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口述历史》质正（下）：《章太炎选集》的校注与署名

关注章太炎研究的朋友，都知道先师朱维铮先生曾和姜义华先生合作编注过一部《章太炎选集》。1981年，这部《选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时的署名顺序是朱维铮、姜义华。一般来说，合作成果的署名顺序，由作者贡献大小决定。学术界在著作权上争排名的事件，倒也屡见不鲜。姜义华先生在他的口述史里，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后来就和出版社商定由我和朱维铮编一本《章太炎选集》。这本《章太炎选集》，朱维铮建议增加了两篇关于论王阳明的短文，其他的都是我选定的。关于题解，他说他要最后文字加工与写定，我因各篇文章背景、意义都已明确，便说好吧，文字由您处理。书完成后，他突然提出要将他的名字署在前面，我想我刚刚平反，便说，你是学长，比我高两年，你就署在前面吧！我这个人，人们都知道，从来不会去争这个东西。这样，他的名字就放在了我的前面。”

姜先生说自己“从来不会去争”的，未必是事实。姜义华先生选编过一部《章太炎语萃》，在参考文献里提到《章太炎选集》，说的是“姜义华等注”（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00页）。虽然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却也算是争了一下。姜口述中将先师写定题解的贡献轻轻带过，我们也不在这里展开讨论。只请翻阅过或有兴趣翻阅这部《选集》的读者自行判断、思考，这样的题解，对于读懂章太炎的文章、了解章太炎的思想是否重要。

我们有兴趣的是姜先生的这句话：“朱维铮建议增加了两篇关于论王阳明的短文，其他的都是我选定的。”章太炎论王阳明的文字，《检论》中有《议王》，《訄书重刻本》中有《王学》，另有《遣王氏》、《王文成公全书题辞》、《王文成公全书后序》及像赞等数篇。不知姜先生所谓“两篇关于论王阳明的短文”，指的是哪两篇？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文章，没有任何一篇见于《章太炎选集》。倒是姜玢编选的《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收录了其中三篇（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20-122页、第544-549页。按，姜玢是姜义华先生女公子，关于这部编著，下文还会提及）。姜先生的回忆，不知是否在此处出现场景误置。

这篇文章里，我们将就先师为《章太炎选集》校注所作的贡献，作些举证。由于篇幅原因，无法面面俱到，我们谈三个有代表性的话题。三个话题，都和上篇文章提到标点问题有关。

（1）“色声香味触法”标点暴露的问题

在章太炎《菌说》一文的标点问题上，“色、声、香、味、触法”乃先师特有的标点主张，这是姜义华先生自己提供的陈述。利用这条线索，案查相关的章太炎选集，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与当年上海章太炎著作编注组当事人有关的数种章太炎选集中，全文录选《菌说》一文的有四种。分别是章太炎著作编注组集体完成的《章太炎诗文选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汤志钧的《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先师与姜义华先生联合署名的《章太炎选集》，以及上文提及的姜玢所编《章太炎文选》。1996年，出版《章太炎文选》时，姜玢还是二十岁左右的本科生。名家子弟，学有渊源，本科期间就能编太炎文选，自然令我辈相形见绌。但这部文选前附有姜义华先生署名的《编选前言》，介绍编选理念及相关情况。前文也曾提及，1993年姜义华先生自己编过一部《章太炎语萃》。对比翻阅一下，我们发现《语萃》中将近70%的内容，被吸收进姜玢编选的《章太炎文选》。参合这些情况，若说这部《章太炎文选》贯彻了姜义华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现了姜先生的家学，应该离事实不远。

我们发现，这四本书中《菌说》一文“色声香味触法”的标点，只有先师和姜义华先生合编的《章太炎选集》是标作“色、声、香、味、触法”的（该书第70页），也就是姜先生所说的，先师极力主张的点法。其他三本书都点作“色、声、香、味、触、法”（《章太炎诗文选注（上）》第112页；《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134页；《章太炎文选》第40页）。这几本书里面，汤志钧先生的《章太炎政论选集》离这场争论最远，可以看作是他选择了一种通俗标点法。姜玢编的《章太炎文选》则体现了姜先生的见解，也可以确定。需要略作说明的是由“编注组”集体完成的《章太炎诗文选注》。

“章太炎著作编注组”原设“通稿”三人，分别为程文珏、姜义华及先师；“通读”两人，分别为汤志钧、陈旭麓。程文珏是军人。1975年底及1976年一段日子里，姜义华先生被系里抽调去做调查工作，故这部《章太炎诗文选注》出版前夕，真正全职负责“通稿”的，只有先师一人。（关于“编注组”的情况，姜义华先生口述中谈了一些，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有所出入。我们会查实后另文说明。）在以集体名义完成的《章太炎诗文选注》里，即便享有负责“通稿”的便利，先师也没有强行采用自己的意见，而是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在“色声香味触法”标点上采取了通行点法。

但在先师署名出版的《章太炎选集》里，情况却不同，“色声香味触法”坚持了他独立特行的标点法，即“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先师和姜义华先生合作编注的《章太炎选集》，在意见发生分歧的情况下，最终是先师的意见体现在出版物中。且这并不是唯一的例证。这是先师曾在《章太炎选集》的校注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有力证据。

（2）“光音天人”的含义及其句读

《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以下简称姜编本），和朱、姜两位先生合编的《章太炎选集》（以下简称《选集》），有十七篇重复篇目。通过对比这些重复篇目，界定出哪些知识不属于“姜氏家学”范畴，应该是可行的方法。以下举两个例证。

第一个例证是如何理解“光音天人”。这又是一个佛学问题。章太炎《译书公会叙》中有这么几句话：“象鞮不通，气不得齐和，中外相视，于是乎若光音天人。通之以地籁。地籁既通，其赫蹏犹未能户晓，中外相视，于是乎若桃梗。”以上采用的是《选集》的点法（第29页）。同一段话，在姜编本中却点作：“象鞮不通，气不得齐和，中外相视，于是乎若光音；天人通之以地籁，地籁既通，其赫蹏犹未能户晓，中外相视，于是乎若桃梗。”（第11页）关键在于“光音天人”怎么点。《选集》作一读，归入前句。姜编本将“光音”与“天人”破开，“光音”属前句，“天人”属后句。

哪个对？“光音天”（梵音Ābhāsvara）是一个佛教名词，指的是色界十八天中之一天。生活在光音天的人，都口绝言语声音，以光为语，故曰“光音”。《释氏要览》引《阿含经》云：“是时光音天人下生，皆有身光，飞行自在，无有男女尊卑亲疏之别。”这里的“光音天人”，应指光音天众生，显然是作为一个词组存在的，不可破读。事实上，“光音天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章太炎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到内证。如章氏另一篇文章《无神论》里有一句话：“至云劫初生人，由光音天人降世，此则印度旧说。”这里的“光音天人”显然也是一个词组，因出现在句子中间，所以大家都没点错。但在《译书公会叙》里，“光音天人”四个字恰恰在句末，于是如何标点便成为问题。

看来佛学的确是姜先生的短板。姜编本将“光音天人”断开，可能是从句式工整角度做出的判断，“于是乎若光音”与下文“于是乎若桃梗”，在字数上对等。但熟悉章氏文风的人应该知道，不刻意追求文句工整，正是其文章聱牙难读的原因之一。在《译书公会叙》这篇文章中，仅数行之隔，我们就能找到例证：“然则审人之音之难于审牛马之音也，知人之文之难于知牛马之蹄迒也。”一个“音”字对“蹄迒”两个字，工整了吗？将“光音天人”断开后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天人通之以地籁”这句话解释不通。“通之以地籁”本来是呼应前文的“象鞮不通”。前面加上“天人”两个字后，首先，这里的“天人”是个什么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还是佛学中的“天人”？其次，因语言不通，需“通之以地籁”的，明明是凡人的世界，“天人”为什么要“通之以地籁”？

无独有偶，汤志钧先生的《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也选了《译书公会叙》这篇文章。这句话，汤先生的点法也是“于是乎若光音；天人通之以地籁”（第44页），将“光音天人”破读。这更能证明，“光音天人”作一读是先师的见解。这个正确的见解，当时在编注组中可能再次成了少数派。但先师却将它体现在了《章太炎选集》中，以帮助后人更好地读懂这些文章。这些都体现了先师在学术上的苦心。

这个例证也再次说明，当朱、姜两先生意见分歧时，《章太炎选集》体现的是先师的意见。有意思的是，“光音天人”这个知识点，在《选集》中是出了注解，详细解释的。姜编本在收录该文时，为何不参考？姜先生一方面极力声索《选集》的编著权，一方面却对“自己的已有成果”这么不重视，这样的矛盾态度令人困惑。

（3）《视天论》中的一个错字

《选集》所收章太炎《视天论》一文有这一句：“既而读汉秘书郎郤萌所记‘宣夜’之说云……”，文意甚明（第40页）。但这个句子到了姜编本中，是这样的：“既而读汉秘书，即卻萌所记宣夜之说，云……”（第13页）姜编本首先有个错字，“卻”当作“郤”，前者是“却”的繁写，后者是姓氏。这个问题我们不深究。我们要谈的是另一个错字，《选集》本中的“郎”字，姜编本中作“即”。正因为这个字的差别，导致两个版本句读不同。

我们覆案了这篇文章最初发表的《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8日第5版），报纸上的原文的确作“即”字。也就是说姜编本在这点上是忠实于报刊原文的。但问题是，报刊原文和太炎先生的原文，中间还隔着一层。有没有可能是报刊排印错误？《选集》将它改作“郎”字有没有道理？那就需要分析。

按《选集》的句读法，汉代有个秘书郎（职官），名叫郤萌，他记载流传了古人的一种天文学说，名为“宣夜”。太炎先生读的是这种学说的内容。而按姜编本的句读法，“读汉秘书”，那太炎先生读的是一种汉代秘笈了。但这种秘笈是什么呢？文中却没有交代。更何况，下文太炎先生直接引用了《晋书·天文志》的内容，用以介绍郤萌所记的“宣夜”说，并非汉代秘笈。故姜编本的句读，文意不通。

只需复检章氏所引《晋书·天文志》，即可查到此句：“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此处“郤”作“郗”，字通，另可作“郄”。而言其职官名为“秘书郎”则甚明。另可参考《隋书·经籍志》，谈到《春秋》纬书时，提及“汉末郎中郄萌”。故可明，《台湾日日新报》所刊作“即”字，乃手民之误，非太炎先生原文。《选集》结合他校与理校法，将“即”字改作“郎”字，是有文献依据，也是符合校勘学原则的。

有意思的现象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选集》中已经取得的校勘成果，姜编本为什么不参考？姜先生不是说，《选集》主要是他的成果吗？原因在于姜编本完全是独立完成的，没有参考过以往成果吗？显然不是，在两书重合的十七篇文章中，姜编本在标点、段落划分上与《选集》一模一样的地方还真不少，其它地方与《章太炎政论选集》等文献雷同的，也不少。但以上所举的这几个《选集》已经解决的疑点、难点，姜编本就是不参照改正，这是为什么？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在这里举证的内容，都与“谈天”有关。或涉及佛学知识，或涉及传统天文学内容。这些当然都是更难读懂的地方。但这些在《选集》中已一一解决的难题，都无法体现在只与姜先生有关，却与先师无关的选本中。谁在这些难题上，为《选集》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请各位读者自行判断。另外，顺便一提，前及章太炎《无神论》一文，与《视天论》一样，既见于《选集》，又见于姜编本。这两篇文章，姜编本不仅在句读上与《选集》大相庭径，连段落划分都不一致。这又是一篇“谈天”的文章。

此外我们注意到，《章太炎选集》选了《与人书》一文。这篇文章，在编注组期间，先师曾建议编入《章太炎诗文选注》，但因其中有与当时政治不相宜的内容，故被其他专家否决。我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些通讯资料，当事人中也还有健在者。后来，这篇没有选进《诗文选注》的文章，出现在了《章太炎选集》里。在这些证据面前，先师为《章太炎选集》校注、选目所作的贡献，何容否定。姜先生口述中所说的，先师对这部《选集》的贡献仅限于两篇并未出现的篇目，又何以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