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精神自传：我是一只跳出椰壳碗的青蛙

【编者按】

国际知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政治学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2月12日晚在印尼玛琅病逝，享年79岁。

2009年，安德森在日本出版了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ヤシガラ椀の外へ》，加藤刚译，NTT出版）。书名来自印尼和暹罗的谚语“椰壳碗下的青蛙”，与中、日文里的“井底之蛙”有相似之处又有微妙的区别。

安德森与中国渊源颇深，他1936年出生在抗战时期的昆明，1941年随家人躲避战火离开中国。2014年还曾来中国讲学。

作为牵动世界东南亚地域研究的重要学者，该书既是安德森自己一生“知识的自传”，同时也是一部极具价值的论著。书中，作者回顾了自己幼年的多语学习环境、从事东南亚研究的理由、田野调查的困难和趣味、比较研究的意图和意义、跨学科研究的变迁历程，以及《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产生的背景等等。

这部自传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安德森在日本编辑和译者的强烈请求下，专门为日本的年轻学者所撰写，目前没有英文原版而只有日文译本。其英文版“A Life Beyond the Boundaries：A Memoir”明年7月将由英国Verso出版社出版，繁体中文版也将由吴叡人翻译、台湾联经明年推出。

澎湃新闻据日文版节译安德森自传中关于他与中国渊源，以及作者总结自己幸运的求学时代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我与中国

1936年8月26日，我出生在中国昆明，那时正是日本对中国北部发起大规模侵略的前夕，也就是欧洲人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三年前。1941年夏天，在我即将迎来五岁生日的时候，身体有恙的父亲詹姆斯·奥格尔曼·安德森（James O’Gorman Anderson）和他的家族取得了联系，决定取道美国返回故乡爱尔兰。当时的爱尔兰，正竭尽全力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保持它的中立地位。

从中国出发的船只，在旧金山停泊的时候，大西洋上德军潜水舰的攻击演变得愈发激烈了。父亲判断，继续乘船是不可能了，我们一家只能逗留在加利福尼亚，之后又辗转到科罗拉多州。纳粹德国战败之后，我们终于得以踏上归国的旅途，而船上的其余乘客大部分是前往欧洲的美国大兵。那都是我快满九岁的那个夏天的事了。父亲于归国后的第二年去世，我的母亲维罗妮卡·安德森（Veronica  Anderson）是英国人，但她决定留在爱尔兰。就这样，直到1958年1月我启程去美国之前，爱尔兰成了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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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聪明人，也是一个不满足于安顿在故乡小城的年轻人。他不愿被沃特福德郡缺乏刺激的生活所埋没，便在剑桥大学毕业前的1914年，也就是他21岁的时候，来到中国的“海关税务司署”这个不寻常的机构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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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擅长语言学，为了提高外国署员的汉语会话和阅读能力，海关税务司署为他们安排了严格的外语课程，父亲总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中国工作期间，无论对当时的政府怀着怎样的想法，对于中国本身以及市井之中的中国人，都产生了深刻的感情；他还阅读了很多领域的中文书籍。父亲去世后，渐渐振作起来的母亲在他留下的书籍当中，发现了一套附有插图的性学研究全集，深受震动。书中都是中国第一代的性研究者所记录的反映当时社会上的强制卖春现象和女性凄惨状况的内容。

在此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0年，父亲和正在中国旅行的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相遇，第二年，他们在伦敦结婚。斯特拉是广为人知的作家、短篇小说家，也是当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在的前卫艺术圈中的一员。婚后，她和父亲一起移居到中国生活，并以当地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了几篇在她所有作品中可以称得上是杰作的作品。二人的新婚旅行是在由伦敦前往中国的途中，乘坐汽车横穿了美国大陆。从父亲去世后留下的藏书类别中可以看出，似乎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迷上了美国。

斯特拉在中国英年早逝，父亲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悲痛。不过，1935年，他又在伦敦邂逅了我的母亲，同她结婚，并带她回到了中国。我就是这样出生在了昆明。至于为什么是昆明这个地方，那是由于父亲不喜从事坐办公室的文书工作，更愿意去中国的边境各地，去那些不用被老板指手画脚的地方工作。这其中的因由，想必是爱尔兰人身上的反叛精神和流浪癖有关吧。我个人是能够理解的。我关于父亲的记忆，都是从他健康状况已经不佳之时开始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反复地出入医院。而即便在抱病中，他依然常怀着温暖的慈爱，是一个相处起来使人十分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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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充满了中国的卷轴、绘画和民族服饰，弟弟妹妹经常穿着这些衣服嬉戏。有一天，母亲拿出一双比我的手还要小的带有刺绣的鞋子给我看，告诉我，这是从小缠足的中国女性穿的鞋子。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震惊的感受。父母二人都很喜欢摄影，家中有许多相册。当然，其中有许多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母亲还曾给我看过一张一个两岁左右的可爱的中国女孩的照片，说，“这个小女孩是你人生的头一个挚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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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壳碗下的青蛙”

在人生最初的二十一年间，我是那么地被幸运所眷顾着，这里不必再加以赘述。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不幸，就只有在我九岁的时候，当时年仅53岁的父亲去世这件事。不过，那个时期我人生中的幸运或不幸背后，可能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图景。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多次流露。这个大的图景，可以说有空间性与时间性两个方面。

从空间性这一方面来说，虽然当时尚未这样来理解，我是在一个国际性的、能够习得一种比较性眼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进入青春期之前，我就有着在云南（昆明）、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独立的爱尔兰、英格兰等地生活的经历。由身为爱尔兰人的父亲，英国人的母亲，以及越南人的保姆养育过。法语是父母之间用来说悄悄话的语言。我喜爱拉丁语，父母的书房里则有中国、日本、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德国等各国人写的书籍。

进一步说，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上，也恰好能获得一些有用的感性经验。在加利福尼亚人们嘲笑我的英国口音，而我在沃特福德郡用美国熟语、在英格兰说爱尔兰腔，也都被当地人嘲笑过。这种经验可以有两种解读。从不好的方面说是无根，没有一个牢固的身份认同；但这种经验也能作积极的解读：爱尔兰也好，英格兰也好，加上通过文学、电影获得的了解，我对地球上的许多地域都怀有感情。因此，我之后在不同国家生活，浸润于当地语言中，通过相似的方式，我很容易地就对印度尼西亚、暹罗、菲律宾产生了深刻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可以说是一种多元民族主义（multiple nationalism）吧。连续不断的迁移是其中的关键。在印度尼西亚和暹罗，有一句谚语叫“椰壳碗下的青蛙”。这些国家的人把分成两半的椰子壳当成碗来使用。这样的碗没有底座，底部是圆球形的。青蛙在碗朝上的时候不小心跳进来，又在碗翻倒的过程中被倒扣于其中，虽然能够在底下将碗前后左右移动，却不能轻易地从碗底下脱身。在这段时间内，青蛙所感知到的世界，大约就是倒扣的椰壳碗底的狭小空间而已。跟“椰壳碗下的青蛙”（与日本的“井底之蛙”有相似之处又有微妙的区别）不同，我未曾扎根于某处，也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居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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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幸运

说完空间性的方面，接下来是时间性的方面。关于这一点和人生的很多方面都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的——我成长在一个即将迎来旧世界的终结之日的时代。我把自己接受的优秀的旧式教育作为一种理所应当的东西而接受了，并没有想到，自己几乎是接受这种恩惠的最后一代人中的一员。这种教育的目的非常保守，是把年轻人培养成有教养的、全能的绅士，换句话说，也就是中产阶级上层传统的继承者。能够接受这种通识教育的年轻人，即便在我那个时代，也无不是高级官僚、政治权利核心团体的成员，有些依旧期待着成为传统意义上受到尊敬的“先生”，而非有用知识的传授者。

然而，战后早期劳动党政权在英国引进的温和的社会革命，在经历了冷战、被美国所支配、商业全球化、大英帝国凋落等状况后，创立了大量新型的高校和大学。年轻人必须学习经济学、商务管理、大众传播、社会学、现代建筑学和科学（从天体物理学到古生物学）。教养、全能、通俗教育所奉行的业余主义，已经变得无用武之地。连语言也发生着变化。我用来学习说话的BBC电台典雅英语，被攻击为上层阶级的语言，被更加庶民化的语言所逐渐替代。背诵诗歌这样的事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更不必说用英语之外的语言来背诵诗歌。

学校也产生了变化，体罚（来自老师或是高年级学生）的时代结束了。男子学校逐渐处在呼吁男女同校的民主压力之下：男女同校这一变化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消极的侧面。我恐怕是被书本、广播、黑白电影所教育的最后一代人了。那是一个在成长期间既没有电视机，也几乎没有受到好莱坞的影响，也没有电子游戏和英特网经验的群体。就连学会使用打字机，也是成年后去到美国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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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番论述，并不是说在我成年后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从各个层面来看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唯一想要强调的是，我的求学生涯结束之时，正是这种变化逐渐开始的时期，仅此而已。我是没有把这些变化视作理所应当之事的最后一代人。与其说我是被这些变化所形塑的，不如说我处在一个与这些变化拉开一定距离而得以眺望它的好位置。因此，在这里我再一次把自己看作一个幸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