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藏学家王尧去世，曾亲历毛泽东会见达赖、班禅

澎湃讯，著名藏学家王尧于12月17日18时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

王尧先生1928年生于江苏涟水，原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于道泉先生，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奥地利维也那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

王先生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刊编委（1981年起）。王尧先生毕生从事古藏文资料收集和研究。著有《宗喀巴评传》、《西藏文史考信集》、《王尧藏学研究文集》（1-5卷）等，发表论文数百篇。

在藏学领域，王尧有着开拓性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对藏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古藏文文献引进对西藏古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同时对唐史、中亚史研究等相关学科亦起到了异乎寻常的裨益作用。”

王尧的藏学研究之路

2014年5月13日，王尧先生还曾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举行自己所藏《藏文大藏经》的捐赠仪式，并回顾了他走上藏学研究之路的经历。

王尧从事藏学研究主要是受到中国现代藏学的开山祖师于道泉先生的教导。于道泉是著名的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他曾先后在法国留学5年，到德国工作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教书9年，并于1949年归国。当时于先生向中央建议要尽快培养边疆研究的人才，说自己在海外16年，感觉中国边疆将来一定会出问题，不可大意。于是中央就迅速从各个高校抽调人员出来，组织西藏语文的训练。

王先生当年离开母校南京大学到北京去的时候，对于西藏和西藏学几乎毫无概念。“只知道小学教材中的‘西藏地方’，当时还不叫‘西藏自治区’，‘西藏地方’有达赖和班禅，前藏是达赖，后藏是班禅，达赖亲印（度），班禅亲汉，就这么简单几句。”虽然当时对西藏的认识十分浅薄，但受到委托学习藏族语文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王尧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式下，开始跟随于道泉先生学习藏文，于先生当时请了几位长期在内地工作的藏族同胞来教藏文，“当时没有任何课程，只有一门课，就是要把藏文、藏语尽快学好，所以大家都努力学习，准备去和平解放西藏，把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哎呀，当时真是雄心壮志。”

贡噶活佛是王尧到藏区学习遇到的第一位老师，活佛把他们接到贡噶雪山上的贡噶本寺，到寺庙里面了解寺庙生活，并学习贡噶活佛选择的教材，接触文、史、哲几个方面的材料，就这样满怀信心地往西藏“进军”了，当时有一首歌可以说明人们的心情，那首歌就是《歌唱二郎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藏时受到广大农奴群众的热烈欢迎，王尧也利用藏语的初步知识简单地做了一点群众宣传工作，争取藏民与解放军的合作，他当时对于道泉先生的教导感同深受，即只有学好藏语文，才能在藏族地区开展工作，把中央的政策、毛主席的关怀带到藏区去。

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分别率代表团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王尧回到北京在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负责欢迎、接待他们，也亲历了毛泽东主席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一起共度共度藏历木羊新年的历史场景。

突然去世，弟子怀念

王尧先生的入室弟子、藏学家陈庆英告诉澎湃新闻，王先生的去世也让他感到很突然，因为王先生12月11日住院，他前天才去医院看望过王先生，当时意识还清醒，见到自己的学生也很激动，但是由于插着呼吸机，已经无法说话。

“王先生的去世大家都很悲哀，他为学术做出了这么多贡献，教育了这么多学生，如今他的学生遍及北京、四川、青海、西藏，杭州、上海等地，我们应该怀念这位优秀的藏学家。”陈庆英说。

以下为国际著名藏学家、美国哈佛大学范德康教授为王尧先生撰写的悼词：

我第一次见到老王是1980年代初去北京拜访他和夫人。后来，在当时的西柏林教书时又见过他。我们在美国也见过几次，一次在华盛顿大学，一次在哈佛大学。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他住在我位于兰卡斯特的家里。那是一个可怕的冬天，大雪和结冰引起了停电。我们试图用小火炉取暖，但那不管用，最后只好去旅馆住了几天。这些都是难忘的时光。

我的中文名字“范德康”就是老王取的。我们都会怀念老王，他留给西藏文化研究的贡献，我们的共同热爱，永在！

老王，一路走好！

范德康

2015年12月18日

于美国圣托马斯岛

（何欢欢译）

Lao Wang and I met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I visited him and his wife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1980s.  Later I saw him again when I was teaching in what was then West Berlin. We then met several times in the USA, o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nd o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While at Harvard, he stayed with me at my home in Lancaster. It was a terrible winter and the snow and ice cause a power failure. Trying to heat ourselves with my small fire place, we decided that it was not working, and we ended up staying in a motel for a few days. These were interesting times. It was he who gave me my Chinese name 范德康. Lao Wang will be missed by many, but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ibet, our common passion, live on. 老王, 一路走好.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2015/12/18, St. Tho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