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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弟子规》为代表的儒家教化，可以和现代社会贯通吗？

杨春梅 / 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

2015-12-18 17:50

来源：澎湃新闻

近年来，儒教复兴已蔚然成为一大潮流。与以往的“儒学热”相比，这一波最大特征是由单纯研究学理转向重视教化实践。各地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的民间书院、讲堂及其以教化为目的的讲习活动，特别是在山东泗水圣水峪所做的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重建实验，可谓这一转向的显证。

这表明传统儒教已不再只是供人研究的客观对象，而成为不少人的精神信仰。通过这一群体面向基层民众的教化活动，儒教开始追求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主导地位，并意欲借此重建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尽管目前各种活动还带有初步实验的性质，其间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这一潮流的价值取向已显而可见。

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及其书法作品。

现代儒家教化必须正视其与现代社会义理的会通问题。港台新儒家一直重视传统和现代义理的疏通，力辩传统与现代不相冲突。特别是牟宗三先生，在其《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曾明确指出：“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事实上，中国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形态下，才能够充分的实现，才能够充分的被重视”。牟先生更意味深长地劝告世人：“民主政治出现，事功才能出现。若永停在打天下取得政权的方式中，中国的事功亦只能永停在老的形态中，而无法向前展开。这句话请诸位深长思之。”

牟先生认为民主与科学是本儒家“内圣之学”必然开出的“新外王”，其中“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义”，“这是儒家自内在要求所透显的理想主义”。科学则必须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发展：“科学知识是新外王中的一个材质条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这个新外王的材质条件才能充分实现。否则，缺乏民主政治的形式条件而孤立地讲中性的科学，亦不足称为真正的现代化。一般人只从科技的基层面去了解现代化，殊不知现代化之所以为现代化的关键不在科学，而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摄的自由、平等……才是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之所在。假如在这个时代，儒家还要继续发展，担负他的使命，那么，重点即在于本其内在的目的，要求科学的出现，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现——要求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牟先生的这篇讲演，今天读来依然如洪钟大吕，震人心弦。反观大陆某些所谓新儒家领袖所引领的义理导向，其悬殊何啻天壤，简直难称同类。牟先生在天有知，不知是否屑与此辈为伍？大陆新儒家当然也在努力疏通传统与现代，但其中某些人与港台新儒家截然不同，其义理疏导不是通向现代化，而是原教旨主义的复古倒退。特别是被牟先生视为儒家道德理想内在必然要求的“新外王”第一义，竟然被这些人当作西化殖民产物否而弃之。这才是他们所主导的大陆新儒家与牟先生所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真正异辙所在，而非“政治儒学”和“德性儒学”的不同。

歧路当前，儒家中明通理智的人应珍视牟先生一代人开出的先路，一方面在经典和义理重释上继续其未竟之业，在“古今之变”中完成儒家与自由、理性、权利等现代义理的衔接变通；另一方面在践行和事功追求上则应重视对现实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的关怀，全方位展开各种服务，包括道德教化和慈善救济等。这两方面做不到、做不好，儒家复兴确实只能是一句空话。

义理和事功只是一事两面，若当作不相干的两件事，忽视其间的关联互动，则哪方面都做不好。就已具相当规模的基层社会儒家教化为而言，二者错位失联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以教化实践中的经典讲读为例，目前倍受青睐的读本罕见“四书”，更不是“五经”，而是传统蒙学读物《弟子规》。这篇三字一句共360句、1080字的清简韵文，以《论语》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纲，把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信守的道理和规范分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力行学文七个方面，用浅近平易的语言娓娓道出，简明押韵，朗朗上口。内容不涉任何家国天下宏大主题，而是像现在一些关心孩子身心健康并望子成龙的家长给孩子订立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守则，具体周道，详尽细致，甚至连居处清净、书桌整洁、笔墨端正、衣帽妥放、走路转弯小心碰头之类都叮嘱到了。因为切近日用常行，所以虽然作于三百年前，但其中绝大部分内容今天仍然适用，听者也比较容易理解接受。也有不合现代生活常识常理的地方，稍加修订，经过说明解释，似乎也无甚大碍。

所以与一般人对《弟子规》极度排斥态度不同，我认为在恰当修订和解释后，《弟子规》作为今日“弟子”德行读本还是可以的。我不认为《弟子规》会禁锢今日“弟子”，甚至也不担心现代人读“四书五经”会精神自闭做回民国前某朝某代的子民，因为一个拥有自由理念、独立人格的现代人，绝不会轻易被其中违背现代常识常理的东西所蛊惑，关键就看儒家教化和现代社会义理能否实现古今会通。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弟子规》之类以教化人们驯致圣贤为目的经典背后一整套人伦大义的缺陷和局限仍没有足够认识，认为只要好好讲读这类经典并付诸实行，就会重建人伦道德和社会文明。他们被并非都是读经所致的道德风气的一时改变所鼓舞，忽视了经典教化如不能与义理上的“古今之变”相偕行，就不仅很难有持久深入的效果，而且所谓“重建”将变成只是重讲一套老道理，根本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老道理当然不是都没有价值，但其植根的土壤毕竟是传统社会及其人伦关系，它与现代社会有顺适的一面，也有激烈矛盾和冲突的一面。现代社会在人与人之间演化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关系，这一人伦新义内在地要求一种以自由、平等为本的新伦常，因此与传统臣民社会以尊卑等级为本的旧伦常必然发生冲突。如果承认现代社会演化大势不可逆转，那么就必须对传统伦常作出调整，其中某些东西甚至要彻底消除，如所谓君臣大伦。即使那些有继续存在的人伦关系，也必须置于现代社会中重新认知、调整和重建。比如出乎自然的亲缘关系，谁也取消不了，但原来视为天经地义的家庭模式和家庭伦常却不能固守不变，如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和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必须根据现代生活需求和公民伦常大道，在顺承、变通和创造性转化中重建现代家庭新模式、新伦常、新规矩，否则，老道理终究有讲不下去的时候。

儒家教化如果只是讲读《弟子规》之类的经典，而不高度重视讲读过程中如何会通现代义理问题，就是让大家把儒家经典都讲读一过，养成的也只能是合乎传统儒家标准的“弟子”，而不可能是具有现代公民意识、责任理念、独立人格及公、私两德皆有底线的现代人，至于人们期待的“家庭睦，天下和”，恐怕就更难实现了。

举例来说，儿孙不孝是古今所有儒家痛心疾首的现象，今天基层社会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常被作为应该大规模开展儒家教化的最大理由。但观诸现实，觉得现代家庭种种矛盾冲突怕不是义理上未能妥善完成“古今之变”的孝道所能了结的。儒家说孝不止是养，还要敬。但养有定义，敬难把握。如《弟子规》说“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可父母教和责得不对呢？《弟子规》教诫说：“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明明父母错了，“弟子”又是柔谏又是号泣，都没有用，还招来一顿揍。历史上此种案例古书中记了不少，而其办法只有一个，据说是孔子说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意思是打不残就受着，受不了赶紧跑。儒家确实讲“父慈子孝”，父子双向义务对应，对父不是没有要求，但万一父不慈，却不许子不孝。被打伤或打残了也不能怨父母，只能怪自己找打。更不能到官府去告“家暴”，后世朝廷律法规定告发父母要入罪。所以，跑，是儒家教给“弟子”对付“家暴”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了。

可是像这类因为遭受身心虐待和家庭暴力而引发的家庭不幸和悲剧，孝和跑两个字怎能够用？必须有新道理才行。这个新道理就是在现代家庭中，父母子女除了家庭血缘关系外，还有一层社会关系。子女和父母一样不仅属于家庭，也属于社会；是家庭成员，也是社会成员。成年子女与父母均享有平等公民权利，不得互相侵犯；而未成年子女则享有更多特别的权益保护，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必须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和义务，不得有失，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

儒家老道理必须放在这个新道理上去考量，在与新道理不冲突的前提下加以修正变通，并把新道理融入其中，才可以真正对现代社会发挥作用，也才能在现代社会重新生根发育。没有义理上这一新旧考较、变通和融会，儒家教化是走不远的。

基层社会老年人老无所依晚景凄凉是儒家教化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是偏重讲读孝道。毋庸否认，子女不孝确是老年人老无所依的重要原因，但却不是唯一原因。尤其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独生子女家庭，即将来临的老无所依就更不是拿孝道拷问和教化能解决的。一提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马上想到政府的责任，这当然是必须的，可问题是无论那些无奈自杀的农村老人，还是其他地方被“老来难”困扰的群体，有多少人知道可以问责呢？且不说那些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即使那些由政府直接造成的困境，又有多少人知道怎样问责呢？法律意义上问责的权利和程序是什么呢？老无所依的老人们固然知道得不多，那些还不知“老来难”的人们更不觉得有求知的必要。如此追问并不是让儒家由教化“孝子贤孙”转行去造就“乱臣贼子”，而是感到儒家既然意欲承担教化民众的责任，那么面对此类问题就不能只是在“门内”而且只是在孝道上做功夫。养老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是只懂得父慈子孝就可以“家和万事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