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从奥斯曼帝国到“新奥斯曼主义”：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2）

【导语】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昝涛在2020年9月7日为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所做的讲座《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模式”》整理修改而成。

三、土耳其共和国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与态度 

那么，土耳其共和国和崩溃消亡了的奥斯曼帝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人们在冷战后对全球化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人们对全球化主要还是持一种很乐观的态度，这应该是主流。跨国公司、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感觉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外，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大阵营的对立局面不复存在，原先被更加宏大的意识形态所笼罩的一些思潮和运动，比如说民族主义、宗派主义、激进主义等这些问题，又变成了人们所关心的重要议题。亨廷顿警告人们不要陷入到“文明的冲突”中去，真可谓一种前瞻性的思考。

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领域则开始重新反思帝国历史，这在广义上被称为“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中文学界也有一些感受，主要就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有一个被定名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流派，这些年，因为各种炒作，这个事儿已经不再局限于纯学术领域了。实际上，在我看来，“新清史”和学术研究的“帝国转向”应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此外，对大英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的历史研究也有相似的情况，也都是在同一个学术脉络里面，而英帝国史研究很可能还是开风气之先的。

让我们回到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想，大致上是可以按照如下的思路来梳理。

（一）共和国初期对帝国遗产的实用主义态度

土耳其共和国对帝国遗产采取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请注意，当你说一个人对某事物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的时候，他的说法、做法和想法之间往往可能是有距离的，也就是不完全是一致的）。在土耳其，从民族主义的立场看，奥斯曼帝国也被认为是不好的。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立场下，会把奥斯曼帝国视为强加给土耳其人肩上的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因为这个帝国虽然曾经不可一世，但总是秉持某种扩张主义，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扩张主义并没有为土耳其民族带来什么好处，带来的只是额外的负担，是土耳其民族身上的越来越多的军事、财政、防卫的负担。所以，土耳其民族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它暗示，只有当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时候，只有当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为自身的民族独立而战的时候，土耳其人在历史上终于头一次为自己流血牺牲，土耳其民族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叙事。

这样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逻辑是内敛的，也是现实主义的，用凯末尔的话来说，土耳其人不能再去想入非非，那些不能用刺刀捍卫的领土，就不是土耳其民族的领土。东欧巴尔干、克里米亚、高加索还有阿拉伯地区，显然是土耳其人不能掌控的。实际上，早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其所呈现的颓势已使其无力去维系帝国的领土完整了，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对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以及泛突厥主义都进行了批判，这些都是扩张主义的不同形式。

说土耳其是实用主义态度，主要是考虑到土耳其已经没有什么国力了，否则，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对当时的土耳其人来说，帝国已经不可能复兴，能够把小亚细亚这块领土保住就不错了。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失败，之后土耳其的领土实际上在当时都被不同的势力所觊觎，或者说即将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是在这样一种危机形势下取得胜利的，革命的胜利果实的确是来之不易。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对奥斯曼帝国实际上采取了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态度的最重要原因。

回溯来看，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在情感上是一个硬剥离的过程。在当时，无论过去多么伟大，都已经不可能再回来。奥斯曼帝国在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导致帝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帝国治下的欧洲部分、阿拉伯部分都脱离了帝国的统治，所以可以说土耳其算是帝国被“剩下的”部分。在这部分领土上的人主要是讲土耳其语的，那这些人的命运何去何从呢?当时，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里面讲了，他说讲土耳其语的这批人也可以实行民族自决，也就是建立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

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对过去的帝国“遗产”是要批判的。另外，后文我们会说到，土耳其共和国还要进行现代化、世俗化的进步主义改革，帝国也就被说成是传统的、落后的，它力主的改革也是失败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土耳其也是排斥奥斯曼帝国的。无论是从疆域领土角度的实用主义，还是从走向现代的进步的理想主义来说，土耳其都是排斥奥斯曼帝国的，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很长一段时间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

另外，土耳其还要处理跟周边国家的关系，那就更不宜去提奥斯曼帝国的伟大了，这个方面还是要“遮遮掩掩”比较好。因为，你提起来的伟大，就是别人的伤痛之处，是被土耳其人实行了“黑暗的”、压迫性的异族统治。

可以说，在土耳其，长期以来对奥斯曼帝国是一种比较“尴尬又含混”的态度，这跟当下埃尔多安对奥斯曼帝国那样一种积极的、张扬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二）作为土耳其民族荣耀的奥斯曼历史

上述土耳其对奥斯曼帝国的实用态度，并不妨碍其将奥斯曼帝国的荣耀进行“土耳其化”。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确实有一些历史的偶然性和运气在内。它能够在当年那样一种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胜出，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涉及以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无法否认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强盛和伟大，当然创建奥斯曼帝国的这群人也就在逻辑上很伟大，那这群人是谁呢？又是谁能够继承伟大的祖先留下的伟大遗产呢？这就是所谓的奥斯曼帝国的起源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只是关于已经不复存在的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纯粹的历史问题，还是一个与现代人的历史记忆之争有关的敏感问题。当然，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特别不一致的。

在西方学者那里，曾经有两种重要的关于奥斯曼帝国起源的理论，一种说法是，在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过程中基督徒（或希腊人）因素非常重要，奥斯曼人主要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另一种说法是所谓的圣战征服论，也就是说，奥斯曼人的征服之成功受到伊斯兰宗教热情（“圣战”，gaza）的鼓动，是穆斯林对异教徒的战争。对于第二种说法，土耳其人没有怎么关注，而对第一种说法，土耳其民族主义学者则特别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通过学术研究，强调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来自内陆亚洲的、说突厥语的游牧部落创立的。因此，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起源这一问题，跟土耳其的民族感情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不只是在帝国崩解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民族国家的问题。其民族认同、民族身份也在发生重要的转变。过去不怎么被认可的土耳其/突厥的元素，现在就——承接帝国晚期已经出现的民族主义——上升为一个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核心所在。在共和国建立前后，已经出现一个所谓“土耳其主义”的民族主义潮流。所以，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之间存在身份上的转换这个问题。前面提及到底谁要去继承这个伟大帝国的事业，与此同时，从过去帝国认同到现在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认同，又存在一个断裂，所以说，这个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这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帝国现在已经没了，但是过去的帝国又那么伟大，难以被否认，至少它经过几百年征战，占据了这么大的版图，长期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这一历史功绩，要归于谁呢?

我们是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讲奥斯曼帝国，因此，我们要讲的是土耳其人和帝国身份/认同之间的这种矛盾的纠葛。但是，土耳其周边国家的主要舆论，除了一些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严肃的学者持客观中立态度、靠档案资料说话外，大部分还是被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主导的。就是说，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基督徒，他们对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评价都主要是负面的，说那是异族统治、奴役与黑暗的时代。所以，提到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正面的东西。这符合他们各自民族主义的逻辑，因为只有这种叙事才能够来为后来自己民族的抗争、独立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

因此，其结果就是，现代土耳其人不得不以大约7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去独自继承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征服遗产。周围的族群、民族国家和人民，几乎不把奥斯曼帝国作为自己的一个正常的遗产来看待。尽管历史上毫无疑问是它们的遗产的一部分，但是精神上却是对它有一种拒斥的。土耳其共和国则不得不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唯一继承者。就是说，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干的那些“大事”，大都被认为是土耳其人干的。

当然，在学术界，上面提到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立场正在被纠正，但是，学术界要想传播并影响普遍的舆论，还是有一个很长的距离要走。

（三）“新奥斯曼主义”的提出

在外交上，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秉承“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原则，某种意义上实行了“孤立主义”。土耳其在二战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参战，作为中立国艰难而巧妙地维护了自身的主权。到二战以后，土耳其就完全投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当中，并在20世纪50年代加入北约。二战结束后不久，威权统治也在土耳其结束了。冷战时期，土耳其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个前沿阵地国家，是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的前哨。

到冷战结束，土耳其失去了它的上述特殊地位后，就不得不去重新考虑其战略定位。我们知道，在厄扎尔时代其实已经有了“新奥斯曼主义”的提法。但须知，今天土耳其人是不怎么提“新奥斯曼主义”的，主要是西方人总提“新奥斯曼主义”。在厄扎尔时代，主要考虑的是要改变土耳其人长期作为西方阵营铁杆盟友的单一定位，因为西方国家这时对土耳其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多了。随着多极化时代的降临，土耳其就不得不改变单方面亲西方的战略定位，走外交多元化或多边主义的道路，尤其是要考虑如何发展与周边伊斯兰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关系，包括土耳其在80年代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经济政策，也必须考虑原料来源地和市场的问题，这样，它在外交和经济上就都不能忽视周边地区形势。

在土耳其国内，在新形势下，就出现了如何对奥斯曼帝国历史重新评价的问题。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厄扎尔时代就出现的“新奥斯曼主义”，另外，1999年，土耳其举行了一次非常引人注目的活动——庆祝奥斯曼帝国建国700周年（一般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建立被追溯到1299年）。这意味着土耳其改变了对奥斯曼帝国的评价和态度。所以，要说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意味着什么，还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

（四）当代“土耳其梦”中的奥斯曼记忆

在当代土耳其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中，也有意识地使用关于奥斯曼帝国之过去的历史记忆。几年前，我曾经论述过土耳其有一个所谓的“土耳其梦”，而这个“土耳其梦”有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百年梦想”。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2023年，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这个百年梦想包含很多非常具体的目标。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到2023年土耳其能够进入到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当前距离2023年已经没有几年了，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土耳其不太可能实现预期目标。但“进步”这个事儿有时候是相对的，还有两年的时间，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第二个层次就是所谓的“600年梦想”。这个600年是怎么计算的呢?这就非常具有历史含义了。这个“600年梦想”是从1453年算起的，“600年”就是到了2053年，大体说就是本世纪中叶。埃尔多安政府对这个“600年梦想”并没有制定具体的衡量指标，总体目标是要达到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所拥有的声望程度。1453年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历史的一个顶峰。1453年的象征意义，既含有某种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关系的一种隐喻，又有土耳其作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的夙愿。年经济总量要进入世界前十，到2053年，埃尔多安的说法是达到奥斯曼帝国那样的一个声望水平，当然是奥斯曼帝国极盛时代的水平，肯定高于2023年的世界前十吧。现在土耳其官方很热衷于每年举办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纪念仪式，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第三个层次就是所谓“千年梦想”。这个其实是从1071年算起的。塞尔柱突厥人1071年在土耳其的东部地区（曼齐刻尔特，在今土耳其凡湖的附近）战胜了拜占廷帝国，俘虏了其皇帝。一般在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会认为这一年是小亚细亚或者安纳托利亚地区土耳其化的开端。因为，从那之后拜占廷的势力收缩，而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力量不断增强和涌入，这为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实也是土耳其民族形成的开始。所以，土耳其人把1071作为“千年梦想”的起点，那么，到2071年会怎么样呢？埃尔多安也希望土耳其人能够去畅想更加美好的未来，到那时候，现在这一代领导人不在了，他鼓励土耳其人努力生育能够实现千年梦想的一代人，埃尔多安长期以来的目标就是一个土耳其家庭生三个孩子，现在土耳其的生育率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增长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土耳其人口有8000多万了，而且平均年龄比较年轻，老龄化这个问题暂时还不是土耳其需要担心的。

总体来讲，土耳其领导人擅长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为一些当下的政治诉求提供某种历史的荣耀感、激情或合法性。当然，他们最终目的是把自身也安放到那个被重构的伟大历史进程的脉络里。埃尔多安在演讲中，喜欢强调自己走的是这样一条继往开来的路，通过把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和线索串联起来，然后把自己嵌入进去，当下的伟大性就不言而喻了。埃尔多安在演讲中曾经说过，“我们的道路是苏丹阿斯兰的道路，是奥斯曼加齐的道路，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道路，是苏莱曼大帝的道路，是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道路，是阿德南·门德列斯和图尔古特·厄扎尔的道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有着奥斯曼帝国留给它的丰厚的历史遗产。我们国家也有来自传统帝国的遗产，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如果跟奥斯曼帝国做一些比较，就会发现，的确，我们对帝国的继承和土耳其人对帝国的继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表现就是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曾经地跨欧、亚、非三洲，而且它延续600多年，其时间比我们任何一个秦以后的中国王朝都要长，但这个奥斯曼帝国最终灰飞烟灭了，在它的领土上出现了几十个民族国家，而现代中国对传统帝国的继承，延续性更为明显、继承性更突出。

（整理人：吴奇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引用、转载本文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