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究竟反不反帝制？

梁氏是不是在根本上反对帝制？

一本史著若能基本不着作者所处时代的痕迹，实只有几位一流高手方能做到，段数稍低的作者则难免落下这样或那样的即时烙印。像孟祥才的《梁启超传》一书，写作年代甚早，出版于1980年，2012年又有修订版面世，其中不乏一些稀见难得的材料。对这本书，豆瓣网友目光如炬，评之为“浓厚的上世纪中叶气息”和“强烈的七十年代特色”。比如他竟说梁启超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下简称《国体》），其“字里行间，跳动的仍然是梁启超那颗忠于袁世凯的赤心。文章的基调是出自肺腑的娓娓规劝，文章的要害则在‘称帝选错了时候’”。

这番议论当然源于作者将梁启超执着地归列于“改良派”，天性软弱，抗拒“革命”，因此字里行间难免失了些分寸，但若对其说“平心论之”，我们或会发现孟氏尚仔细读了文本，不少见解倒还大致与1915年前后的时人不谋而合。

就梁氏本人的材料来说，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其中收录了一封1915年9月1日梁启超给袁世凯的信（《护国运动资料》中亦收了此信，但其注出处为《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待考），信中说道：“启超当此文（按《国体》文）属稿之时，痛楚不能自制，废然思辍者屡矣。独念受我大总统知遇之深，若心所谓危而不以告，殊乖古人以道事上之义，孟子曰：‘齐人莫如我敬王’，启超此文，窃附斯义而已。伏希我大总统宵旰之余，俯垂披览，若其间有一二可采，乞凭睿虑，以定群疑。则启超虽麋顶及躯，岂云报称！扶病掬悃，言与泪俱。”

这段话虽不能证明梁忠心耿耿于袁世凯，因为其实在自视太高，竟然自比为亚圣孟子，可见当时士之“僭妄”到何等程度，实难谈一“诚”字，“忠”更无从谈起，但整封信既然自我定位为“孟子”，袁氏为“齐宣王”，则其“规劝”之意却是不难看出的。所以一笔名为“枫”之人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国体问题与梁任公》的文章就说：梁任公之文出此，群谓透剖，蔑以加矣。然吾独病其三点；其中一点就是“未尝于根本上反对帝制，不过以为宜稍迟耳”。

究竟梁氏是不是在根本上反对帝制，斯人已矣，实不能起于地下而问之。因此我们的提问不妨是：第一，梁撰《国体》一文的文字表现及其背后的心路。对于此问题，现今研究最大的缺陷在于材料均来自梁启超一方的叙述，而基本不见对手方的回应。比如此文是否有更原始、更激烈的版本，据说是有的，但大致都采吴贯因在《丙辰从军日记》中的说法，此日记则出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与之相似的是围绕此文出炉前后的各种小道消息，如袁世凯希望以二十万元巨款贿赂收回《国体》文等，而这些材料又多转自梁启超自撰的《国体战争躬历谈》等文章。这些文章往往意在烘托梁氏自身功绩，真假参半，实情如何莫衷一是。有人即说护国战争道：“滇于平、沪等地，向无宣传活动，而梁（启超）、蔡（锷）则有进步党人为之到处鼓吹，继由任公发表之《国体战争躬历谈》及《松坡军中遗墨跋语》等作宣传，‘躬历谈’出，虽欲辨正，云南又苦外地全无宣传之可能，因此一误再误，遂致沿袭至今。”国民党一系的李宗黄则指出：“云南起义真相，外方人士不明，且受梁启超的宣传”；“梁氏素有文豪之名，既有各种著述，复有宣传机构，掌握一部分政权，易将有利于彼的消息，散布全国。”

第二个问题目前稍稍具备重新解释的可能，即当时和后世各方对《国体》一文以及对梁氏在两次复辟中之行动的判断、评价和解释。对此问题大致要注意三个背景。一个背景是梁氏从清末“论政治”到民初“干政治”的转变。郑振铎说梁与袁见面后，梁从“纯粹的一位政论家一变而为实际的政论家。自此以后，他便过着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为何会“很不自然”呢？要害在于帝制的消亡。若帝制尚在，梁氏无论是“论政治”还是“干政治”都有作为臣和作为士被规定的路径与方向，旁人之评价也难脱这规定的路径与方向。但帝制不在，进入共和，则袁即使已是“终身大总统”，但仍然“人人皆有总统之望”（王季烈语），康、梁等亦不例外。加上梁氏又并非冷对重权高位。1911年11月他已说：“本初（袁世凯）观望不进，今欲取代而之，诚甚易，资政院皆吾党，一投票足矣。”1912年梁启超更是在家信中兴致勃勃地提到：夏曾佑告诉他“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不过当时梁踌躇满志，恰恰忘了这个出自《左传》的典故中还有更多的话，即叶公沈诸梁入楚都平叛，因为“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而披甲戴胄，防备流矢误伤。但有人却提醒他不应如此，这样全副武装会“掩面以绝民望”。此种用典不全的错位正为吴稚晖所说的“梁氏进入民国后是一个‘想化官僚，结果终是官僚化’，然后‘绝了民望’的过程”提供了绝妙的隐喻。

第二个背景是梁氏文章对读者的吸引力。大体说梁氏文章进入民国后对读者仍不减魔力，但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1902年周作人读《新民丛报》是“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到1915年，在浙江一师读书的杨贤江虽然仍在读《新民丛报》，但已是“阅三页而寝”或“寝前阅数页”。同年温州瑞安的前清廪贡生张棡则极不满梁启超选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文登诸《大中华杂志》，直接说“梁氏公然选之登报，吾不知其是何肺肝也”!在阅读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悖论。梁启超等清末名士以其笔锋孕育了对舆论云和景从的大批受众，但这一受众世界一旦建立，则风口浪尖上的名士就渐渐被受众的口味和兴趣所引领，这种状况发展至“五四”就演变为“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在1915年前后则大概初露端倪。

第三个背景则是并未消逝的民初“士林”。1915年前后距离科举废除不过十年左右，期间虽经民清鼎革，但庞大的“士林”依然存在。梁氏以科举的标准说是“士林”之一员，以影响力的标准看为“士林”所盼望和所倚重。因此尽管梁先前流亡海外，从事秘密政治，现今又为“议会政治”中人，但政治要由有“操守”之人来做，却可能是他当时无所逃的桎梏。1912年冬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上指出：“侪辈中，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张，与今日时势不相应，舍己从人，近于贬节，因嗫嚅而不敢尽言者”；又说：“所谓温和派者，忘却自己本来争政体不争国体，因国体变更，而自以为主张失败，甚乃生出节操问题；又忘却现在政治，绝未改良，自己畴昔所抱志愿，绝未贯彻，而自己觉得无话可说，则如斗败之鸡，垂头丧气，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

尽管梁启超认为以上皆“讏词”，强调“立宪党则从未闻有以摇动国体为主义者也。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而何有节操问题之可言耶”？这种自我辩解一方面为日后梁氏写《国体》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并留下回溯自己不忘初心的空间，但另一方面梁氏将“节操问题”如此念兹在兹，则说明“节操问题”或正沉甸甸地在其心上。

梁启超与民初复辟

从以上三个背景出发，我们对梁启超与两次复辟的关系方有一个认知和解说的基础。就1915年复辟来看，梁启超的《国体》文出，以当时梁之影响力和天下人对袁氏称帝事的关注，当然会有群起响应、洛阳纸贵之面相。舒新城即说：“及梁任公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发表，不独他的论据正是一般青年所欲说而不能说的；且能引经据典地说出，无异替青年们伸一口气。最可贵者，是他本是倡言君主立宪的，今亦深切反对改变国体，使共和之成为天经地义，我们阅报室内的阅报者徒增数倍，且有情愿不吃晚餐（因岳麓山交通不便，长沙城当日的报纸，要等上午派遣出去的信差于下午五六时带回）而专读该文的，我于读后并为抄存，那时一般青年对于所谓帝制的心理是可以概见的。”

这段舒新城的回忆虽有夸张，但大致近真。但问题在于以往我们多认为舒新城所说的是《国体》文出现后的唯一面相。其实对于此文，复辟一方当然有反驳声音，如著名的林獬（万里）在《亚细亚报》上就写过驳议。但我们更要注意的是那些同属支持共和、反对帝制阵营中人对《国体》文的种种訾评。像章士钊即撰《评梁启超之国体论》说梁氏“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说并不矛盾，其立论关键在“不问”，即“谓国体为固定之事实，不当问也”，但并不代表梁氏没有资格来“论国体”。在章氏看来“论”与“问”是两回事，此次“国体问题”乃是“谯周、冯道生于今时，稍解政治，粗谙宪典，如此偷合苟容之事，知其犹且不为”，“而况首倡民权大义如任公其人者乎”？因此在“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这一点上，章氏认为梁氏无“贬节丧义之嫌”。

但随即他话锋一转抛出了犀利的问题：“右陈诸点，灼灼甚明，而世之抵排梁先生者，仍嗷嗷不已。而其说倾巧善陷，一若足以动庸众之听者，何也？”对此章士钊的解释特别重要，值得全录于此：

呜呼，如是者有本有原，则梁先生入民国来，一言一动，俱不免为政局所束缚，立论每自相出入，持态每卼臲不宁，实有以致之然也。夫当共和立国之日，身为辅导共和之人，而乃不恤指陈共和之非，其言又为一时所矜重，岂有不为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殆既见之，则又废然。此四年间，观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办报，忽忽而入阁，忽忽而解职，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谈，忽忽而著论痛陈国体，恍若躬领大兵，不能策战，敌东击则东应，西击则西应，苍黄奔命，卒乃大疲。盖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能自动，而与其夙昔固有之主张，相去盖万里矣。呜呼，补苴之术，岂可久长，有谋而需，乃为事贼，梁先生自处有所未当，八九归诸社会之罪恶，即过亦为君子之过，谁肯以小人之心度之，惟以其人于中国之治乱兴衰，所关甚且，如是之举棋不定，冥冥中堕坏国家之事，不知几许。

不过章士钊虽自认说得“狂悖”，但他仍然认为梁氏乃“富有主义之政家大党”。前述笔名“枫”所撰的《国体问题与梁任公》文则评论得更不客气。

此文开始就提出现今之事不能用“国体变更”来命名，不过是“加帝号”而已。因为民国之政治在袁世凯之戕害和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政客推波助澜之后，“共和之实质，其不存也久矣。今日所余者，一空名而已。则今人呼曰变更国体，诚不如我之名曰加帝号者，确切而妥当多矣”。而梁氏的《国体》文不过是认为“帝政非不可改也，特不可于此时改之耳”；“此种论调，谓为拥护共和得乎。吾民诚不愿见有此种拥护共和之文也，且此非帝制善否之商榷，乃加帝号时期之研究”。因此作者作了一个极有回味的比喻，在他看来《国体》文不过是“诸盗伙聚议于一处，而欲图劫一巨室，其间意见纷歧，或以为此时行劫，诸多不便，不妨稍迟，而性急者又主迅速进行之议，两两相持，尚未至解决之候”。

以上是北京、上海等中心之地的著名读书人对《国体》文的一些回应。而地方上的那些读书人或缺乏能力，或没有发表之地来对《国体》文做层层剖析、段段评点，但只要是年纪稍长的读书人均大致熟悉梁氏从清末到眼前的种种行动与言说的多变与善变，因此他们论梁氏就是从他们所见的梁氏经历出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复辟中对梁氏之评价还有一个参照者，即康有为。温州瑞安的张棡就说：“共和立国本非任公平素宗旨，而幡然出山，受袁氏之爵禄，已未免贬其丰节。此次为国体变更，违其言论，因之托病辞职，虽较杨晳子、刘师培等识高一筹，然视其师康南海之超然远引，则抱愧多多矣。”常熟的前清进士徐兆玮则直接说康有为“较梁任公辈葬身政客生涯中，终高出一筹”。这些地方读书人的看法都提示我们，梁氏在第一次复辟中不仅仅只有“护国”之功，亦有“干了政治”之后“时而党帝制，时而党革命”（朱希祖言）的风评跌落之憾，反而是其师康有为以其反袁的“一以贯之”而颇得“士林”肯定。

到两年后的第二次复辟，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则都因介入甚深而渐失搅动天下人心之地位。对此康有为好像不必多言，其实康氏介入“复辟”事仍有相当大的史事考订和解说的空间，待另文详考，那么梁启超呢？我们从张棡的日记中或能得到一些提示，其云：

复辟之事已声销影灭，张勋辫子军溃散，康有为逃遁，张勋亦遁……噫！视国事如儿戏，置一君如弈棋，而其病皆由希荣求宠而来，吾不为张勋惜，吾窃为数十年好为经济，自命圣人之康南海惜也。段祺瑞讨逆文，洋洋数千言，闻是梁任公笔墨，以最相契之师弟，忽反颜而为仇敌，亦儒林中之怪现状也。

这段评点一方面说明无论康有为参与复辟事真相如何，但在不得详情的读书人那里明显不得人心，亦甚不合时宜，但另一方面也印证出“士林”对以公开檄文“谢本师”、以通电讽刺康氏的梁启超也并无好感。他们与以“后跻马厂元勋列”诗讽刺梁氏的陈寅恪形成了呼应。在陈氏看来，通电“诋及南海，实可不必，余心不谓然”（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849页）。这种“心不谓然”的缘由当然很复杂，对此唐振常有一个解释：

梁启超自是一代贤哲，了不起的学者。但是与王国维相比较，似乎就较为缺乏前面所说的寅恪先生所表述的精神。“流质多变”恐怕不一定为先生所取。“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诚然是可贵的精神，然“多变”以至于不可解释，在真正的学人看来，就未必认可。先生少有论梁启超之文，恐非无故。

过渡时代里的“过时人物”

综上，我们可继续讨论的或有两点，一个是读书人究竟为何反袁的问题。我们以前把政治发展看作是一个线性的、有目标的、化约式的进程，同时又有一种政治变迁的潮流感，认为从帝制到共和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多把反袁解释成政治进化过程中的共和与帝制之争。自然当时坚持共和、力抵复辟的读书人不在少数，但因各种其他原因而反袁的也不在少数。有人就指出，筹安会设立后，北京政界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骑墙者。反对者有积极反对者和消极反对者。消极反对者中又有遗老派、名士派和政客派，有趣的是，材料里说梁启超为名士派中“最困难者”，因为其“向来赞成君主立宪”。

其实以上还可以继续细分，如周善培，他就自认为已同清室情断义绝。但他对梁启超说：你不能忘记了你和光绪的恩深义重，“我们讨袁是替大清讨袁，不是替民国讨袁”。这即是反袁理由之强有力的一种——替光绪复仇，乃至为清复仇。

此外还有一种更值得注意的反袁理由，即从袁氏之心术、作为，及这种种作为对于世人、世风之影响出发来反袁。因为不少读书人观民清鼎革，均认之为是袁氏以谲诈之手段逼清室“禅让”于彼，进而他们多以得国不正、多狡善变、手段狠辣之“操、莽奸雄”来类比袁世凯。比如《申报》上风传袁世凯女儿“七龄已许配清帝宣统为妻”的消息时，有读书人就在日记中评论道：“袁氏之奸无异操、莽。操以女许配汉献，莽以女配汉平，然平、献皆不得其终，恐此次一番举动，未知为清帝之福抑祸也。”梁启超自己也说希望袁世凯不要蹈“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可见袁世凯得国不正、多狡善变、手段狠辣之形象颇为深入人心。

由此不少读书人反袁的基点并不在共和还是帝制，而是袁之种种行动对纲纪的涤荡和对国本的动摇。沈恩孚（信卿）在为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写的序言中就说：“余夙谓公、诚二字，为古今立国之长轨。辛亥之推倒满清，易帝制为共和，公之效也。袁氏之阴谋帝制，口是心非，身败名裂，不诚之验也。南北统一之易，未可谓袁氏无功于其间，而授意军人，假托民意，万恶之俑，胥由此作，遂使主夷为奴，下藐其上，防口积威，胁迫而成推戴，讨逆大义，貌袭而为倒戈，迁流所极，纲纪荡然，人心习于诈欺，国本因而斫丧。”

进一步说，“士林”中对读书人在“复辟”中表现的评判亦不完全是以支持共和还是失足帝制为依凭，而是值此政治大变动的关口，读书人能否砥砺气节、言行一致，若出尔反尔、一日三变、顺势劝进，则很可能为“士林”非议。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就说：“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陈寅恪所说的“廉耻道尽”和“极丑怪之奇观”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时报》上缪荃孙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缪为江苏耆宿，“以翰院之资，为东南少微，一题、一跋必存先朝之正朔。虽任清史编修，而书局自随，时与遗老通声气，盖犹在仕隐之间”，不料当“国体投票之日，垂辫以往。齐巡按提议劝进电文属稿之人方推某公，某公之字甫脱出口，而此东南少微已自袖中出一折，端楷敬书劝进之文。全场吁叹，以为此无异陶谷之于宋太祖也，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对此有人发评论说：“白首老翁，有何希冀而觍颜为此，我真不解！”

第二个问题是复辟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往勾连复辟与新文化运动多爱从复辟对新青年造成的心理刺激来立论，即所谓“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的连接，而少见复辟所造成的梁启超一系影响力的衰落。新文化运动有其北大——《新青年》之主流，亦有以研究系为主体、《晨报》《时事新报》为言论机关的支流。这一支流曾试图让新文化运动另起灶炉，别建正统，以梁启超为首撰写了大量试图吸引新青年的政论与时论。但与清末相比，他们的努力似未能拓展出和当时一样的巨大声势。这表面上源于此时的梁启超“抛弃了他所自创的风格，而去采用了不适宜他应用的国语文之故”。但深层的原因则与梁启超在两次复辟和之后各种政治变动中的表现有关。诚如舒新城所说：“梁先生等握着南北的两大言论机关——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鼓舞着一般青年，同时也想把握着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种新的势力。不过他们对于新文化之努力，不完全是由于内心苦闷所发出的呼号，而有点‘因缘时会’，所以在言论上是附和的，在行为上则不大敢为先驱。这不是他们有意如此，是被他们的‘士大夫’集团先天条件规定着不得不如此。”

舒新城作为梁氏集团的大将，对于自家圈子“士大夫”特质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进入民国后，梁氏和其左右一方面难脱“士大夫”特质，而减退了其对新青年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们的实际行动又经常悖离这种特质，这使得他们又在“老新党”那里大大失分。这种吊诡的情形遂使得梁启超和他的朋友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他们意图大干一场，操弄时势，但却被虚幻的潮流和莫测的时势所抛离，渐渐成为了过渡时代里的“过时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