）。

这部著作分为四部分共十一章。与老版相比，新版不知何故删除了四部分的主标题——但在笔者看来，这四个标题原本可以清晰表现作者的观察路径：“被记忆折磨的现代心灵”、“重访伤心之地”、“扭曲挣扎地重塑记忆”和“普通人的记忆与生活”。若以“记忆”为纽带，它们分别牵涉到：战争结束后个体记忆的呈现；集体记忆的塑造；国家记忆的形成及传播；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调适。

战争结束时，个体记忆更多来自切身体验与当下需求。所以，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曾有把“挨冻的士兵”与“被轰炸的城市”同某种受害者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倾向。作者说：“希特勒的覆灭和天皇玉音放送既象征着终结，又是一种诡异的延续。不管寓意有何区别，二者永远都将与毁灭牢牢联系在一起——毁灭的城市、毁灭的人、毁灭的理想。”（54页）这段战后的苦难岁月正是那一代成长者的“个体记忆”，表现在作者所阅读的浪漫化文本与欣赏到的影像作品中。

然而在1949年后的集体记忆塑形中，代表着德日两国二战历史重要“记忆场所”的三座城市，却显露出完全相异的形象：奥斯维辛终究成为德国“民族心理上的一块污点”，无论人们如何不情愿，但也不得不被“内化于心”（75页）；广岛被视作“日本受害者情结独家纪念地”，并让这座城市成为超越二战而存在的“和平之都”（103页）；南京则不断地成为日本记忆之战的对象，在“东京审判式的历史观再现”（右翼）与“地狱演奏场”（东史郎）之间展开拉锯战（127、135页）。

由此，德日两国在建构与传播国家记忆中便出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作者集中关注了德日两国对待战后审判的态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以及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的建造等三大问题。在作者看来，尽管德国不乏各种右翼论调，但其政府高官的表态大多是正向的，如时任联邦总统的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发表演说，强调“在塑造当下和未来的过程中，缅怀过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1页）；左翼自由主义者提倡的“宪法爱国主义”，“起码从表象上来看，德国人明白了异见的价值”（190页）；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人立碑，不是为了美化战争，而是警示后人；纪念碑成了警示碑”（203页）。

与此相反，日本对东京审判的敌视情绪远远大于德国人对纽伦堡审判的态度。政府高官大谈东京审判是一场“种族复仇”，目的是“剥夺日本的权力”（199页）；即便是那些新左翼，也把这场审判视作“不过是宰杀替罪羊之前的一出荒唐仪式罢了”（167页）。正因如此，近年来日嚣尘上的教科书风波正是上述态度自然发展的结果。作者指出，“由于建立战后秩序的主体不是那些继承反抗旧制度衣钵的日本人，他们看待过去的态度必然会较德国要模糊些……实际上，捍卫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往往就是捍卫旧制度：不光要反对日本左派，而且也反对那些来自东方或西方、批评日本所作所为及其历史记忆的外国人。”（199页）在日本，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与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都是非国家资助的世俗机构，传递着强烈的和平主义信息（227页）。然而以准宗教化方式“来美化军国主义”的神社依然存在，并且每年吸引着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客前往参拜（219页）。

告别废墟，迎来“正常化”是德日两个战败国的共同诉求。这里牵涉到不同层面的战争记忆如何调适、记忆之战如何得到控制等棘手问题。在德国，1988年联邦议院议长的不当言论让他不得不终止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人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究竟是“保守派在利用一切机会为战争洗白”，还是“左翼借奥斯维辛一事让德国人下不来台”（244页）？无独有偶，同一年，日本长崎市长由于坦诚“天皇对战争是负有责任的”，遭到弹劾甚至暗杀（249页）。两件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实际上直指德日两国内部拥有不同历史观的群体之间是否以及如何找到对话平台，建构身份认同的核心任务——这恰恰是这两个战败国成为“正常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作者看来，二战对德日两国都产生了大致相同的影响，使之即便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战后初期都形成了类似的反应。然而此后局势的发展，特别是政治结构的变迁，使得两国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出现巨大落差，以至于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作者颇为形象地描述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14页），而大多数日本公众却“对惨痛真相无动于衷”，因为当前统治日本的政治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287、293页）。

应该来说，布鲁玛作为一位精通日本学的西方学者，在对德日战败国“记忆之战”的描述中，颇为智慧地抓住了十分重要的四个观察点：个体记忆之间的叠加与冲突、集体记忆建构背后的时代转换之影响、国家记忆形成及传播中的制度差异、记忆不同层面之间的调适策略及其结果——它们构成了作者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解释系统。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解释比单纯的文化史观提供了更能让人信服的论证。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沿着作者的思路继续前行：如果说战后政治改造在德日两国历史反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着力于嵌入两国政治体制中、但结果不一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便是一种保障和平取向的普世选项呢？至少在包括作者在内的大量英美学者看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然而这种制度 / 文化的自信心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面临挑战。仅以德国为例，这种“漫长的走向西方之路”（著名历史学家云客乐[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名著）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记忆重塑”，当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接二连三地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上述制度和平论同样产生质疑与驳斥。这一点进一步表明：二战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远去而消淡；相反，在德日战败国中，记忆之战或许还将继续裹挟着沉重的身份认同与国家定位而存在，制度革新的需求依然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