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〡流动的2.5亿

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除了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之外，还重点部署了城市工作，并且明确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城市工作”。要知道从1982年至今，已经累计出台了17个一号文件，就是因为这个“重中之重”，如今又多了一个“更加重视”，可见或有大事发生，反正已经有人揣测“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会在时隔37年后首次召开。

之所以有此变换，是因为江湖变了。

我们的人口总量是在1981年突破10亿人大关的，到2014年接近14亿人。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民众的社会身份逐渐由过去的城乡两级，逐渐演变成了三元结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和流动在城乡之间的人口。

截至2014年底，城镇常住人口规模7.5亿人（在城镇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亦即城镇化率接近55%。但如果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户籍口径，截至2014年底，拥有城镇户籍人口规模仅为5亿人，占比36%。由此可以推算，常住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人口的规模就有2.5亿人。

2.5亿人是个什么概念？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人口，那么在全球可以排第四，可见我国人口结构中的这个第三元力量不容忽视。我们在解释自家经济增长时候，总要说人口红利的因素，正是因为这流动的2.5亿人——他们户口虽然不在城市，但就业、生活和经济贡献大头都在城市，由于身份的双重性，他们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方面并不拥有与城镇户籍市民同等的便利。说白了，他们向城市贡献的多，索取的少，而这种双重境遇对城市显然是有利的。

问题在于所谓“红利”是否可持续。笔者比较观察了过去10余年间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价值重估，发现劳动力的价值始终存在制度性的低估，进而导致在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的同时，个体劳动者不仅不能减少有效工作时间，反而是采取了被动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来增加劳动总收入，以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需求。笔者将此称作中国人口红利在微观层面呈现出劳动个体“起早贪黑”的特征。典型的微观案例有出租车司机的超负荷工作，低端劳务提供等服务行业的频繁加班（例如家政），等等。

伴随经济发展，流动的这2.5亿人对社会的诉求也在不断增加，但由于上述双重身份/境遇的存在，这些诉求一直不能满足，以致越积越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张力。相应地，社会整体运行和管理的交易成本也不断提高。以2014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为例，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高达5%，支出总额为8168亿，在24项支出中列第8位，高于国防支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文化、外交等项目的支出。而交易成本的上升，实际上意味着社会运行和发展效率的受损，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则意味着干预社会的半径被动性的扩大。

由此可见，过去那种“只要保住经济增长，社会就会稳定”的思路已经很难适应当下形势。于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体现了一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

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有句话，“落脚城市是一部转变人类的机器，只要让落脚城市充分发展，这部机器即可开创一个可持续的世界。” 是时候让这2.5亿人落脚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