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先生为何放弃近代史研究，转向古代史？

田余庆先生如何走上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路？我早在求学时就产生过这个问题，那时，主要是出于对田先生学问的敬佩，想了解他的治学之路。

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本科学习的。当时历史系本科是五年制，教学上十分重视打基础。比如，中国通史要安排学三年，按历史断代，由知名教授或中青年骨干教师任课。给我们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就是田余庆先生。

田先生给我们讲课时才三十岁出头，在中国古代史任课教师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讲的课有深度，既不乏老先生那种细致绵密考索之功，又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宏观概括和独到见解。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很多老教师小心谨慎，堂上多照着讲义授课，以致我班同学林生早在后来的教育革命运动中，贴出过一张题为《上课神疲论》的大字报。而田先生的课，很吸引人，受到欢迎。历史本应该是不枯燥、不空泛的，让人体味无穷，这正是我当年报考历史系的理想追求。所以，听着田先生的课，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还有一件事更打动了我。按照规定，进入二年级，大学生要写学年论文，我们这一届要求学生每人做一个历史人物年表，你选择了哪个朝代的人物，就由相关任课教师来指导。我选的是东晋刘裕，自然就由田先生指导。田先生要求我们使用第一手资料，认真读好《史记》《汉书》。

这是我入大学后第一次较系统地阅读古代典籍，热情很高，一心想写好这次习作。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内容丰富，史料充实，我把古籍中那些自己以为精彩的词句和评述，悉数摘引到自己的文章中。文章完成后，用老式的竖排稿子誊写，装订成整整齐齐一本，交了上去。过了一些时候，作业发下来了。看上去田先生仔细审阅了我的文章，因为文中留下了不少标记，最后还写了一大段评语。最为醒目的是他在我认为一些精彩的词句上，用红笔划出道道，标有“陈词滥调”四个大字。这犹如给了我当头一棒，在我以往写作中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批评。

但仔细阅读他的批语，不难领悟到田先生想引领一位初学者入门的苦心，他在评语中着重指出：写文章要有“独得之见”，不可人云亦云！这正是我在这次习作中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也是对我如何做学问的一个重要告诫。这么一想，就感到田先生这次批评和指导是多么的可贵！

因此，经受这次批评后，在我的思想上反而拉近了与田先生的距离，加深了对他的尊重，也就更想了解田先生是如何走上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路。

1963年，我留校任教，对田先生的早年经历和治学道路，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他与我的业师罗荣渠先生从西南联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他们都积极参加了“一二·一”运动，田先生还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上过国民党的黑名单。罗先生学生时代的日记，有不少关于田先生参加革命活动以及如何同反动军警斗争的记述。有一次，军警闯入校园抓捕进步学生，同学们把田先生层层围在人群中间，把他严密保护起来，得以躲过一劫。后来形势更为紧张，特务常常深夜入室抓人，他不得不东躲西藏，有一次就临时在罗先生住处过夜，因为那里有一堵矮墙，越墙可到理学院那边避难。还有一次是躲到低一年级的李克珍先生的女生宿舍处，因为附近有一段不高的围墙与大街相邻。

1948年临近解放，形势进一步险恶，田先生等十二人遵照上级指示离校奔赴解放区。可时过不久，北京就和平解放了，他又随解放大军入城，参加了接管北京城的工作。后来征得组织同意，回北大历史系继续学业。毕业后留校工作，先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后来才转到了中国古代史。

关于他北大求学时紧急离校、后来复学，以及毕业留系后从事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情况，是田先生一次同我谈话时提及的。可是，当我了解到田先生这些早期经历时，似乎进一步加深了我在学生时代所产生的问题：既然最先接受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任务，而这方面恰好是北大历史系十分薄弱、亟待重建的学科，怎么又放弃了中国近现代史，搞起中国古代史来了呢？可是，那次谈话为时仓促，平时接触机会又不多，未能进一步了解。

2000年，田先生和我都迁到新建的蓝旗营小区，他住十二号楼，我住十一号楼，交往自然多了起来。李克珍先生大学时也给我们讲过亚洲史，后来同属一个教研室，更多了一份亲近，不仅节假日我常登门拜访，平时也多有往来。有时他们打电话来要我和老伴一起过去坐坐，也有几次，两位先生亲自登门到我家聊天。

记得有一天，门铃突然响起，我开门一看，是两位老先生。田先生见到我表情有点惊讶，就笑了起来，“今天天气好，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你这里来了，连电话也来不及打了。”进门坐定后，我们像往常一样，想到什么谈什么。我看田先生今天精神格外好，在他谈到西南联大一些往事时，我即想起放在心上已久的问题，脱口而问：“田先生，那你后来怎么从中国近现代史又转到中国古代史，搞起魏晋南北朝史的呢？”

这个问题似乎打开了他早年记忆的盒子。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叙述，主要田先生讲，也有李先生的插话。这次谈话差不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是我们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谈话终于解开了我心头之谜。

田先生说：“年轻时也怀抱宏大志向，但我家境平常，少年时并没有受到你的老师罗荣渠那样的家学熏陶。早年颠沛流离，目睹旧中国的穷困和破败，一心想济世度人。最早立志学医，后来感到医生可以治病人，却治不了社会，于是从医学院退学，改学政治；后来又转到历史系，先想过要学世界史，认为不了解世界，你怎么改造中国呀！想当年，对于搞什么专业，自己并没有明确的定见，毕业后被留在文科研究所的民国史室，就搞起中国近现代史来。”

接着，田先生针对我的疑问，回答说，他思想转折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研修班学习期间。留校后，最初曾承担中国革命史教学任务，其间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授课，讲授联共党史，以大课形式进行。所谓讲课，就是苏联专家在台上一字一句念讲稿，坐满讲堂的学员在台下静静地听他念。实际上，讲义已发给了听众，而讲授者仍照本宣科不误。课后分组讨论，所谓讨论，也是要求学员复述讲义的内容。如此周而复始，直至培训结业。

田先生说，一个学期下来，他的思想深受震动。心想，如果大家都照着这一套去做，还需要有个人的思考和研究吗？由此，心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想法：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是没法搞了，联共党史那一套理论全给框死了；世界历史也没法搞了，因为世界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个理论模式的限制。看来，只有中国古代史，也许还会有某种思考的空间。恰好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历史系人员重组，田先生争取进入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接着，本系余逊老先生突然病倒，他多年来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缺人，田先生填补了这个空档，接过了这门课（秦汉部分先由汪篯先生承担），从此，就在中国古代史落户。

田先生讲述的故事，很多我闻所未闻，听得很出神，也不免感到吃惊：五十年代初，正当是“学习苏联”的口号响彻全国的时候，田先生却从中看到弊端，引起警觉，并由此做出重新选择专业方向的决定，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眼光和抉择。

惊讶之余，我很快认识到，田先生能够做出这个选择并非偶然，这乃是发自于他内心所秉持的理念，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信守的基本准则：独立思考，求实创新！这句话是田先生2009年接受教学访谈时自己总结的。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教育学生，我当年做学年论文时，他对我最重要的告诫，不就是“要有独得之见，不可人云亦云”吗？正因为他怀有这样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落脚中国古代史之后，几十年如一日，勤奋耕耘，开创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后来他曾讲到他进中国古代史专业时的心情：“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当年这个选择，成就了一位闻名中外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大家。

田先生虽有幸如愿落脚于中国古代史领域，但他的治学之路并不平坦。田先生在回顾当年自己的境遇时说：经过几年的历练和沉思，学术理念已较为明确，可正当潜心做专题研究，开启自己为学之路时，没等迈开脚步，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一场“文革”，夺去了他“最能拼搏最能出成果”的年华，等到重新上路，仅只有“余热”可用了。

然而，我们后来看到的是田先生晚年在学术上的巨大爆发力，他那些连连获得人文学科最高奖项的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在“文革”后到他大病前这十余年内完成的。他用他生命的“余热”，谱写了学术创作巅峰期的辉煌。这般惊人业绩的取得，固然是由于他早先已有了明确的学术理念，设定了自己为学之路，但是，我以为还有一个很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他的学术心态。这一学术心态，即是他在九十寿辰座谈会上解释《八十自寿·回眸》诗中所表达的：“淡定人生。”

《回眸》一诗，是田先生仿照苏轼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成，其中有这样两句：“八十看从来，无晴亦无雨。”对于“无晴亦无雨”这句话，最初我看了感到很不理解，心存疑问：建国前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屡遭抓捕，可谓“出生入死”；建国后，从红楼到燕园，在北大经历的暴风骤雨还算少吗？我记得田先生有一次同我谈话，就是历数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其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把他列为重点批判对象。

1957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田先生又承担着不轻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对学生有高度责任心的他，不免抱怨读书时间太少，影响了备课。没想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把他反映“读书、科研时间太少了”的思想，上纲上线，居然总结出“党内专家向组织争时间”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党内专家向党争时间”一时成为大会小会重点批判的经典话语。北大党委书记甚至在全校大会上当众警告：“对敌斗争并没有停止，如果再不回头，下一个回合就是你这一伙了！”

田先生说，当时真感到大祸临头了，这一关过不去了，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好在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后，随之而来的是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政治上逐渐变得宽松起来。他的事也就没有再进一步追究，这样又逃过了一劫！

听着他讲这些风口浪尖的故事，可以说与听他讲解放前出死入生的故事，同样令我惊心动魄。那么，明明是经历“出生入死”、“风口浪尖”那样的风雨人生，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无晴亦无雨”了呢？后来，在九十年寿辰座谈会上听田先生对诗的解释，方明白过来，原来他是借用苏轼的词《定风波》来表达自己的心境。虽然经历了政治上的急风暴雨，又迎来了风雨过后的晴天，但年届八十时，回头看去，一切都没有了，风雨没有了，晴天也没有了。田先生把这种新的思想境界归结为四个字：淡定人生！

事实也是如此。田先生晚年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平静度过的，达观、坦然，即使有风吹草动或干扰，皆不为所动。他经常向我们提及的是做学问不可媚上，不可趋俗；史学工作者要关心政治，但所做学问不可与政治拉得太近，更不可根据某种需要，拿历史与现实妄加比附，歪曲史实。晚年的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都不去考虑。他心无旁骛，潜心研究，淡定人生，一心学问。我们在他的身上，仿佛可以看到当年苏轼在穿林打叶的风雨中，镇定自若，徐徐前进的身影。

田先生把他的诗作意味深长地命题为《举杯歌·八十自寿并赠黑头人》，如今，田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但他举杯吟歌的声音仿佛仍在我们耳边回响。如果说，“淡定人生，一心学问”是田先生一生治学道路的写照，那么，也可以说，这也是田先生留给黑头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