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年谱》：凡涉及他的故事，都是传奇

张伯驹是近现代艺术收藏大家，以收藏《平复帖》、《游春图》、《上阳台帖》、《诸上座帖》等书画巨迹闻名天下，其著述并不多，且内容庞杂，涉猎尤广，众所周知的是其戏剧、书画、收藏、诗词等四大项；事实上则牵扯到晚清、民国、共和国等几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

鉴于张伯驹研究之不足，作者自2002年起， 开始从事《张伯驹年谱》的编撰，也欲为张伯驹留下一部信史，本文为其新出版的《张伯驹年谱》自序。

张伯驹先生（1898年1982年）

一

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刚结识梨园界的老前辈叶盛长先生不久，他就对我讲起张伯驹的故事，说，“我这个右派，就是跟着张伯驹给党提意见才惹出来的。我觉得张老那么有学问，说出话来能错吗？结果我们就都成了右派。”我那时只有二十岁年纪，哪里懂得什么，这却是我第一次听到张伯驹的大名。既然知道了，也就注意了，其后遂在《燕都》杂志上，不断看到有人提到这个名字。

《燕都》杂志是一本了不起的杂志。“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政治日益清明，北京燕山出版社迅速办起这本杂志，组织了一批历经浩劫而残存下来的老学者，动手写些老北京掌故，翁偶虹、景孤血、朱家溍、邓云乡、黄宗江、吴小如，都是其主力作者。仿佛是一件贵重的瓷器骤然被打个粉碎，要再复原已经是不可能的；老先生们赶紧捡拾起些碎片，一一作出标记。人的身体里有遗传基因，文化里也有遗传基因。文化的遗传基因就存在于这些碎片里，虽未必再值钱了，文化却可因此而生生不息。张伯驹即如瓷器碎片一般地散落在《燕都》杂志里。但凡涉及他的故事，都是传奇。最为脍炙人口的，便是在他四十岁生日的堂会上，他自己票演《失空斩》，亲饰诸葛武侯，而配演则是杨小楼、余叔岩等多位京剧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相对于这一举世无双的记录而言，所谓“民国四大公子”的说法，都显得平常了。

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九十年代初移居东京以后，家里有套香港 《大成》杂志，原本是汉学大家波多野太郎心爱之物，太郎先生晚年转让给内子。内子是太郎看重的弟子，太郎又曾问学于内子祖父波多野乾一。《大成》杂志的气质，与《燕都》如出一辙——这话其实是说反了，《大成》在先，是一群更老的老先生遭逢鼎革，离开大陆以后，寄托故国之思的所在。

张伯驹

张伯驹又是《大成》频频出现的人物，不过，与《燕都》有所不同的是，张伯驹在《大成》里的形象，可说是毁誉参半。《燕都》的作者，不说很刻薄的话，讲究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而《大成》的某些作者，则是不说上几句刻薄话，就好像是白作了文章。我更为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人是人非，是在《大成》杂志里，读到了张伯驹的《我从余叔岩先生研究戏剧的回忆》《盐业银行与我家》《沧桑几度平复帖》等多篇文章。

在《燕都》与《大成》两杂志的启蒙之下，我开始收集整理张伯驹的相关资料，这项工作，断断续续，不想竟做了二十余年。

二

张伯驹的著述并不多，可是内容庞杂，涉猎尤广，众所周知的是其戏剧、书画、收藏、诗词等四大项；事实上则牵扯到晚清、民国、共和国等几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更为复杂的是，在伯驹充满个性的、坚守自由的人生中，他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始终保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是一位隐士，但他决不消极，决不冷漠。他是一位文士，但他没有理性的设计，自然也不会持有什么主义。他是一位志士，在他三十岁之后，他一直顽固地追求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实现自己的目标，进而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有过无数次失败，“十有九输天下事”；然而他仍不轻易苟同，“百无一可眼中人”。他所深深拜服的，只是我先民之文化传统。他珍爱这些传统，并且不断地超越现世的种种利益，将自己的这种“珍爱”的情感加以提纯，直至使其彻底融入自己的“天性”中，中华文化传统乃与其血脉相连。

张伯驹收藏过的《平复帖》（局部）

张伯驹是近现代收藏大家，以收藏《平复帖》、《游春图》、《上阳台帖》、《诸上座帖》等书画巨迹闻名天下，无人能出其右。伯驹终将所藏捐献国家，其《丛碧书画录》序云:

自鼎革以还，内府失散，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之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余叔岩

张伯驹是戏剧家，他追随京剧宗师余叔岩学习十余载，躬行实践，亦步亦趋。

其《红毹纪梦诗注》云:

余三十一岁从余叔岩学戏，每日晚饭后去其家。叔岩饭后吸烟成瘾，宾客满座，十二时后始说戏，常至深夜三时始归家。次晨九时，钱宝森来打把子，如此者十年。

他可以容忍剧人的鸦片恶习，他并不认为剧人必须应该兼具道德典范。他所怒不可遏的是，艺术上的轻浮与草率。这就有了余叔岩与他的好朋友孙养农记述下的故事:

我带他去看上海某名角的《四郎探母》，他一听之下，马上离座就朝外走，口中还喃喃有辞，我急忙跟上，问他什么事，他不脱乡音地说:“前后门上锁，放火烧。”我被他说得一愣，就问他:“干什么呀？”“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齐给我烧”，他气鼓鼓地说。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

又有一次，我们一同在听谭富英的《群英会》，那个去孔明的里子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他就跑到台口，一面用手指着一面就骂:“你不是东西。”骂完回头就走，弄得台上台下的人都为之愕然。这种举动，当然不足为法，但是足以证明他是如何地爱护戏剧，而痛恨破坏规矩的人了。

张伯驹是诗人，他不善言谈，甚至拙于文章；而他作诗填词，却信手拈来，尽展其五车之学、八斗之才。在他所有留下的文字里，最多的是诗词，最精的是诗词，最真的也是诗词。其忘年之交周汝昌果然是伯驹知己，周在伯驹身后，为其词集作序时，特意说到北宋晏小山，说：

就中小晏(晏几道)一家，前人谓其虽为贵公子而有三痴焉，语绝可思。我以为如伯驹先生者，亦曾为公子，亦正有数痴，或不止三焉。

周汝昌

周汝昌语，典出黄庭坚之《小山词序》：

余尝论：叔原(晏几道)固人英也，其痴处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旨：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皆负之而不恨，已信之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

以此数“痴”，移评伯驹，亦无不当。伯驹之词，虽浅而挚且有致，虽淡而清而有情，不求与古人合而能与古人合，不求与古人异而能与古人异。近世之人，词之卓然一家者罕有，伯驹居其一也。伯驹更有临终之作《鹧鸪天》，竟纯以气象胜，一洗平生婉约纤弱，堪称绝唱。其词曰：

以将干支指斗寅，回头应自省自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沉着开阔，深挚自然，足证伯驹在其生命结束之际，不仅心安理得，且由“痴”而“悟”，升华到另一番境界，实非寻常词人所得企及。

以伯驹不世之才华、不世之际遇，驽钝如区区我者，研读伯驹生平成就，直似勉力攀登蜀道，纵不敢有丝毫懈怠，犹是兢兢战战，徒嗟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三

我自读伯驹《丛碧书画录序》而兴长叹，其所谓“世传有绪”，付出之代价即《史记》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牺牲，此亦中华文化之最能动人处。

由此思及中国之著名悲剧故事，为营救赵氏孤儿，公孙杵臼与程婴有段经典对话，大意是，舍命救孤与以命养孤孰难？公孙择其前者，程婴取其后者，皆竭其全力完其义，尽其责。

迄至近代，中国遭逢陈寅恪所云之“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历史的舞台，重新又上演了一回《赵氏孤儿》。

当此时也，梁巨川、王国维选择了饰演公孙杵臼，张伯驹选择的则是程婴。当然，在那个年代里，选择做公孙的、选择做程婴的，都各是一大批中国之一流人才，倾其所有，义无反顾。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位程婴。

张伯驹

此种精神感召之下，鉴于张伯驹研究之不足，我自2002年起， 发愿欲为伯驹留下一部信史，亦为自己能在心灵深处建起一座庙宇，以伯驹为偶像，崇之奉之。奈何限于自身水平与条件，积十年之力，阅千万字，九易其稿，草成年谱初编。检视其缺漏之处，自知犹是数不胜数，仅得聊胜于无耳，幸诸方家视之勿以学术相衡也。有云昔日王国维先生灵前，陈寅恪先生系行三拜九叩之大礼；值此张伯驹先生冥寿一百一十五周年，我即以此部年谱，作大礼参拜焉。

2013年5月30日于北通州新华西街新寓

[庚子岁再校后补记]

2013年5月完成《张伯驹年谱》初稿，并且请了挚友孙郁先生赐序，即准备交出版社付印。不料网络迅猛发展，突然又出现了关于伯驹先生的大批资料，张伯驹研究亦掀起一个小高潮，相继推出了寓真先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张恩岭先生著《张伯驹传》等多部著述。作为年谱编纂者，逢遇“高潮”，反而不能迎头而上了，对新的资料需要予以再次甄别确认，只好暂时把年谱的出版停止下来。这是很对不住孙郁兄及各位帮过忙的朋友们的。还有一位对不住的朋友，亦需要正式道个歉，就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家曾永辰先生。

大约是在二十年前，萧乾与文洁若夫妇曾向百花社的董延梅介绍过我。董延梅那时在出版界，如同今日企业界的董明珠，同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董延梅因萧文说项而注意到我，大概是又看了几篇我的习作，然后交代给曾永辰说，“你要去给靳飞出一本书”。这样，曾永辰从文洁若那里要了我的联系方式，与我见了面。

曾永辰说话，与董延梅似的，不绕弯子。曾对我说，“我要你给我写一本能够在书店的书架子上、在读书人的书房里，都立得住的书”。我在文化界，不黑不红很多年了，而且还干着很多事情，诸如制作中日版昆剧《牡丹亭》、担任东京大学驻北京代表处代表，等等。用北京话说，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杂乱无章。对于曾永辰的要求，我没有做到的把握。

其后，遇到“非典”，虽然那时我住在东京，但也闲下来了。于是，用了这个空当儿，完成了《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这本书不是学术性质的，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篇篇幅很长的随笔。我用这本书对董延梅与曾永辰交了答卷，感谢他们的青眼相加。令我感到庆幸的是，《茶禅一味》直到现在还在卖着，陆续也不断有人拿书来找我，要我签上个名字，最近还有店家自己制作了影印本在网上售卖，我也不气，因为这可以证明，没有辜负曾永辰的期许。

也可能是《茶禅一味》的成功，鼓舞了曾永辰。曾永辰又问我，“你还可以写什么?”我说，“我要写一部张伯驹的信史，如何?”曾永辰手臂一挥，很有气魄地说，“好!你马上写!写完就出!”

结果，董延梅退休了，再往后，曾永辰也退休了，我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每隔一二年，曾永辰都会打电话给我，我也自己督促自己，居然十余年倏忽过去。

今逢庚子时疫，我在北京，因为昨岁北京出版社安东先生要我为其“述往”丛书添砖加瓦，我也拖了年余，就想着用这段闭户不出的时间，做这项工作。我把我对于张伯驹事迹的订正，写成了《张伯驹笔记》，交上了差。同时，我顺便也把年谱校正了一遍。

感谢在张伯驹研究方面，任凤霞、寓真、张恩岭等各位专门家都做出诸多努力，特别是寓真先生，其著作披露大量珍贵资料，对于年谱的编纂，大有裨益。感谢王际岳、胡东海、耿直、丁剑阳在疫情期间照顾我的生活，使我可以安心做自己的工作。还要感谢张永和、王志怡、孙郁、吕凤鼎、卢树民、高远东、孙小宁、潘占伟、李斌、陈飞、朱龙斌、王亮鹏、高一丁、张洋、汪润、荃爰、王子溟、吴春光等各位文友及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同人对我的帮助。感谢靳东、果靖霖、李玉刚、余少群四位影视明星列名推荐。2013年的时候，是张洋君帮助我录入电脑并予校对的，这次则是汪润君帮的忙。总而言之，写作与研究工作，貌似是一人单干，其实却是离不开别人的支援的。对于孙郁兄、曾永辰兄的歉意，对于各位帮忙的朋友，我所能做到的回报，就是尽最大努力，让这本书成为一本信得过、读得完、立得住的书。

2020年3月20日于北京新华西街寓所

《张伯驹年谱》书影  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

下文节选自《张伯驹笔记》

张伯驹开始收藏 

文/ 靳飞

张伯驹决意放弃其政治理想以及在军事方面的追求，告别“五陵年少，骏马貂裘”的旧日生活，改以收藏中国书画、创作古典诗词以及学习演出京剧作为新生活的主要内容。

张伯驹

张伯驹的书画收藏，最开始的藏品是清康熙帝墨迹。张伯驹 《丛碧书画录》记有：

清康熙书横幅 

纸本。书“丛碧山房”四字，笔宗柳法。任丘博学鸿词庞垲号丛碧，此或赐庞氏者。为予收蓄书画之第一件，而予所居好植蕉竹花木，因自以为号。

清康熙书横幅

描金黄蜡笺纸。书“嵩高峻极”四字。此为嵩山峻极宫匾额原本。

这两件康熙墨迹应是同一时期收藏，可能时间上略有先后。张伯驹因而将弓弦胡同新宅改名“丛碧山房”，自己亦改号“丛碧”，可见此两幅藏品对于伯驹有着特别的意义。

丛碧山房

张伯驹所云“予所居好植蕉竹花木”，只是一句托词，不可轻信。“丛碧山房”一幅，重在庞垲身世。庞垲，生于1657年，殁于1725年，字霁公，号雪崖，河北任丘人，中举后又以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内阁中书、工部主事、户部郎中、福建建宁府 知府等职。《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之《庞垲传》记其早年故事云：

(庞垲)生有至性。七岁时，父缘事被逮，母每夕祷天。 垲即随母泣拜，无或间也。

另有清人笔记称，庞垲父入狱，其母忧愤而亡。年仅七岁的庞垲哀恸欲绝，感动街巷邻里，众人帮助庞垲将母殓葬。

庞氏幼年际遇，恰是暗合伯驹赎父葬母经历。伯驹以“丛碧”为号，既是以“当世庞垲”自居，亦是以志其自身惨痛家史。

“嵩高峻极”一幅，主要是与袁世凯赠张镇芳寿联相关。无论是袁世凯五十大寿，还是张镇芳五十大寿，都曾以此典入联贺寿。岂料在袁世凯逝后，张家败落之时，偏是张伯驹独获康熙帝题字原件，反成莫大的讽刺。

袁世凯

张镇芳

康熙帝的“丛碧山房”与“嵩高峻极”两幅墨迹，书法均非上乘，唯其对于伯驹之价值，几乎无可替代，冥冥之中，如天注定。

张伯驹《丛碧书画录》云：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伯驹说三十岁以后开始收藏书画，又以康熙帝“丛碧山房”为第一件藏品，自云“人或有訾，笑焉不悔”，颇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意味。其个中复杂情感，也确是不了解伯驹家世者所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