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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撒哈拉梦幻之城那么美,但却为何没有声音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阿水
2015-12-22 07:1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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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廷巴克图》海报

2012年4月,控制西非国家马里北部的伊斯兰教极端组织武装占领廷巴克图(Timbuktu)。次年上旬,政府军和法军联合收复该城。此时的廷巴克图早已不是非洲的“梦幻商都”,极端分子撤出时还烧毁了一座装有几千册珍贵图书的图书馆和几座历史建筑,给了廷巴克图致命的一击。

毛里塔尼亚导演阿伯德拉马纳·希萨柯拍摄《廷巴克图》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恢复平静,但是几千的人口和赤裸的泥土建筑与世界对她的想象相去甚远。也因此,希萨柯的《廷巴克图》干脆把它消减成一幅画,她也可以是任何一座小城,不是非得是廷巴克图不可。

廷巴克图由游牧民族图阿格雷人在此建立贸易中心而兴起,是古代西非和北非骆驼商队的必经之地,也是伊斯兰文化向非洲传播的中心。公元14世纪开始,廷巴克图相继成为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的重要城镇,亦是声名显赫的科兰尼克·桑科雷大学的所在地。因为这所大学的出资人是一位女性,所以并不禁止女性入内。

商贸和文化,再加上她是伊斯兰文化向非洲腹地传播的中心,所以成为沙漠中的传奇,甚至欧洲人一厢情愿所认为的黄金遍地之地。

法军与马里政府军共同收复该城之后,法国在很多人眼里成为了“负责任的殖民者典范”,即使马里早已获得独立。然而逐渐被遗忘的历史真相是:1788年和1824年,英国的“非洲协会”和法国的“地理协会”均公开征募探寻廷巴克图的冒险家,后者更悬赏1万金法郎,奖励首个进入廷巴克图的非穆斯林。

1894年,法国殖民军占领廷巴克图,并将之作为法属西非首府。然而此时尼日尔河道已南移,城市的人口不足一万。西方人的到来并未带来城市中兴,而是顺势掠走大量文献和卷宗。1904年,失望的法国人干脆将首府从这里一口气西移几千公里,移到了大西洋沿岸的达喀尔。日后他们的铁路计划亦因为一战搁浅,廷巴克图再未恢复撒哈拉沙漠贸易重镇的地位。廷巴克图的衰落并非因为西方殖民者,但是殖民也并未让她重返辉煌。

这就是去魅之后的廷巴克图。对这座小城来说,繁华和没落,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是历史的常态。这座泥巴做的城就像当年建造者的预期一样,必然会因侵蚀而剥落一层层泥土,房屋里嵌入的突出的木质骨架又方便人一次次地爬上去重新刷上泥土。至今,廷巴克图的城市面貌竟仍与当年相去不远。

《廷巴克图》剧照

所以,要让世界看到这座城市最新遭到的苦难,怎样的一部电影才能做到?选择有很多,导演希萨柯选择了最顺应城市历史兴衰,也是最自然的一种方式表达。

他没有过多地把镜头放在惨状上面,而仅把没有足球的球赛,被活埋用石块敲碎脑袋的情侣,深夜唱歌弹琴的人们的被捕,给予和风物一样的一瞥。阿匍对武装极端分子的质问则对他们的合法和合理性全盘否定:你们心有仁慈吗?你们遵照真主的法理了吗?你们懂得宽恕吗?

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手里有枪,以宗教的名义满足私欲的野蛮人。

有太多的声音让全世界的人听到宗教极端主义对西方世界的伤害,却不知受到伤害最大的,是马里、叙利亚、伊朗等国家。然而他们的声音不仅未被听到,而且正逐渐与极端主义混为一谈。导演一定是很生气,所以决定用最美的镜头,最可能在各大影展上拿奖,最讨好西方观众的方式,述说这些不为人知的伤害。

在极端组织的控制下,廷巴克图完全陷入沉默。不准有音乐,不准踢球,妇女必须把每一寸裸露在外的发肤遮在黑布下,连卖鱼的妇女也必须戴上手套,

更可怕的是,规则和法律失语,一切由个人的意志作主。影片的镜头对准的,正是这个层面的失语。

城市郊外的沙丘上,牧民们纷纷或死或走,只有一户牧民坚守在此,因为厌倦了逃亡,也坚信走了的邻居终会回来,日子还将回到从前一样。夜晚的沙丘帐篷里,夫妻二人仍然自在地弹琴唱歌,唯一的女儿十几岁的年纪还天真得像个小孩。

然而在极端分子的恶还未显现时,恶意已经滋生。牧民雇的牧童不小心让母牛GPS误闯了渔夫的渔网。渔夫抓起鱼叉就刺死了牛,牧童哭着回去告诉雇主,成为影片最令人伤心的地方。

在健康的社会,这样残酷的事并不如此容易发生,更何况这是一个人口只有区区几千的极小的社会。是否,随着传统宗教和法律的瓦解,人心里的恶已经被悄悄释放?

牧民找渔夫理论,混乱中将他误杀。牧民被捕,和武装分子“法官”的审讯过程漫长而灼心。他反复述说自己并不怕死,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小女儿和妻子。武装分子则面无表情,只是喃喃很快这个女孩就将成为孤儿。

后来果真如此。在迅速加快的节奏和几个不同场景的混乱奔跑中,夫妇二人死于法场的枪下。用摩托车载妻子赴法场的人在沙丘上奔逃,他们的小女儿冥冥中像是知道了什么,也奔跑着奔向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部结构松散,又极力想捕捉这片无声土地细微声音的影片。它把生活的常态和铁幕般的压制对比,把自由和强权对比,人情和法理对比。甚至极端分子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头目在衣着鲜艳的疯女人家里迷醉地慢舞;曾唱过“罪恶rap”的小青年对着镜头想劝人改过,却说不出所以然;极端分子在巷子里高声讨论被禁止的足球,走街串巷找“发出音乐的人”的时候在门口驻足,犹豫着要不要破门而入。

想说的太多,镜头下的景致又太美太考究,以致影片就像一幅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没有重点地缓缓呈现一方风貌。

有人说《廷巴克图》太过西方视角,把“好的穆斯林”和“坏的非真正的穆斯林”对立起来,迎合西方政治观,为廷巴克图的“被西方解放”作了舆论铺垫。真正的在地情况,也许要复杂得多。

但是我仍然相信影片中的情况比较接近真实,因为政治和宗教再复杂,西非这样热爱色彩和音乐的自由之地如果被宗教极端组织占领,呈现的也很可能正是这样扼喉的景象。

至于问题要怎样解决,影片没有给出答案。它能做的只是让观影的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这个“知道”做得显然远远好过合格。

毛里塔尼亚导演阿伯德拉马纳·希萨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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