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诈：人类历史上那些荒谬又有趣的骗局

【编者按】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谎言、伪造与谣传。美国人类学家伊恩·塔特索尔和记者、制片人彼得·内夫罗蒙特合作的《有诈：5000年来的谎言、伪造与谣传》一书，梳理了5000年来的知名骗局。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了书中提到的三个。

《有诈：5000年来的谎言、伪造与谣传》，【美】伊恩·塔特索尔、彼得·内夫罗蒙特/著 王寅军/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

尼斯湖水怪

尼斯湖水怪是刻意制造的骗局，还是对真相的误解？是吸引游客的手段，抑或是迷信？事到如今，上面这些说法都对，或许还不止于此。然而，尼斯湖水怪已经成为人类迷恋怪力乱神的标志之一，值得对它进行一番回顾，以此来认识一个经典迷思的发展过程。

尼斯湖位于将苏格兰由东北到西南一分为二的大峡谷断层线上，是一个狭长的淡水深湖。因为其所在流域的土质属于泥炭土，所以尼斯湖水体浑浊，谁都不知道湖面之下潜伏着什么东西。

第一个报告尼斯湖里有“怪物”的人是圣徒克伦巴（Saint Columba），一位6世纪的爱尔兰僧侣，也是将基督教带到苏格兰的人。根据7世纪的《克伦巴传记》作者——伊奥那的艾多曼（Adomnàn of Iona）的说法，克伦巴当时正在穿越尼斯湖，他看见人们正在埋葬一个“不久前刚被湖里的怪物捉住并严重咬伤致死”的人。不久之后，他的一名同伴在湖里被怪物攻击，圣徒本人平静地赶走了怪物。艾多曼这么写道：“在圣徒的劝诫下，怪物心生恐惧，闻声而逃。”当地的皮克特人（Picts）对此印象深刻，感谢上帝创造了这个奇迹。克伦巴是否就此成功地让当地人转变信仰，并没有留下记录。不过他在整个苏格兰都还做得不错。

12世纪晚期手稿《苏格兰游记》（Itinerarium Scotiae）中，一幅严重褪色的页边插画，刻画了圣徒克伦巴遭逢尼斯湖水怪。基于对中世纪绘画颜料的细致研究，画作的颜色得到了修复。

在和令人敬畏的克伦巴短暂遭遇之后，受到惊吓的尼斯湖水怪整整有一千年没有露面。事实上，塑造了我们今日所知的传奇故事的一系列目击事件，只能追溯到1933年。根据那一年5月2日《因弗内斯快递报》（Inverness Courier）上的一篇报道，来自德拉姆纳德罗希特（Drumnadrochit）的约翰·麦凯夫妇看见一只像鲸一样的生物在湖中嬉游。7月22日，一名叫作乔治·斯派塞（George Spicer）的男子报告说，他和妻子看到“一只令人匪夷所思的动物”穿过道路，沿着湖岸行进。这个生物有着笨重的身形和细长的脖颈。因为斯派塞没有看到它的四肢，所以它是怎么移动的还不清楚。8月，一名叫作亚瑟·格兰特（Arthur Grant）的兽医学生，从自己的摩托车上摔下来，可能还得了脑震荡，也声称他看到一只头小颈长的动物进到湖里。

有关这一神秘怪物的第一张照片摄于1933年11月。此后，目击事件逐渐增多，时至今日有一千多人声称见过这个怪物，模糊的照片更是比比皆是。后来的许多照片被明确揭露为骗局。最近的一张是在2011年，一名游船船长拍摄的模糊失真的背峰照片（居然还被认为是“史上最佳”尼斯湖水怪照片之一），他后来承认此举是为了招徕生意。

对尼斯湖水怪的第一次系统性调查始于首次目击后不久，最终却以苏格兰特有的“证据不足”（not proven）收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调查，但随后在1962年至1972年的十年间，“尼斯湖怪象调查处”（Loch Ness Phenomena Investigation Bureau）采取了声呐和其他研究方法，却也无果而终。

此后，美国律师罗伯特·H.赖恩斯（Robert H.Rines）率队投入调查。最终，一幅令人迷惑的声呐影像以及一组相关的照片得到证实。在把影像交由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进行计算机增强之后，赖恩斯与著名的英国鸟类学家和环保主义者彼得·斯科特爵士（Sir Peter Scott）分析了这些极度模糊的照片，后者是著名的南极探险家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之子。尽管两人都缺乏对相关动物的丰富知识，他们最后得出结论，照片上是一种水栖爬行动物的后肢或桨状肢体。

在权威科学期刊《自然》1975年12月11日的一则报道中，两人为这个动物创造了一个新的属种：Nessiteras rhombopteryx。他们认为自己看见它的桨状鳍，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专家认为他们看到的不过是水里的气泡。这个名称的大概意思是“具备菱形鳍的尼斯巨兽”。在相当严肃的分类学界，我们很少能如此开怀大笑。在一场称得上是18世纪风格的学术讨论会上，赖恩斯和斯科特一本正经地辩称他们发现的新物种可以被归为哪种爬行动物。不过最终，他们十分负责地拒绝给出确定结论。顺便提一句，尼斯湖水怪爱好者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蛇颈龙，一种6600万年前已经灭绝了的长颈海洋爬行动物。

证据如此薄弱却仍要继续为尼斯湖水怪命名的理由是（分类学界的惯例是在手头拥有实际标本之前不要给任何东西命名），不论它会是什么，它肯定是某种濒危物种。并且，除非濒危物种有一个恰当的动物学名称，否则你就无从保护它。

那么，好吧。对我们来说，整个故事的精髓在于，就像一个填字游戏迷指出的那样，“Nessiteras rhombopteryx”易位构词之后就是“monster hoax by Sir Peter S.”（彼得·S.爵士的怪物骗局）。

当然，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尼斯湖水怪爱好者最近使用一种机器人潜水艇来绘制尼斯湖湖底的图像，试图找到水怪的巢穴。尽管一队BBC（英国广播公司）摄制组在2003年就得出结论：经过一番彻底的声呐搜查，湖底除了少许船舶残骸之外别无一物。令人惊喜的是，在2016年，机器人潜水艇真的在湖底深处找到了一个怪物。只是这个怪物最终被证实是一个30英尺长的尼斯湖水怪模型，长着粗短的犄角和隆起的眼睛。它曾是1970年比利·怀尔德拍摄电影《福尔摩斯秘史》时的道具，拖到湖水里之后便意外沉没了。

在比利·怀尔德1970年的电影《福尔摩斯秘史》（ The Private Life of Sherlock Holmes）中，大侦探碰上了尼斯湖水怪。30英尺高的怪物模型包括脖子和两个背峰。怀尔德不喜欢背峰的造型，于是不顾会影响浮力的警告，把它们去掉了。结果模型真的沉了底。

在电影道具沉没近50年后，研究人员使用搭载声呐成像的海上无人机搜寻尼斯湖水怪的踪迹，在590英尺深的湖底发现了这个模型。

如果即便是福尔摩斯也没能找到尼斯湖水怪的踪迹（并且实际上是有意为之），我们其余这些人又能有什么希望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自信满满地说，尼斯湖水怪的传说尚未终结。只要我们想让湖底有一个怪物，湖底就会有一个怪物——即便只是一个电影道具。

世界范围内，至少有65个湖据说有怪物出没。以下试举数例（包含怪物昵称）：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冷湖里的Kinosoo；阿根廷纳韦尔瓦皮湖里的Nahuelito；日本池田湖里的Issie；纽约塞涅加湖里的“大蛇”（the Serpent）；乌克兰索姆湖里的Som；津巴布韦卡里巴湖里的Nyami Nyami；苏格兰莫勒湖里的Morag。

都灵裹尸布

并不是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宗教信仰在每一个人类社会中都成了典型特征。我们大多数人似乎都渴望相信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许多宗教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然而，宗教需要一个全面的世界观，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充满了细节。在一些宗教中，细节由圣物来呈现：实体象征物，既象征了伟大信仰本身，也象征着那些用一生来证道的最优异的人——有些已经成了神话。从很多方面来看，圣物都是用来充实更大的宗教图景的马赛克瓷砖，对某些人来说它们具备了更重要的意义：圣物是将一切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

耶稣的形象。6世纪的叙利亚学者埃瓦格里斯·斯克拉斯蒂克（Evagrius Scholasticus）记录道，奥斯若恩（Osroene）王国（现土耳其东南部）的统治者阿卜加（Abgar）有一块布，上面印着耶稣的脸。544年，这块布奇迹般地帮助奥斯若恩首府埃德萨抵御住了波斯人的进攻。

在14世纪的法国和德国传说中，维罗妮卡是《路加福音23：27》中追随耶稣行在苦路（Via Dolorosa）上的女性之一。当她用面纱为耶稣拭去脸上的汗水时，后者的面容印在了面纱上。据称这条面纱的圣物现藏于圣彼得大教堂，1907年，耶稣会艺术史学家约瑟夫·威尔珀特（Joseph Wilpert）对它进行了细致检查。威尔珀特写道，他看到的只是“一块正方形的浅色布料，随着岁月的流逝显得有些褪色，上面有两块模糊的锈棕色斑迹，彼此相连”。

最著名的圣物大概就要属都灵裹尸布了。这是一块粗麻布，长约14英尺，宽约4英尺，上面留有真人大小的朦胧泛黄的印迹，是一个高个子、光着身、蓄须长发的男子的正反面形象。男子的腕部和胸部似乎被刺伤了，印迹上的红棕色污渍以及前额处的小伤口证实了这一点。很多人相信这是埋葬耶稣时候用的裹尸布——上面的男子形象就是耶稣本人。

这块裹尸布据说是1346年由法兰西十字军战士若弗鲁瓦·德沙尔尼（Geoffroi de Charny）从土耳其带回来的，他后来战死在普瓦捷战役中。有关它的第一份文献记录显示，裹尸布在1390年之前藏于若弗鲁瓦位于都灵雷内（Lirey）的家庭教堂里。虽然这份文献本身是当地主教写给教皇的一封信，上面说这块裹尸布是一件赝品。

因此从一开始，裹尸布就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在1453年，它被转手给了萨伏伊公爵，之后在1578年，它又辗转到了萨伏伊首府都灵的大教堂里，直到现在。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蜂拥而至，一睹其风采。然而，尽管裹尸布作为历史文物和精神信物都极具重要性，但是梵蒂冈从来没有就其真实性发表过官方声明。

保存在都灵的裹尸布实际上是40多块大小不一的布片中的一块，中世纪时，它们都被吹嘘成曾用来包裹过被钉死的耶稣的尸身。这些稀罕宝贝中的很多件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遗失了（法国人显然特别热衷于收集这类东西）。但在都灵之外，罗马、热那亚、西班牙奥维耶多和法国卡杜因的教会机构目前也都声称藏有部分裹尸布。所有这些纺织品都被认为曾经盖在耶稣的脸上，当然，其中只有一件——最多也只有一件——是真的。

1988年，经由梵蒂冈批准，都灵裹尸布的样本被提交给三个独立实验室，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试。测试得到的年份集中在公元1260年到1390年之间，意味着这件纺织品肯定是在13世纪中期和14世纪末期之间的某一段时间内制造的。事实上，科学家在1989年公布他们的发现时，斩钉截铁地宣称他们的年代测定结果“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都灵裹尸布的亚麻布成分是中世纪的”。具体的日期范围与若弗鲁瓦取得战利品的时间极为接近，这一时间上的重合再怎么看也令人浮想联翩。

都灵教区的科学顾问路易吉·戈内拉（Luigi Gonella）承认，他缺乏“科学上的理由”来认定对都灵裹尸布的碳年代测定不准确。“然而，”他补充道，“即便是万有引力定律有天也可能会被推翻。”

手头的客观证据强烈支持如下结论：《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受难早在布匹织成前1300年就已经发生了（极可能是在土耳其）。布上的形象本身十分古怪——没有其他与之类似的东西——并且奇怪的是，它们具有相片底片的一些特征。虽然不能十分确定，但它们很可能是将亚麻布压在涂有颜料的浅浮雕模具上制作出来的。可以确定的是，留存在亚麻布上的印迹本身比布料的年代要短。

免不了会有人对检测出来的日期表示怀疑：检测本身动了手脚，是在暗中偷换的亚麻布样本上进行的。样本被细菌或是晚近的碳元素污染了，比如受到了烟熏。又或者，样本是从中世纪时经过修复的裹尸布上取下来的。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但就这件事而言，没有一项指责是站得住脚的。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大堆理由让人对裹尸布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它和《新约》上的记载不符；布上的形象本身缺乏应有的弧面褶皱，更像是中世纪人对耶稣像的刻板印象，而非实实在在的罗马时代遗物；身体正反面的印迹并不能完全匹配；“血迹”的成分里没有血等。

到了这个份上，很难不得出以下这样的结论：都灵裹尸布是假的，尽管它本身也是一件古董。在当时，收集圣物成了一时的风尚。裹尸布或许就是为了迎合十字军消费者而制造的。不过，伪造行为本身或许并不是重点。有时，保持信仰比坚持事实更重要。即便裹尸布并不能追溯到耶稣的时代，它也是可被用来崇敬的信仰体系的象征，这对体系的信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个体系本身恰巧也强调了信仰的重要性。当然，信仰必然得是盲目的。

达文波特碑

人们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发明并笃信传说故事，然而并非所有这些原因都是崇高的。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后的几十年里，当开拓者们向西行进，他们到达的地方是美洲原住民已然休养生息了数千年的土地。这段漫长历史中引人瞩目的遗迹，是数量庞大的人造土堆和丘垒，散布在中西部的大片地区，特别是在密西西比和俄亥俄河谷。开拓者不愿承认这些令人惊奇的建筑是印第安人建造的——因为他们现在经常和印第安人陷入激烈的领土争夺，而显然这些“野蛮人”是没有能力设计建造它们的——便炮制出一个传说故事，说这些土垒建筑是由一个“失落的种族”所建。

这个关于失落文明的虚构故事不仅为开拓者解释了周遭所见，也令被迫流离失所的印第安人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入侵者。除此之外，传说故事也使开拓者自视为英雄，代表着文明力量来收复土地，并且他们使用的方法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早先印第安人无疑也是用同样的手段驱逐了和平善良的土垒建造者们。

没有人知道传说中的土垒建造者到底是谁，但在大多数版本中，他们（当然）是来自欧洲或者亚洲，或者是在亚特兰蒂斯大陆被海浪吞没时被迫迁移而来的人们。反正是除印第安人之外的人。这样的信念强化了一种令人释怀的想法，即后来者将土地从现有者那里抢过来时，他们的主张具有古老的根源。

乔赛亚·普里斯特（Josiah Priest）在其1833年的畅销书《美国西部古迹探考》（American Antiquitie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West）中提出，俄亥俄州玛丽埃塔那些壮观的土垒建筑是由和埃及人、希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苏格兰人一起来到新大陆的罗马士兵建造的。这是最精心编造的流行说法之一。为了寻找证据来支持这类帝国主义式主张，开拓者中的业余嗜古者在遍布中西部的土垒中掘地三尺。在不同的地点，他们发现了刻写着未知文字的石碑。所有这些石碑都以某种方式证明了，土垒建筑并非由美洲原住民建造。“墓穴溪石”（1838年）、“肯德胡克碑”（1843年）、“纽瓦克拱顶十诫石”（1860年）、“蝙蝠溪石”（1889年），这些石碑很久前就被爆出是骗局，而其中最著名的是“达文波特碑”。

俄亥俄州玛丽埃塔地区古老的印第安土垒。有人推测是罗马士兵建造的

1877年，刚从瑞士来的雅各布·加斯（Jacob Gass）牧师在艾奥瓦州达文波特镇附近的一处土丘中，挖出两块刻着文字和图案的石碑。当地知识圈对此深受触动，将加斯选入他们所谓的达文波特科学院。科学院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两块石碑，以及稍后发现的另一块石碑。它们都刻有“土垒建造者象形文字”，以及描绘火葬和狩猎场面的巨大图案。

石碑之一，发现于艾奥瓦州达文波特镇库克农场的一处土丘中

一名委员会成员不久后宣称这些珍贵的石碑是冒牌货，然而最早达成的共识则是，这些石碑是真的，且证明了土垒建造者不是印第安人。用极具影响力的倡导者查尔斯·普特南（Charles Putnam）188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话来说：“有些人认为建造土垒的人不过是如今印第安人的祖先，他们的文化水平与之相符。但相比于他们的理解，这些遗迹似乎展现了更复杂的社会生活，更丰富多元的艺术作品，以及更高级的文化状态。”

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它引起的争论最终为石碑笼罩上了一层怀疑的阴影。事实上，达文波特科学院的成员们自己在不久之后就认定，石碑是由不明身份的土垒建造者理论的支持者埋在地里的，而这些人的想法与社会上对土垒起源的期待若合符节。

有人认为，制造这一骗局的动机也牵涉个人层面的嫉妒：作为一个外来者，加斯牧师出了名，受到公众的瞩目，他的骄矜自夸令很多科学院成员嫉妒和反感。这种反感并非空穴来风，其中一些是有真凭实据的。后续调查显示加斯在这场骗局中并不是无辜的：他和家人是文物造假的老手，许多年来一直深陷在众多可疑的交易中。

然而，尽管疑点重重，但是达文波特石碑的传说一直屹立不倒。就在1976年，一位名叫巴里·费尔（Barry Fell）的哈佛大学教授在一本畅销书中提出，巨大石碑上的碑文包含了埃及、伊比利亚半岛迦太基和利比亚的元素。他认为这些石碑证明了“使用伊比利亚和古代迦太基（Punic）语言的人在公元前9 世纪居住在艾奥瓦州……这些开拓者大概是沿着密西西比河航行至达文波特地区，建立了定居点”。最好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优秀传说的生命力。故事本身常常比它的准确性重要得多。

因此，要特别注意有关起源的传说，它们是最顽强的。古代印第安文化因其成员善于制造优雅石器（并不是易于掌握的技艺）而闻名，而某些早期北美洲工具与18000到22000年前西欧梭鲁特人制造的工具有相似之处。于是，自然而然地，前些年有一批颇有声望的科学家进一步提出，古代欧洲人在那个时间段航行到了美洲，带来了某些梭鲁特的制器技术，之后为克洛维斯文化的古代印第安人所仿效。先前，美洲原住民没法自己建造土丘；现在，他们甚至没法自己制作石器。

13000年前的克洛维斯矛头（左），出土于宾夕法尼亚州肖尼-明尼辛克（Shawnee-Minisink）。21000年前的梭鲁特“月桂叶”矛头（右），出土于法国勃艮第地区。两者间的相似性使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冰河期的欧洲人航行到北美洲，带去了梭鲁特文化的技术，为后来的克洛维斯文化提供了工具基础。另一些人把这种解释视为矮化美洲土著文化成就的长久努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